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五周年纪念专题讨论·中国经济世纪论坛（之一）
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之际，中心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举办三场专题讨论会，吸引了北京和外地近二百位学者和学生参加。三场讨论会的题目分别是“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与战略”。现分三期予以报道。本期报道第一个专题讨论会。

在讨论会开始之前，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首先致辞。他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希望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有那么多重要的问题，不论是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需要我们来努力。在过去五年当中，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对改革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不见得都一致，包括中心的老师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也存在共同和不同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都抱着为中国的发展作贡献的心情，求同存异，把问题提出来讨论，就会对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本着这种心情，我们举办这个纪念活动。在此感谢大家对中心的支持。你们对中心的支持也是对中心的期望和鼓励。

讨论会由张曙光教授主持。他祝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他说，中心成立5年来，作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国内经济学界一个研究的中心，不管在教学还是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今天祝贺中心成立五周年，并希望在十周年时北大中心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首先发言。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碰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尽管市场经济进展到现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现在采取的许多宏观经济措施还是政府主导的，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国企解困、债转股、开发大西北、发债1000亿、配套贷款1000亿、限产压库等等。这些宏观政策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前提，政府是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上，这个前提本身不存在。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信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资源来确保经济运行逼近多重目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比方说总投资、总消费、总股价、总价格水平、总储蓄，政府目前也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总量和速度。

第二个观点是有关金融改革的。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是，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活期存款利率已经只有1.9％。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第四个观点是有关债转股的。这也是目前金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据说到北京的每一架飞机上总有一个人是奔债转股来的。现在两种人到北京，一种是奔债转股，一种是贴息贷款，都不奔上市了，因为人们知道上市现在很困难。所以说，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下，有什么新政策，马上就有一些人来跑政策。利用债转股减了国有企业的亏，那也是假的。因为那是拿银行应收利息补贴的。国家统计局的表上，没有多出一分钱来。债转股转了2000亿，少付利息200亿，国有企业转亏为盈多了200亿，银行少收200亿利息。总量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第二，债转股后，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不一定好转，因为不管谁来做董事长，都不是真正的股东代表。第三，债转股已经造成很大的道德风险，许多好企业也后悔还贷款、付利息，扩大了“赖帐机制”，把原来金融改革的成果冲淡了。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接着发言。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问题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这涉及到金融改革怎么改的问题。谢平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我基本同意。但有一点，也是对改革过程的看法问题。谢平提到，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其中包含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非国有银行的问题。我认为还应该包括让我们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好地为非国有部门工作，而不仅仅是让国有企业再去套钱。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发言。他感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他的发言围绕着一个题目、两个论点、三个结论展开。题目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两个论点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润滑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

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发言。他首先谈的是对当前宏观经济情况的估计和一些看法。第一，从现在直接经济指标来看，还是维持疲态。按月环比口径，情况比过去两年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10月份的价格指数又下降了，按月环比季节因素调整，掉了0.3个百分点。第二，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加上净出口）的增长率下降很猛。去年最终需求增长率为9.1%，今年可能只有4.7%左右，掉了一半。主要投资下降得很厉害，投资去年是14％。净出口去年还涨了一点。今年货物净出口掉了1/3左右，去年为460亿美元，今年大概为300亿美元。情况相当严重。总需求的情况，今年比去年差很多。主要是存货投资下降得很厉害，一下子把总需求拉下来了。

财政赤字，从帐面上看，97年是460亿，98年是1800亿，明年看来要将近3000多亿，按两年翻两番的速度往上走。最终需求天天往下跌。主要的问题是货币数量增长率下降很凶。我用总货币这个概念，指的是广义货币M2加上银行系统以外社会公众持有的国债。这是一个更广泛的货币指标。从总货币这个角度看，从94年年中以来，是天天往下跌，跌到97年年底就已经很低，98年年初是当时的一个低谷。98年年内稍微上升一些，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是天天跌，按这个跌法，现在是历史的低谷，已经是没有什么疑问了。总结一下，如果把财政赤字形成的货币看作是一种输液的结果的话，内生的造血功能，即贷款，却一天比一天差。原来期望通过输液，增强内生的造血功能。现在的结果是，两年过去了，情况越来越差。

