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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0年第57期(总第189期)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国有经济比重
发布日期：2000-08-12 11: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7月16日，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进行了两岸经济研讨会的第二天讨论。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郭平欣教授和中心姚洋教授、平新乔教授就民间金融组织、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国有经济比重的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宋国青教授和施建淮教授分别就中国通货紧缩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构建。 现将他们的讲话摘要如下：
姚洋教授指出无论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还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企业改制，它们总的改革方向是朝着民营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根据国家经贸委统计，我国80%左右的县及县以下级国有企业已经改制了）。但是，企业民营化的经济绩效在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波兰经过震荡疗法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这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在十多年中经济一直处于下滑趋势，近几年也只能保持零增长的速度。他认为产生这样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法治，在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治环境中，政府官员的自律和对财产权的尊重，给予企业家有信心进行投资和经营。但是在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中，如何来建立和健全国家的法治是比较难以衡量的，它不象私有化那样简单地将企业卖掉或改变企业所有制形式，因为法治是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文化环境的接受和信任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用一些实际可观察的和能亲身体会的改革给社会公众一个可信的承诺，使他们相信政府有决心进行法治建设。姚洋教授用一个信号博弈来说明政府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作出可信的承诺和在怎样的条件下它会进行改革和相应作出承诺。最后，他就广东省顺德市的民营化和政府改革举例阐述了上述的观点。例如，用“止血”工程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把政府部门从49个压缩到29个，党政干部从1400多人减少到900多人。在这样激烈的政府改革过程中，他们建立起要法治的形象并给公众明确的信息和信心，如在调查中发现，该市有45%的居民在解决纠纷时诉诸于法院，这样比例远远高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但是就姚洋教授提出的政府在民营化过程的承诺或者干预问题，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或者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许多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多是资金密集型的。从比较优势来看，它们在竞争市场中没有生存能力的。即使在民营化以后，该类企业依然没有竞争性的生存能力，除非有政府的保护。因此，政府干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性质，既企业的竞争能力。
接下来发言的是平新乔教授。他首先指出国有企业民营化、在竞争市场上的生存问题、资金注入问题、低人力资本障碍和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流通等五大问题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然后他介绍了他对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经济发展速度远低于非国有经济，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逐年的下降。因此国内有学者（如樊纲）提出无论非国有经济在开始时多么弱，只要其效率及增长率高于国有部门，那么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为零。就这样的客观事实和理论背景下，平教授引入一个两阶段古诺－纳什博弈的混合寡头模型，分析了在等边际成本与线性的市场需求反函数条件下，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化与私有企业的进入对于国有经济相对地位。他指出国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在某个行业的存在的合理性，是依赖于该产业的成本状态。若边际成本时一个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企业可以运用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目标逼退全部的私有企业。但是若某个行业时规模报酬递减的，即边际成本递增的，那么国有企业的合理性要进一步考虑市场需求规模。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改变后，企业在选择服从政府目标和追求利润极大化目标之间面临得失权衡问题。理论证明，没有私有企业的进入，国有企业自身改变目标，经济中依然不存在私有经济，改革不会改变国有企业原有模式。在私有企业进入后，国有企业在两者之间选择自身利益极大化，得到一个大于零的企业规模作为竞争均衡点，即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会下降，但是趋于一个大于零的值。与会者对其中的成本函数问题和国有企业目标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讨论。
第三位发言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郭平欣教授。他介绍了对台湾民间互助会的研究。互助会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广泛存在于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民间互助会可以视为一个小型的信用市场，而具有不同时间偏好的会员以竟标方式来决定会金的使用权。得标者得到贷款以满足其资金融通的需求，而失标者则成为放款者，从得标者那里得到利息。郭教授首先从统计数据来分析台湾标会参与现状，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和台湾省主计处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参加标会的比例从1977至1991年间大致在20％－30％之间波动，除了84、85年低于20％以外。从标会的金额来看，尚未支付的死会会款（即所欠会款）分别为84年的51051元，1989年的71689元和1993年的87885元，而它们所占家庭的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20.5%,13.9%,9.2%。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台湾金融自由化后，居民向银行贷款相对比较变得容易，使得标会变得比较不重要了。但是80年代的楼价的提高，居民对资金需求增加了，所以标会金额的绝对量依然上升。接着郭教授从经济利益和风险两方面来考察参与标会人（会首和会脚）的行动。因为参加标会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和商业利润率，在不完全市场上，会首对会员比较熟悉，对他们有一定的甄别作用，减少风险，因此标会这样的金融制度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相当地弥补了正式金融市场的不足。
