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第27期(总第107期)关于通货紧缩的定义、成因及对策的不同意见

发布日期:1999-09-02 08:0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关于通货紧缩的定义、成因及对策的不同意见


1998年7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与北京大学出版社为庆祝《宏观政策调整和坚持市场取向》(宏观组1999论文集)一书出版,共同举办研讨会,探讨通货紧缩与反通货紧缩问题。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通货紧缩的定义
一是将通货紧缩视同于物价下降,即物价普遍持续下降的过程(余永定、胡鞍纲等)。
二是认为通货紧缩包含但不仅包含物价下降的因素,应结合“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以及伴随着经济衰退)”来考察的观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等)。
三是认为通货紧缩有“两个标准”,即价格持续负增长与实际增长率持续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张曙光)。
对于通货紧缩的争论,余永定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通货紧缩的定义在80年代就有争论,关键是通货紧缩是否包含了货币量大小的问题,但意义不大。中国的汉语“通货膨胀”谓指货币量太多,其实是中英文的混淆。丁宁宁则提出,在中央已接受通货紧缩的的情况下,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可不必争论。
二、对中国和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的判断
在对中国是否存在通货紧缩的问题上,与会专家基本达成一致,即认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或者至少是有通缩的压力,但在对通货紧缩的程度判断上有不同意见。
一是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胡鞍钢)。
二是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易纲指出,不能光用1997年以来物价下降了多少来说明问题,还要联系1992-1994年物价的大幅度的上升来考察,才能把握通货紧缩的程度,也许用物价下跌来描述中国当前的现象更为合适。
关于全球性通货紧缩。胡鞍钢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观点,提出已出现全球通货紧缩。郑京平认为此论得不到数据支持。首先,去年绝大多数国家的CPI是上升的,其中发达国家1.6%,发展中国家10.4%,转轨中国家20.8%。其次,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势头已经减缓。另外,价格水平涨幅降低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较低,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促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这和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有本质的区别。
世界银行的王燕强调国际资本流动对不同地区物价有不同影响。在资本流入的国家是通货膨胀,在资本流出国则是通货紧缩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国家,由于资本大量流出而出现通货紧缩。
三、对通货紧缩成因的探讨
对于通货紧缩的原因,专家们的意见分支最大。会上分别出现了“宏观主因论”、“微观主因论”、“中观主因论”以及“复杂成因论”几种看法。
“宏观主因论”的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与宏观政策的失误(反通货膨胀的代价、反应迟缓)有关(胡鞍钢)。
另外一种观点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国内资本大量外逃对物价的影响(王燕)。据估计,中国每年流出的资金非常巨大,资本外逃程度甚至比俄罗斯还要严重。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从企业作为直接的生产者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货紧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不想承担计划经济的错误和改革的错误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不断将改革成本向居民转移,因而打击了消费信心所致。
相比之下,更多的人倾向于“微观主因论”,但强调的角度有不同。
余永定通过一个模型,证明中国的通货紧缩和企业的持续亏损相关(但不排除许多其它因素)。易纲指出中国通货紧缩的根源是是“赢了归自己,输了归银行(财政)”的投融资制度,以及国有企业等微观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立群认为通货紧缩和物价的持续下跌是由于我国在生产高速增长基础上发生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重新调整。
“中观主因论”主要由陈平所提出,认为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关键是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状态后出现严重的结构问题,不得不进入重大调整阶段。
另外的一些观点很难简单地归结于以上三种,因此归为“复杂成因论”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米建国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是内生性的,真正的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消费结构、供给结构、技术结构、二元结构、投资结构等等的不合理。
郑京平反对笼统地谈论通货紧缩的原因,主张按产品细类具体分析。他将CPI 16个月的下降分为五个阶段,发现:1.衣着类从1994年以来始终低于总指数。2.娱乐教育类除1996年1月到1998年12月高于总指数以外,一直低于总指数。3.从1995年12月开始,医疗保健的价格涨幅超过了总指数。4.服务类、居住类、医疗类价格始终为正增长。得出结论,如果把食品类价格(占消费价格的45%-50%)从消费指数中扣除,现在的价格指数仍然是正增长,而不是负增长,因此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食品类价格下降。
四、关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
1、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胡鞍钢提出治理通缩需要广泛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包括扩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资,放松利率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相比之下,吴敬琏、易纲和米建国等虽然不否认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运用,但更为强调扩张政策的局限性。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高级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bel)博士指出,目前刺激内需主要针对城市,但从去年的数据看,农村消费增加1%,城市增加11%。因此,再刺激城市的消费没有多少必要,而农村的消费是个大问题,应该刺激农村消费。
左大培对FDI能够扩大总需求提出质疑,指出在通货紧缩下,只有一种情况是如此:即外商拿资金,但不进口设备,这还要考虑它对挤出中国投资的效应到底有多大。
2、扩大内需的供给政策
吴敬琏提出了一个与需求管理政策并行的供给政策,包括:(1)贯彻“放小”方针,消除对非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歧视性政策,努力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2)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3)进行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重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4)认真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
3、政府举债支付改革成本并加快改革
任志强认为当前治理通缩,关键是要用国家大量举债以支付改革成本的办法来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同时推动政府改革,以解决居民预期。
4、以金融改革改革促经济回升
陈平提出,为对付通货紧缩,银行改革是关键。首先应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建立信用制度,然后收所得税,进行国有企业的结构性调整。中国将不是回到罗斯福新政,而是要进入21世纪,实现小政府,开放性和竞争性。
5、各项政策应该讲求协调
专家们提出,治理通货紧缩,宏观政策调整时期仍然要强调坚持市场。特别是短期的宏观政策不应与长期的体制目标相矛盾。张维迎认为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制度原则,不应为短期的事情,破坏一个组织的长期的功能,并直言批评了用股市来“刺激总需求”的做法。
张曙光分析了中国当前通货紧缩所面临的体制和政策的矛盾,批评当前实施反通缩有重政策不重体制的倾向。
米建国指出,必须加大改革力度,解决体制性问题。
专家们还谈到短期和短期政策也要协调,相互之间不能矛盾。像去年的增加税收和扩大内需的政策就有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