一种很大的可能是我们要经历长期的金融紧缩。原来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短期情况。长期的金融紧缩、财政赤字、隐性赤字、国有系统坏债持续这么涨下去，4－5年后就没法计算了，肯定在世界上是最字号的。如果所有坏的方面都是最字号，那么这个经济就无法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了。

金融体制改革。过去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搞宏观经济研究的人把问题归结到体制问题，而搞体制研究的人把问题归结到宏观问题，那就是说大家都没戏了：无解。

宏观经济政策。一个基本问题是，货币太少，没有别的问题。不是总供给过剩，也不是结构问题。从个人储蓄倾向来看，很正常。所谓个人储蓄大幅度增长，金融资产大幅度增长，这个说法，从增量上看，是不存在的。余额和存量增长率中间有很大的误差。从固定投资角度看，企业的固定投资在给定的税收环境下看，也是正常的，存货投资等都很正常。问题就是贷款上不去。原因很多，我只谈税收。我不是一般性地反对税收。一个核心问题是，把赤字问题放在一边，增税增支是一条路，减税减支是另外一条路。增税增支的路是通过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当然是要加税。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比如居民储蓄中储蓄倾向很高，给我发100块钱的工资，80块钱存进银行，20块钱去买东西，需求就小。如果政府通过收税的方式把100块钱拿过来，并花出去，总需求增大，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我要说的是，政府从企业中拿了100块钱，拿出去搞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中损耗肯定是有的，包括“豆腐渣工程”，要扣除。剩下的投资，回到对企业的需求钱剩下一半左右。结果是企业的利润少了，贷款少了。通过加税增支，企业利润降低，导致企业贷款更加困难。银行从企业困难角度看，预期利润不好，因为当前利润就不好。当前利润不好的话，担保就少，导致贷款的困难。假定货币供给不变，就短期的因素来讲，从这里多收了100块钱，放在那多支100块钱，短期总需求不变。至于长期的总供给是私人投资好，还是国家投资好，我们不讨论。结论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减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继续增税，扩大财政支出，我感觉会使紧缩持续下去。必须大规模减税，当然指的是减主税，而不是减费，费减不下来。要减就要减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幅度小了不行，下毛毛雨也不行，必须大减。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也要相应减少，才能保证赤字不会继续上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最后发言。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李扬和宋国青的看法比较接近。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在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拼不出一个颜色非常协调的总图。96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括是“宏观好，微观不好”。这个概括，对其科学性可以质疑，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经济形势非常复杂。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上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但中国经济也不会太好。有这样一些因素。第一，中国的投资会长期不振。现在说银行、财政，都是现象，最本质的是没有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和前面讲的结构矛盾是相关联的。因为结构在调整，老的产品一眼望去，没有可投的。要投的东西，风险太大。中关村天天炒，那是骗人的，没有东西可做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来说，即便产生了一些东西，还没有大到足以拉动经济增长的程度。第二，消费难以有大的增长，因为收入在下降，至少收入的增幅不会有很理想的结果。第三，净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贡献。今年稍微扭转了继续下滑的局面。但想对它有多大的指望，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全世界都是过剩。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关于金融改革。第一，央行的调控机制需要改变。应该说经过这一段时间，央行的调控机制基本上转到市场基础上来了，但从这两年实践来看，它非常缺乏一个在市场条件下比较有效率的伸缩基础货币的机制。这点是这几年的经验充分证实的。说具体一点，它的公开市场操作没有条件进行。第二，关于股票市场。今年以来，股票市场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超过了我们这些历来鼓吹股票市场发展的人的期望，已经到了一种水怎么都能进去的程度。但市场仍然很低迷。我们总是认为政府想怎么样股市就会怎么样。现在看来，市场教训了我们。第三，国债市场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银行间同业市场和交易市场的沟通问题。第四，非国有金融机构问题。与樊纲的看法不同，这件事情很困难。在几千家的城市商业银行，几万家的农村信用社，数以千计的合作基金会，绝大部分都在非常困难的时候，非国有银行如何发展？