最后发言的是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和施建淮教授。宋国青教授就存货的变化与通货紧缩发表自己的观点，施建淮教授提出了新一代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两位教授的发言已经在中心的其他简报中发表，在这里不再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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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进行了两岸经济研讨会的第二天讨论。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郭平欣教授和中心姚洋教授、平新乔教授就民间金融组织、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国有经济比重的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宋国青教授和施建淮教授分别就中国通货紧缩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构建。 现将他们的讲话摘要如下：
姚洋教授指出无论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还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企业改制，它们总的改革方向是朝着民营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根据国家经贸委统计，我国80%左右的县及县以下级国有企业已经改制了）。但是，企业民营化的经济绩效在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波兰经过震荡疗法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这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在十多年中经济一直处于下滑趋势，近几年也只能保持零增长的速度。他认为产生这样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法治，在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治环境中，政府官员的自律和对财产权的尊重，给予企业家有信心进行投资和经营。但是在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中，如何来建立和健全国家的法治是比较难以衡量的，它不象私有化那样简单地将企业卖掉或改变企业所有制形式，因为法治是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文化环境的接受和信任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用一些实际可观察的和能亲身体会的改革给社会公众一个可信的承诺，使他们相信政府有决心进行法治建设。姚洋教授用一个信号博弈来说明政府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作出可信的承诺和在怎样的条件下它会进行改革和相应作出承诺。最后，他就广东省顺德市的民营化和政府改革举例阐述了上述的观点。例如，用“止血”工程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把政府部门从49个压缩到29个，党政干部从1400多人减少到900多人。在这样激烈的政府改革过程中，他们建立起要法治的形象并给公众明确的信息和信心，如在调查中发现，该市有45%的居民在解决纠纷时诉诸于法院，这样比例远远高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但是就姚洋教授提出的政府在民营化过程的承诺或者干预问题，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或者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许多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多是资金密集型的。从比较优势来看，它们在竞争市场中没有生存能力的。即使在民营化以后，该类企业依然没有竞争性的生存能力，除非有政府的保护。因此，政府干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性质，既企业的竞争能力。
接下来发言的是平新乔教授。他首先指出国有企业民营化、在竞争市场上的生存问题、资金注入问题、低人力资本障碍和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流通等五大问题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然后他介绍了他对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经济发展速度远低于非国有经济，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逐年的下降。因此国内有学者（如樊纲）提出无论非国有经济在开始时多么弱，只要其效率及增长率高于国有部门，那么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为零。就这样的客观事实和理论背景下，平教授引入一个两阶段古诺－纳什博弈的混合寡头模型，分析了在等边际成本与线性的市场需求反函数条件下，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化与私有企业的进入对于国有经济相对地位。他指出国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在某个行业的存在的合理性，是依赖于该产业的成本状态。若边际成本时一个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企业可以运用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目标逼退全部的私有企业。但是若某个行业时规模报酬递减的，即边际成本递增的，那么国有企业的合理性要进一步考虑市场需求规模。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改变后，企业在选择服从政府目标和追求利润极大化目标之间面临得失权衡问题。理论证明，没有私有企业的进入，国有企业自身改变目标，经济中依然不存在私有经济，改革不会改变国有企业原有模式。在私有企业进入后，国有企业在两者之间选择自身利益极大化，得到一个大于零的企业规模作为竞争均衡点，即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会下降，但是趋于一个大于零的值。与会者对其中的成本函数问题和国有企业目标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讨论。
第三位发言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郭平欣教授。他介绍了对台湾民间互助会的研究。互助会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广泛存在于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民间互助会可以视为一个小型的信用市场，而具有不同时间偏好的会员以竟标方式来决定会金的使用权。得标者得到贷款以满足其资金融通的需求，而失标者则成为放款者，从得标者那里得到利息。郭教授首先从统计数据来分析台湾标会参与现状，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和台湾省主计处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参加标会的比例从1977至1991年间大致在20％－30％之间波动，除了84、85年低于20％以外。从标会的金额来看，尚未支付的死会会款（即所欠会款）分别为84年的51051元，1989年的71689元和1993年的87885元，而它们所占家庭的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20.5%,13.9%,9.2%。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台湾金融自由化后，居民向银行贷款相对比较变得容易，使得标会变得比较不重要了。但是80年代的楼价的提高，居民对资金需求增加了，所以标会金额的绝对量依然上升。接着郭教授从经济利益和风险两方面来考察参与标会人（会首和会脚）的行动。因为参加标会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和商业利润率，在不完全市场上，会首对会员比较熟悉，对他们有一定的甄别作用，减少风险，因此标会这样的金融制度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相当地弥补了正式金融市场的不足。
最后发言的是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和施建淮教授。宋国青教授就存货的变化与通货紧缩发表自己的观点，施建淮教授提出了新一代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两位教授的发言已经在中心的其他简报中发表，在这里不再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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