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拉森(Flemming Larsen)先生于5月5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作了学术演讲，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并就世界经济前景和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与分析发表了看法。在拉森先生演讲之前，他的助手法肯内(Paul Falcone)先生简单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森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世界经济展望》

拉森先生首先介绍说，《世界经济展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刊物，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成员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刊物。

该刊对经济前景和政策的预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部门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的产物，资料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通过与成员国进行商讨收集到的。这些商讨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区部门会同政策发展与评论部门完成的。目前该刊每年出版两期。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于1997年5月出版，其中心议题为“全球一体化： 机会与挑战”

二、世界经济前景

拉森先生介绍了他们对世界经济前景的预测。1996年全球经济发展迅速。1997年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运作良好。经济增长的走势强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普遍较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近年来有很大的降低，例如中国近几年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较低的通货膨胀是未来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估计在未来5年中，全球国内实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4.5%，高于1970～1996年的历史平均水平。这是因为，第一，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二，日本和欧盟经济在若干年的不景气后开始复苏；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猛。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在实际中会有一些波动。稳定地增长需要控制通货膨胀、防止货币和金融及利率的大幅度波动。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建议一些国家采取谨慎的和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拉森先生谈到，货币基金组织常用的一个概念是产量缺口，即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的差异。潜在产量是在通货膨胀比较稳定时的产量。在主要工业国家中只有美国和英国接近经济过热的边缘，应该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其他工业国家仍然存在产量缺口，在近期不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发达国家国内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将使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有所减少。因此，世界金融市场的利率会有所提高。过去几年中，汇率发生了剧烈波动，日元急剧升值后又下降过度，美元升值，马克和英镑的汇率也发生了波动。汇率变化大多是对需求压力的反应。估计未来的汇率变化趋势将发生与目前趋势相反的变化。

三、全球一体化问题

拉森先生着重讨论了全球一体化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不仅关系到发达国家、而且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有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他们国内的失业和工资问题是由于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工业国家(包括中国)出口商品和劳务所造成的。这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分关心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发达国家中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下降，由1970年的28%下降到1994年的18%。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品市场的份额增加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进行贸易会影响本国的就业，特别是低技术工人的就业。这是一些发达国家想把中国排除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的主要原因。《世界经济展望》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经济研究，结论是：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出现失业的根本原因。研究表明，真正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只需要雇用较少的工人。同时，由于制造业技术进步和装备水平的提高，也给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大多数工业国家都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有趣的是，这种“非工业化”的现象在许多新兴工业国，如香港、台湾和韩国，也出现了。

拉森先生接着评论了“不同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使得高收入国家的工资下降”的观点。他指出，如果实证经验支持这种观点，工资的变化就会从贸易价格上反映出来。观察应为： 从低收入国家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的价格比高收入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的价格要低。但事实正好相反，高收入国家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这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影响要比贸易的影响大得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贸易不是发达国家工资变动的最主要因素，它仅仅对一些部门有影响。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对于老的工业化国家来说，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限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愚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政策建议是改进职业培训和教育，采取政策措施使收入更平均地分配。拉森先生接着谈到为什么全球一体化并没有给所有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的问题(例如一些非洲国家并未像东亚新兴市场经济那样从全球一体化中得到好处)。他们的研究说明，原因并不在于全球一体化，而在于这些国家的政策不当。政策不当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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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森先生的演讲结束后，听众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全球一体化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但同时许多旧的发达国家却纷纷转向地区经济集团化，全球一体化和地区集团化是否有矛盾?拉森先生回答说，二者在理论上有矛盾，但事实上不矛盾。一边是乌拉圭谈判促进全球的自由贸易，另一边是地区贸易壁垒，两者同时并进。资料表明，90年代的世界贸易相对于世界产出的弹性比70年代和80年代的水平都要高，尽管该弹性在1996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水平。这说明贸易壁垒没有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从结构上看，处于贸易集团之外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大大增加，这说明贸易集团对集团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的影响不大。

林教授的第二个问题是： 全球一体化的合理性在于各国有比较优势，但如果条件相同的发展中国家都开放国内市场，进入世界市场，是否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获益?拉森先生回答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贸易就是发生在结构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统计资料表明任何国家的比较优势都不会和另一个国家完全相似，而且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一国出口的增加对其产品的进口国也是有利的。贸易能使所有国家都受益。

林教授的第三个问题是： 在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急需经济改革以摆脱传统的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渐进式的改革，一种是所谓“休克疗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赞成“休克疗法”的，这两个组织的观点被称为是“华盛顿共识”，但由于东欧改革的失败，最近“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受到批评。请问拉森先生支持哪一种方法?拉森先生回答说，渐进式改革在中国是起作用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休克疗法”这一概念的提法不恰当，带有贬义。他认为，正确的区分方法应该是“全面的、有计划的改革”和“零敲碎打的改革”。拉森先生以印度的改革为例，说明零敲碎打的改革难以奏效。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不是渐进式改革的结果，而是全面的、有计划的改革的结果。林毅夫教授最后评论说，用“全面的、有计划的改革”和“零敲碎打的改革”来归纳中国的改革是不恰当的，这个问题应该归结为是“由政府设计的改革”还是“自发性改革”的问题。中国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政府允许自发性改革的结果。

有听众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更关注东欧和独联体而不是中国，近来有何变化?拉森先生的助手回答说，中国已经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中国是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有效的国家之一。

拉森先生对听众提出的其他问题也一一作答。

（张帆等人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