5月10日，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新书《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召开。会议由周其仁主持，参加研讨会的有江小娟、秦晓、荣敬本、唐宗焜、汪丁丁、王一江、谢平、杨大利、杨瑞龙、胡大源、宋国青、姚洋、张帆、赵耀辉等人。

一
林毅夫首先简要介绍了该新书的主要内容和思路。国有企业改革是目前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企业的一般性质。现代企业规模巨大，资金需求相应地扩大，高额投资在获得很高的预期投资报酬率的同时，也要承担比以往大得多的投资风险。为了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并且分散风险，企业的所有者人数增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每个企业所有者人数的增加，所有者直接管理就成为一种成本高昂的行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开始分离，因而委托-代理关系就出现了。但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所有者的目标函数是其投资报酬，即利润的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是其自身工资和消费最大化。由于这种不一致，经营者可能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达到个人享受的目的，也可能通过增加或多报成本的方式侵蚀企业利润，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经营者运用手中权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制度设计，使二者的目标函数达到一致，在使出资者的投资回报最大化的同时使经营者的收入也最大化。但在制度设计时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经营者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生产、库存、销售和管理等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加实际经营，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否则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这样经营者可能通过低报收入、高报成本的方法侵吞中间差额。第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责任不对等的问题。现代企业资产规模很大，但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恶劣后果所承担的责任十分有限，最多不过是个人信誉、财产或自由的丧失，这与所有者损失的资产相比就十分不对称了。这种不对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这使经营者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采取过度风险的投资行为和掠夺性经营行为。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所有者直接获得信息，直接监督经营者的每一个活动，但这种方式成本太大，不可行。第二种是所有者间接获得信息。从西方股份公司的历史来看，尽管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带来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但现代公司制度并没有竞争不过私人独资公司，这是因为有各种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市场竞争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种平均利润。将企业的实际利润与之相比较，就可以使企业经营状况得到充分反映，从而使经营者的素质和努力得到适当的评价。平均利润成为考核和监督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实际利润高于平均利润，就意味着厂长经理的行为是规范的并且有能力，应给予激励；反之，则给予处罚。这样根据平均利润和实际利润比较建立起来的奖惩制度使经营者和所有者达到激励相容。并且，市场竞争下依据平均利润指标对经营者的奖惩有助于形成经理人市场，使经营者也面临优胜劣汰的压力，激励机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靠充分信息对经理人员进行奖惩是事后才进行的。如果经理从事具有过度风险的行为，由于高风险可能带来高利润，所以企业利润会高于平均水平，经理会受到奖励；但一旦失败，由于责任的不对等，作为出资人的所有者对恶劣的经营后果所要承担的损失比经营者要大得多。所以，仅有外部治理，还不足以避免经理人员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有必要设计一个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执行一系列必要的事前监督。在当代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内部治理结构，它们在内部监控上各有作用，但都不能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的公司环境中。并且，任何一种内部治理结构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间接控制及其提供的实施监督的充分信息，都不能单独奏效。因为再好的财务会计制度都只知道用了几个人，付了多少人工成本，但究竟是否该用这么多人，还要比较外部情况，所以需要市场竞争来提供具有可比性的外部类似企业的情况进行参照。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各个方面都没有自主权。这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因为我国资金稀缺，但劳动力充裕，所以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报酬率要低于资本要素的边际报酬率。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了发展重工业，人为扭曲了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物价。虽然必须利用计划以行政的方式来分配资源，由于宏观政策的扭曲，企业的盈利或亏损主要决定于它所面对的各种投入和产出的价格，而非它的经营好坏。而以计划取代市场后，竞争被取消了。因此也就产生不了行业的平均利润。在此情况下，如果给予适当自主权，就会造成企业多吃多占，侵蚀所有者即国家资产、利润的情况。为了保证宝贵的资金流入并停留在重工业领域，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国有资产被侵蚀和剩余的流失，只有剥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国营企业所需的投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由政府无偿拨付，所生产的产品及其规格、数量和产品的调拨和销售由政府计划决定，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全部核销，这是在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下为克服信息不对称而选择的次优模式。这时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分配剩余，但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所以缺乏积极性。改革以后实行放权让利，企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企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但上缴利润反而下降，这又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仍面临着一系列传统发展战略遗留下来的政策性负担，缺乏与其他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因而平均利润就不能成为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克服，激励不相容的难题也就无法解决，所以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就不可避免。其结果表现为企业亏损的增加和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企业可以将亏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要求政府继续给予补贴和保护。没有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行业平均利润作参考，放权让利会带来原有体制下防止的问题-经营者多吃多占企业利润和资产。

