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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0年第07期(总第139期)经济转型中的市场发育：以中国粮食市场为例
发布日期：2000-03-06 08: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3月3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Scott Rozelle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经济转型中的市场发育：以中国粮食市场为例”的讲座，摘要如下：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前苏联式激进改革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冲击；在改革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生产体系都发生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同时市场的基础设施也建立了起来，这都有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渐进式改革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由此产生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这种争论反映了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争论双方都需要实证的研究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粮食市场的发育是验证双方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以前，粮食完全由政府统购统销，粮食市场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私人经济的成长以及政府管制的放松，中国的粮食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粮食市场也经历了1988-1989和1994-1995两次强力的政府干预。因此，粮食市场的发育实际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写照。
Rozelle教授与其合作者一起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发育状况做了一项实证研究，目的是以此为切入点，检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对市场发育的影响。该项研究通过三项指标来衡量市场的发育状况：谋利行为（arbitrage rate）、经济自给自足率(autarky rate)和市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市场经济鼓励合法致富，人们可以利用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差价来谋取利益。因此市场经济越发达，谋利行为就越活跃、越频繁。市场经济又是开放的，它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生产上的相互合作以及产品上的互通有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经济自给自足、缺乏联系的状况将逐渐得以改善。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有必要的制度支持和基础设施支持，包括规范的政府行为、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良好的交通、能源等设施，否则将极大地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使本来可以发生的市场交易无法发生。
事实上，上述三个指标反映的问题正是中国粮食市场能否健康发育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放松了对粮食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实行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推动了粮食市场的形成。同时，由于地方粮食部门的利益在改革后与农业生产的利润紧密相联，它们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制度变革以支持粮食市场的发展。而中央政府对公路、铁路、港口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也对市场发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措施和变革方便了人们的谋利行为，打破了各地粮食生产的封闭局面，降低了粮食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粮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对粮食市场化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
粮食市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地区间的粮食贸易，这是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是在粮食市场放开以后，出现了粮食价格的上涨。中央政府为了防范由于粮食价格上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在88-89年、94-95年接连两次对粮食市场实施严厉的干预：一方面，要求产粮区的政府设置各种壁垒，防止粮食外流；另一方面，要求粮食进口地区的政府提高本地农民种粮积极性，减少对外地粮食的依赖，并且在全国推行粮食生产的省长负责制，把粮食的生产状况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挂起钩来。这些措施客观上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粮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谋利行为设置了人为的壁垒，使得地区经济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增加了粮食交易的成本。
所以说，中国粮食市场的发展是正反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综合作用究竟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需要对谋利行为（arbitrage rate）、经济自给自足率(autarky rate)和市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作出实证的分析之后才能回答。
Rozelle教授对粮食市场的研究集中在大米和玉米市场。他们收集了中国28个省从1988到1995年大米和玉米的价格数据，到这两种作物的主要生产地区和消费地区做了实地的调查，与粮食部门的官员、生产者、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面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研究有几个主要的结论：
（1） 伴随着粮食贸易的解禁以及粮食制度的变革，两种作物的谋利行为一直在稳步的上升，而且这种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政府两次严厉的干预而受到明显的影响。这说明市场化进程中尽管存在政府行为对谋利行为的负向作用，但是制度的变革以及人们对市场规则的学习和适应所产生的正向作用抵消了这种负向作用。
（2） 两种作物自给自足率的变化很一致，都经历了一个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这与国家政策的变化是一致的。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收入上升引起了对粮食需求的上升。而到了90年代初期，国家放松了对粮食生产的管制，允许沿海地区减少耕地，但对粮食贸易的限制并没有取消，这就造成了粮食供给的缺口。供给不足与需求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客观上鼓励了粮食的跨地区流动，降低了粮食的自给自足率。然而，国家在91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粮食贸易，要求沿海地区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导致了各地农业生产的自我封闭。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大干快上，放松了对农业的管制,推动了农业自给自足率的下降。直至94年，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使得政府设置粮食贸易壁垒，自给自足率再次上升。
（3） 大米市场的交易成本从80年代末开始一直在稳步的下降，直到94-95年才有一次显著的上升。玉米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只是它的下降过程持续的时间更长，而最后的上升幅度也比较小。交易成本的上升可以由90年代中期政府设置粮食贸易壁垒来解释。而由于大米的贸易主要通过铁路，玉米贸易主要通过水运，铁路基础设施的短缺情况远较水运严重，这就是大米交易成本下降落后于玉米的原因。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对粮食市场的发育有消极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就简单的得出渐进式改革不利于市场化进程的结论。