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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0年第52期(总第184期)从中国的银行体制看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通货紧缩
发布日期：2000-07-18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7月9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小冬教授在致福轩做了题为《从中国的银行体制看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通货紧缩》的演讲，讨论了中国的银行体制和经济增长率以及通货紧缩的关系，并用一个一致性的框架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化。现简要摘录如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高增长、高通货膨胀的经济周期，现在又陷入了通货紧缩。朱小冬教授通过对20年来的数据的研究发现：上一年的新发行货币量与当年的通货膨胀率高度相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影响，而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又是货币政策所决定的。因此，为了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要分析银行体系，即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
朱小冬教授还通过对数据的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迅速上升时，经济增长率也就随之上升；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乏力时，经济增长率也就随之下降。其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因此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越多，在全部投资中所占比例越高，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越高。朱小冬教授发现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银行给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大幅下降，再加上95年后外资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大幅下降，因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大幅减少，最终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
朱小冬教授认为：在1980年代，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总值的绝对量不断上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大致不变，甚至还有所上升，而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这说明国有企业已经没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了。但是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各方面对国有企业给予很大的支持。开始时是直接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支持国有企业，但随着国有企业亏损的日渐增多，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给政府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于是，政府就开始利用国有银行系统来支持国有企业，政府用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控制国有银行的贷款流向，把居民储蓄以贷款的形式投入到国有企业里。这种做法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依靠贷款发工资，国有银行随便发放贷款，给经济效率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从国有银行的角度来说，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向非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得到的各种收益就远远地高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收益，所以银行就有激励通过各种办法饶过政府的贷款计划，把资金借给非国有企业。在1984年以前，银行直接向非国有企业贷款；1984年以后，银行主要通过自己的各种下属机构向非国有企业贷款；到了1990年代，银行通过资金拆借市场（如信托投资公司）贷款给国有企业。而且，由于政府的贷款计划给银行带来了预算软约束，所以即便是不能收回给非国有企业的贷款，相关人员也不必负什么责任。银行把资金借给非国有企业使非国有企业得到了急需的资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资金总量是有限的，借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多了，能够用来支持国有企业的钱就少了。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能让中央银行增发货币补足资金缺口，于是通货膨胀率也就随之上升。1985年以后，预算软约束使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来越多，给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负担。通货膨胀率也逐渐升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总之，这种状况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
1994年以后，政府开始实行了“抓大放小”，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还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以后，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50%左右，银行给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也大幅度下降，政府成功地把国有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降了下来。因为政府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支持和承诺，所以他也就能够加强对各个国有银行的约束。1994年以后，货币供给和贷款的增长率都下降了，通货膨胀率也就随之降低。
但是，非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资金的难度加大了。其原因在于：一是呆坏帐的增多使银行的流动资金减少了，能够贷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减少了。二是银行面临的预算约束加强了，而银行判断项目好坏的能力仍然很有限，因而银行在贷款时就非常谨慎，不愿轻易贷款。非国有企业不能得到所需资金，无法进行投资活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随之降低。
朱小冬教授还指出：在中国现行的银行体制下，即便银行的呆坏帐减少了，银行判断项目好坏的能力增强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其原因在于中国现行的银行体制决策层次太多，太集中化了。总行和省市分行根本无法掌握企业的具体情况，不能有效地决策。如果把权利下放到基层支行的话，又会产生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因此，朱小冬教授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地方性的金融组织，如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使直接面对客户的信贷员就是决策人，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朱小冬教授还指出：这些地方性的金融组织不能是国有的，不能有存款保险，利率由市场决定，要让它们直接面对市场和储户的监督。为了减少风险，地方性的金融组织只能在本地运作，不能跨地区拆借资金，负责人自己必须在金融组织拥有一定的股份。
（王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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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0-07-18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7月9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小冬教授在致福轩做了题为《从中国的银行体制看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通货紧缩》的演讲，讨论了中国的银行体制和经济增长率以及通货紧缩的关系，并用一个一致性的框架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化。现简要摘录如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高增长、高通货膨胀的经济周期，现在又陷入了通货紧缩。朱小冬教授通过对20年来的数据的研究发现：上一年的新发行货币量与当年的通货膨胀率高度相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影响，而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又是货币政策所决定的。因此，为了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要分析银行体系，即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
朱小冬教授还通过对数据的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迅速上升时，经济增长率也就随之上升；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乏力时，经济增长率也就随之下降。其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因此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越多，在全部投资中所占比例越高，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越高。朱小冬教授发现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银行给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大幅下降，再加上95年后外资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大幅下降，因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大幅减少，最终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
朱小冬教授认为：在1980年代，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总值的绝对量不断上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大致不变，甚至还有所上升，而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这说明国有企业已经没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了。但是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各方面对国有企业给予很大的支持。开始时是直接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支持国有企业，但随着国有企业亏损的日渐增多，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给政府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于是，政府就开始利用国有银行系统来支持国有企业，政府用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控制国有银行的贷款流向，把居民储蓄以贷款的形式投入到国有企业里。这种做法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依靠贷款发工资，国有银行随便发放贷款，给经济效率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从国有银行的角度来说，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向非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得到的各种收益就远远地高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收益，所以银行就有激励通过各种办法饶过政府的贷款计划，把资金借给非国有企业。在1984年以前，银行直接向非国有企业贷款；1984年以后，银行主要通过自己的各种下属机构向非国有企业贷款；到了1990年代，银行通过资金拆借市场（如信托投资公司）贷款给国有企业。而且，由于政府的贷款计划给银行带来了预算软约束，所以即便是不能收回给非国有企业的贷款，相关人员也不必负什么责任。银行把资金借给非国有企业使非国有企业得到了急需的资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资金总量是有限的，借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多了，能够用来支持国有企业的钱就少了。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能让中央银行增发货币补足资金缺口，于是通货膨胀率也就随之上升。1985年以后，预算软约束使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来越多，给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负担。通货膨胀率也逐渐升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总之，这种状况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
1994年以后，政府开始实行了“抓大放小”，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还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以后，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50%左右，银行给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也大幅度下降，政府成功地把国有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降了下来。因为政府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支持和承诺，所以他也就能够加强对各个国有银行的约束。1994年以后，货币供给和贷款的增长率都下降了，通货膨胀率也就随之降低。
但是，非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资金的难度加大了。其原因在于：一是呆坏帐的增多使银行的流动资金减少了，能够贷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减少了。二是银行面临的预算约束加强了，而银行判断项目好坏的能力仍然很有限，因而银行在贷款时就非常谨慎，不愿轻易贷款。非国有企业不能得到所需资金，无法进行投资活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随之降低。
朱小冬教授还指出：在中国现行的银行体制下，即便银行的呆坏帐减少了，银行判断项目好坏的能力增强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其原因在于中国现行的银行体制决策层次太多，太集中化了。总行和省市分行根本无法掌握企业的具体情况，不能有效地决策。如果把权利下放到基层支行的话，又会产生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因此，朱小冬教授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地方性的金融组织，如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使直接面对客户的信贷员就是决策人，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朱小冬教授还指出：这些地方性的金融组织不能是国有的，不能有存款保险，利率由市场决定，要让它们直接面对市场和储户的监督。为了减少风险，地方性的金融组织只能在本地运作，不能跨地区拆借资金，负责人自己必须在金融组织拥有一定的股份。
（王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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