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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0年第41期(总第173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公共支出
发布日期：2000-06-14 09:4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6月9日，法国奥佛根（ Auvergne）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古拉蒙（Guillaumont Jeanneney）教授和华萍（Ping Hua）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公共支出》的演讲，讨论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各省公共支出的影响。现简要摘录如下。
罗第克教授在1978年的论文中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公共开支与对外开放程度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罗第克教授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机制是对外开放增加了一国面临的风险（如汇率风险），为了抵御风险，就必须把一部分经济资源配置到政府部门，即使这样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经济效率。在此之前，一般的看法是如果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紧密，政府干预的相对有效性就越低，公共支出也就越少。在这两个经济逻辑里，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迅速地向市场经济演变，非国有部门和对外贸易均以很快的速度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政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和预算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在1998年，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已占整个财政开支的71%。由于生产性投资的下降和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对外开放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似乎很符合传统的看法：国家对经济干预程度的降低提高了中国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但是，因为中国各省的公共支出与对外开放是正相关的，所以有必要对对外开放的作用做进一步的研究。
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认为放权让利的财政制度改革使中国的地方政府获得很大的自主性，因此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就类似于一个有独立经济自主权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用1996-1998年的分省数据检验了对外开放对各省公共支出的影响。在做计量检验时，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刻画各省的开放程度，以人均GDP、城市化和人口密度作为影响公共支出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以人均电话和单位国土面积上的交通线路公里数刻画各省的基础设施的数量，以过去二十年里财政收入和出口的标准差衡量财政收入和出口的 波动程度和各省所面临的风险。
计量结果表明：在分省的截面数据里，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人均GDP越高，公共支出越低；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支出越高；人口密度水平越高，公共支出越高。在控制了这些变量的影响之后，开放程度越高，公共支出越高，而且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开发程度最高的省可能正是向市场经济转轨最快的省，因而对外开放与公共支出的正相关可能只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而已。一般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非国有部门的蓬勃发展伴随着对亏损国企补贴的大幅减少，因此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共支出水平越低。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国企改革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为了减轻失业人数的上升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就不得不增加下岗补助和再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社会公共支出。另外，为了刺激非国有部门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增加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支出水平也有可能上升。为了检验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把刻画经济转轨的指标也加到解释变量中，和刻画对外开放的指标放在一起对公共支出水平做回归。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共支出水平越低；下岗人数越多，公共支出水平越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越高，公共支出水平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考虑了经济转轨对公共支出的影响之后，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还是正的，而且影响的显著程度还有所上升。这就表明：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都对公共支出的水平都有显著的影响。
以上的计量检验支持了对外开放和各省的公共支出是正相关关系的假说。对于这种正相关背后的经济机制，学术界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一个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它面临的风险和收入波动幅度就越大，所以就要增加政府支出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和经济波动幅度。另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正相关来源于公共支出的棘轮效应，在财政收入高时，公共支出水平的上升比较容易；而财政收入降低时，公共支出却不会很快地也降下来；对外开放提高了财政收入的波动幅度，因而也就提高了公共支出水平。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把各省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波动幅度加入解释变量做回归，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出口收入的波动幅度越大，公共支出水平越高，而财政收入的波动幅度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就支持了前一种看法，即对外开放和公共支出的正相关来源于政府降低经济波动程度的努力，而不是公共支出的棘轮效应。
最后，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和经济转轨使各省获得了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因此各省政府的行为模式就类似于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的行为，即各省政府为了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而提高其公共支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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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0-06-14 09:4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6月9日，法国奥佛根（ Auvergne）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古拉蒙（Guillaumont Jeanneney）教授和华萍（Ping Hua）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公共支出》的演讲，讨论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各省公共支出的影响。现简要摘录如下。
罗第克教授在1978年的论文中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公共开支与对外开放程度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罗第克教授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机制是对外开放增加了一国面临的风险（如汇率风险），为了抵御风险，就必须把一部分经济资源配置到政府部门，即使这样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经济效率。在此之前，一般的看法是如果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紧密，政府干预的相对有效性就越低，公共支出也就越少。在这两个经济逻辑里，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迅速地向市场经济演变，非国有部门和对外贸易均以很快的速度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政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和预算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在1998年，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已占整个财政开支的71%。由于生产性投资的下降和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对外开放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似乎很符合传统的看法：国家对经济干预程度的降低提高了中国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但是，因为中国各省的公共支出与对外开放是正相关的，所以有必要对对外开放的作用做进一步的研究。
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认为放权让利的财政制度改革使中国的地方政府获得很大的自主性，因此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就类似于一个有独立经济自主权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用1996-1998年的分省数据检验了对外开放对各省公共支出的影响。在做计量检验时，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刻画各省的开放程度，以人均GDP、城市化和人口密度作为影响公共支出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以人均电话和单位国土面积上的交通线路公里数刻画各省的基础设施的数量，以过去二十年里财政收入和出口的标准差衡量财政收入和出口的 波动程度和各省所面临的风险。
计量结果表明：在分省的截面数据里，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人均GDP越高，公共支出越低；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支出越高；人口密度水平越高，公共支出越高。在控制了这些变量的影响之后，开放程度越高，公共支出越高，而且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开发程度最高的省可能正是向市场经济转轨最快的省，因而对外开放与公共支出的正相关可能只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而已。一般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非国有部门的蓬勃发展伴随着对亏损国企补贴的大幅减少，因此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共支出水平越低。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国企改革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为了减轻失业人数的上升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就不得不增加下岗补助和再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社会公共支出。另外，为了刺激非国有部门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增加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支出水平也有可能上升。为了检验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把刻画经济转轨的指标也加到解释变量中，和刻画对外开放的指标放在一起对公共支出水平做回归。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共支出水平越低；下岗人数越多，公共支出水平越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越高，公共支出水平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考虑了经济转轨对公共支出的影响之后，对外开放对公共支出的影响还是正的，而且影响的显著程度还有所上升。这就表明：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都对公共支出的水平都有显著的影响。
以上的计量检验支持了对外开放和各省的公共支出是正相关关系的假说。对于这种正相关背后的经济机制，学术界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一个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它面临的风险和收入波动幅度就越大，所以就要增加政府支出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和经济波动幅度。另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正相关来源于公共支出的棘轮效应，在财政收入高时，公共支出水平的上升比较容易；而财政收入降低时，公共支出却不会很快地也降下来；对外开放提高了财政收入的波动幅度，因而也就提高了公共支出水平。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把各省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波动幅度加入解释变量做回归，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出口收入的波动幅度越大，公共支出水平越高，而财政收入的波动幅度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就支持了前一种看法，即对外开放和公共支出的正相关来源于政府降低经济波动程度的努力，而不是公共支出的棘轮效应。
最后，古拉蒙教授和华萍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和经济转轨使各省获得了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因此各省政府的行为模式就类似于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的行为，即各省政府为了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而提高其公共支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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