94-95年粮食市场的谋利行为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大幅度减少，人们的市场行为已经可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消极影响；同时，粮食市场交易成本的上升更多的是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引起的，这指明了政府政策的导向应当是不断加强对某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当然，从粮食自给自足率的变化还是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不平坦，但是对市场的出现和发育不能简单的规定一个所谓最好的办法，人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适应和学习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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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0-03-06 08: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3月3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Scott Rozelle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经济转型中的市场发育：以中国粮食市场为例”的讲座，摘要如下：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前苏联式激进改革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冲击；在改革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生产体系都发生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同时市场的基础设施也建立了起来，这都有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渐进式改革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由此产生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这种争论反映了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争论双方都需要实证的研究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粮食市场的发育是验证双方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以前，粮食完全由政府统购统销，粮食市场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私人经济的成长以及政府管制的放松，中国的粮食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粮食市场也经历了1988-1989和1994-1995两次强力的政府干预。因此，粮食市场的发育实际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写照。
Rozelle教授与其合作者一起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发育状况做了一项实证研究，目的是以此为切入点，检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对市场发育的影响。该项研究通过三项指标来衡量市场的发育状况：谋利行为（arbitrage rate）、经济自给自足率(autarky rate)和市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市场经济鼓励合法致富，人们可以利用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差价来谋取利益。因此市场经济越发达，谋利行为就越活跃、越频繁。市场经济又是开放的，它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生产上的相互合作以及产品上的互通有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经济自给自足、缺乏联系的状况将逐渐得以改善。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有必要的制度支持和基础设施支持，包括规范的政府行为、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良好的交通、能源等设施，否则将极大地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使本来可以发生的市场交易无法发生。
事实上，上述三个指标反映的问题正是中国粮食市场能否健康发育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放松了对粮食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实行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推动了粮食市场的形成。同时，由于地方粮食部门的利益在改革后与农业生产的利润紧密相联，它们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制度变革以支持粮食市场的发展。而中央政府对公路、铁路、港口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也对市场发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措施和变革方便了人们的谋利行为，打破了各地粮食生产的封闭局面，降低了粮食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粮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对粮食市场化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
粮食市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地区间的粮食贸易，这是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是在粮食市场放开以后，出现了粮食价格的上涨。中央政府为了防范由于粮食价格上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在88-89年、94-95年接连两次对粮食市场实施严厉的干预：一方面，要求产粮区的政府设置各种壁垒，防止粮食外流；另一方面，要求粮食进口地区的政府提高本地农民种粮积极性，减少对外地粮食的依赖，并且在全国推行粮食生产的省长负责制，把粮食的生产状况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挂起钩来。这些措施客观上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粮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谋利行为设置了人为的壁垒，使得地区经济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增加了粮食交易的成本。
所以说，中国粮食市场的发展是正反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综合作用究竟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需要对谋利行为（arbitrage rate）、经济自给自足率(autarky rate)和市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作出实证的分析之后才能回答。
Rozelle教授对粮食市场的研究集中在大米和玉米市场。他们收集了中国28个省从1988到1995年大米和玉米的价格数据，到这两种作物的主要生产地区和消费地区做了实地的调查，与粮食部门的官员、生产者、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面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研究有几个主要的结论：
（1） 伴随着粮食贸易的解禁以及粮食制度的变革，两种作物的谋利行为一直在稳步的上升，而且这种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政府两次严厉的干预而受到明显的影响。这说明市场化进程中尽管存在政府行为对谋利行为的负向作用，但是制度的变革以及人们对市场规则的学习和适应所产生的正向作用抵消了这种负向作用。
（2） 两种作物自给自足率的变化很一致，都经历了一个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这与国家政策的变化是一致的。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收入上升引起了对粮食需求的上升。而到了90年代初期，国家放松了对粮食生产的管制，允许沿海地区减少耕地，但对粮食贸易的限制并没有取消，这就造成了粮食供给的缺口。供给不足与需求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客观上鼓励了粮食的跨地区流动，降低了粮食的自给自足率。然而，国家在91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粮食贸易，要求沿海地区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导致了各地农业生产的自我封闭。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大干快上，放松了对农业的管制,推动了农业自给自足率的下降。直至94年，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使得政府设置粮食贸易壁垒，自给自足率再次上升。
（3） 大米市场的交易成本从80年代末开始一直在稳步的下降，直到94-95年才有一次显著的上升。玉米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只是它的下降过程持续的时间更长，而最后的上升幅度也比较小。交易成本的上升可以由90年代中期政府设置粮食贸易壁垒来解释。而由于大米的贸易主要通过铁路，玉米贸易主要通过水运，铁路基础设施的短缺情况远较水运严重，这就是大米交易成本下降落后于玉米的原因。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对粮食市场的发育有消极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就简单的得出渐进式改革不利于市场化进程的结论。94-95年粮食市场的谋利行为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大幅度减少，人们的市场行为已经可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消极影响；同时，粮食市场交易成本的上升更多的是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引起的，这指明了政府政策的导向应当是不断加强对某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当然，从粮食自给自足率的变化还是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不平坦，但是对市场的出现和发育不能简单的规定一个所谓最好的办法，人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适应和学习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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