真正使现代企业有效率的是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机制能完善企业外部环境，形成平均利润指标，克服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以平均利润指标考察企业厂长经理经营的绩效，设立奖惩人事制度，使二者达到激励相容；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克服责任不对称。改革以来，市场竞争条件不断出现，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天生就无法竞争或不公平的地位，这是由于国营企业有政策性负担，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 资金过度密集； (2) 部分经营领域仍然存在价格扭曲； (3) 背负着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 (4) 严重的政策性冗员。这些政策性负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减少了企业的收益，也使企业有借口把经营性亏损说成是政策性亏损，使经营者能逃避责任，还能继续向国家要补贴和低息贷款。所以国有企业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消除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平均利润真正成为反映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指标，帮助所有者监督和评价经营者的业绩，设立奖惩制度；在此前提下，企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哪一种内部治理结构更加符合我国企业实际，从而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式的企业治理结构得以形成和发展。

 二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王一江教授对该书进行了主评。

他说，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意义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管理竞争理论。这一理论将长期处于理论界讨论的中心地位，是引发讨论的思想。现代经济学认为各种经济问题都是由信息问题引起的。这本书强调信息的重要性，从信息不对称问题出发，引出市场竞争机制在提供充分信息指标上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消除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竞争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优先地位，其方向和思路是正确的。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合著的前一本书《中国的奇迹》说，国家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市场下的选择不同，要发展重工业，就需要一个超市场的机构，来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这本新书讨论市场竞争的重要地位，因而现在要找回市场，但到底恢复多少个市场为好?如果找回了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而控制住产权市场，是否能达到最优均衡。最优均衡要求所有市场都均衡，如果缺少一个市场(产权市场)，其结果是否会比计划经济下一个市场也没有的情况好?

与会者对林毅夫等所著新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抛开产权问题、公有私有的问题，从竞争入手，这对现实改革的思路很有意义。用平均利润把企业内外部信息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又进了一步。全书思路明确，逻辑清晰。

与会者认为，该书提出的新理论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他们提出的问题主要有：

1. 产权问题
产权重要还是市场竞争重要，企业治理结构和产权是否无关，能否离开现有的产权关系给出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营者的业绩?

2. 国有企业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
政府承担着很多其他的社会责任，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可能是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最后的委托人是否有动机把国有企业经营好，政府作为委托人如果偷懒怎么办?

3. 平均利润指标问题
平均利润在实际中是否真的存在；如果以平均利润为考察指标是否会产生逆向选择，使创新行为被削弱；平均利润指标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是否能找到更好的指标体系如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经营指标的横向比较、投资回报体系来考核企业的经营状况?

三
林毅夫最后对与会者所提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他说，强调竞争问题，并不是说产权不重要。本书的着眼点是现有国有企业怎样改革的问题。目前谈产权改革主要谈激励机制。没有市场竞争，不管内部治理结构怎么改革，仍然不能解决信息问题。结果加强了经营者的自主权，提高其激励，就要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减少了经营者的自主权，减少了利润、资产的流失，但又要挫伤经营者积极性。

他说，综合竞争力的最终目标还是长期的利润率。创新能带来一段时期的垄断利润，经营者会因此受到奖励，所以不会发生“逆向选择”。

林毅夫最后说，本书的主要思想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优先于产权市场，改革不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而是充分竞争问题。写这本书和开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将新思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以便进一步完善，同时也是为了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他感谢与会者的发言，并表示将进一步研究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

（秦琦、张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