    张曙光教授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论。第一，我们实行的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张需求的政策。在通货紧缩和经济滑坡的情况下，这个政策是有用的，但又是不够的。准备金率从8％降到了6％。银行是不是有钱或者有钱不用呢？看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是体制和政策联动。体制是个长期因素，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有其短期作用。第二，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减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投资。消费还相对稳定。出口在出口退税增加的情况下在增长。投资第三季度是零增长。10月份又在下降，为7％左右。投资关键的问题是投资的税太重。我们现在的增值税是93年治理通货膨胀时搞起来的，是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当时对投资是课以重税。在增值税中，投资品不扣税。增值税有三种办法，一种叫做消费型，即所有的都抵扣；一种叫做收入型，只抵扣折旧部分；第三种是生产型，所有的都不抵扣。我们采用的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基建安装项目实行的还不是增值税，而是营业税，只有国家去投资。财政政策应从这个地方去考虑。现在因为财政政策困难，不光是不减税，还要加税。所以财政政策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樊纲接着就减税问题谈了他的看法。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可以是不减税，但是增支，也就是财政赤字。现在多数国家做的是减税；如果不减税，就用赤字的办法。中国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减税。我也同意这个看法。减税的问题遇到很大麻烦，就是一时半刻能不能做起来，这涉及到制度的变化。今年1－7月份，什么都不涨，就是税收增加了19.2%。去年增加了20％。紧缩效应是很明显的。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肖耿发表评论。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形势相当好。许多人都说不好。比如物价指数下降3％，等于老百姓的收入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收入增加，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对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老百姓的永久性收入，永久性收入的增加才能真正使消费增加。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永久性收入不确定。另一方面，国家不应过分重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债务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国家。我们可以假设中国刚打完一次大战，欠了很多债，现在要重建。我们只要能重建经济，债务让后代来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的话，就给后代留下了最好的遗产。我们只要能想办法让老百姓赚钱。然后，债务可以由国家尽量去背，能背尽量背，背不动的让后代去背。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很好。

    国家经贸委赵晓发表评论。他首先提出一个观点，政府退出银行的前提是政府退出国有企业。刚才各位专家基本上一直公认的意见认为当前银行的改革或金融的改革是关键。债转股是什么？是对银行、对以往的金融改革的否定，但不是一般的否定，是在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上的否定。金融改革我们不是没有改，“拨改贷”就是一次改革，要硬化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能够解决“软约束”的问题。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成功，所以债转股现在又把“拨改贷”重新否定了，把过去改革的成果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否定了。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成功的话，金融改革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国有企业真正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能够退出，经济才有可能往前走。

    有人问对非国有金融部门的监管如何做。樊纲回答，发展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本身的一个内涵就是发展监管机制。金融的外部性很强。当然大家都愿意往国有银行存。因为国有银行事实上隐含着享受国家的存款担保。而其他金融机构则不享受存款担保。一方面，不给它提供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又不去监管它。就出现了发展不了的状态。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特别是解决了担保的问题，发展的余地会很大，而且会很快。包括让现在不合法的私人钱庄，互助会来登记，登记完了接受监管。中国不是没有非国有金融机构，但都是把它作为要取缔的东西，或者没有把它当作亲儿子来看，永远发展不了。

    有人问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情况。李晓西回答，关于财政，有两大块可以说这一点。第一，关于农产品补贴方面。国家财政给粮食补贴的支持非常大。如果说今年调工资花了几百个亿，给8000万人提高收入，那么起码累计起来给农业的补贴要比这几百亿大几倍。第二，在国债发行方面，起码有三块和农业是直接相关的。大江大河治理，退耕还林、造林方面给了很多钱。还有一块是农村电网建设方面，也给了很多钱。今年600亿中起码有150亿是给农村建电网的。
    
    有人向谢平提问。我国这几年来银行分业经营改革，初衷是好的，但现在面临和国际接轨的过程，这种分业管理怎么样逐步与国际接轨？谢平回答，中国的金融分业是三点。银行不能干证券、保险，不能干信托，一个法人只能干一个事情；第二点是，不能相互持股；第三点是，中国进入分业基础上的分业监管，保监会、证监会和人民银行各管一摊。目前的法律暂时是不会修改的。分业制度还要继续。在11月12号美国取消这类法律后，国内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说是在加入WTO之后，外国是混业经营，我国是分业经营，有一种竞争优势的比较问题。但目前为止还不会造成中国继续分业的制度性障碍。因为将来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无论是干银行、证券还是保险，都要执行中国的法律，还得实行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