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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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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从外汇管理局的视角看中国对外投资
作为对“走出去”战略的积极回应，国家外汇管理局近年来已逐渐解除对与境外投资（ODI）相关的资本流动的管制。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不再要求事先评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二，企业境外投资产生的利润,可由企业自主决定保留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不要求向国内缴纳利润留存的保证金和强制汇回；三，不再限制用于境外投资的购汇额度；四，作为试点，减少了对国内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时融资工具的限制。
尽管在境外投资自由化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仍然存在着很多或隐或显的限制。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居民个人没有途径进行境外投资；二、境外投资的管理制度偏向于传统的绿地投资方式；三、企业汇出外汇时仍然需要事前的审核；四、行政手续不透明且复杂；五、缺乏风险冲销的工具。
对于未来在境外投资上的外汇改革，会着眼于下面几点：在外汇管理局的指导下，取消仍然存在的事前审核；为个人参与境外投资提供渠道；解除对海外企业提供的金融工具的管制；在国内市场发展风险冲销工具；鼓励在境外市场上基于真实需求的风险冲销行为；以及发布稳定透明的管理政策。
何帆：中国境外投资——机会还是陷阱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球的境外投资呈下降趋势，但是中国境外投资仍然有着显著上升。从趋势图上可以看出，以2003年为转折点，中国这些年的境外投资一直在迅速上升。为什么中国企业如此热衷境外投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先进的技术进行境外投资；也有一些企业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市场的重要性而开始进行境外投资；也有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升高的劳工成本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促使一些企业寻求像老挝这样的成本较为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境外投资。从数据上看，根据2006年的数据，48％的境外投资属于资源投资，40％则属于市场和服务投资，只有5％属于生产投资。因为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资源和市场的考虑。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境外投资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认为可以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来考虑。就中国企业而言，这些年来我们的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企业积累了很多的资金，有能力进行境外投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进行境外投资的重要意义，对境外投资的需求在逐渐增大因此我比较确定的认为，中国境外投资增长的趋势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加速。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正如管涛提到的，国家在逐渐放宽对境外投资的管制，原因是中国政府意识到，美国经济的泡沫跌破后，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有贬值的危险，为了维持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中国政府会鼓励企业进行多样化分散投资，境外投资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中国现在进行境外投资，有很多很好的机会。第一，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国外企业发生了亏损或者面临着流动性短缺，中国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相反，由于中国企业高的储蓄率，我们甚至还有潜力进行投资；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下跌，虽然现在稍有上升，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宜于投资；第三，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国外如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对中国境外投资的态度变得更为友好，而不像我们先前担忧的那样，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抬头，政策上出现壁垒，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出口在增大，但境外投资能够提供国外工人更多的工作机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境外投资上缺乏经验，可以从中国投资的亏损中获利。第四，以前我们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所以“中国造”产品行销全球，但现在我们逐渐意识到中国还有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做基建。中国企业可以投入到国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国外从事铁路、高速公路和房屋的修建工程。最后但并不代表不重要的一点，则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仍然很稳健，所以跨国公司需要重新考量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而他们也会更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可以得到众多的好处。首先，境外投资有助于外汇储备的多样化；其次，境外投资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升级；再次，境外投资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平衡增长，也即是，境外投资可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避免未来外汇储备的继续增长；此外，境外投资也为“中国造”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和机会。
在境外投资时也有很多可能的陷阱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些学者指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海外投资失利，就是对中国的一个经验教训。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有下面一些可能的陷阱我们需要小心避免：一是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目前面临着破产或倒闭，并向中国企业提出了兼并和合作的要求，但中国企业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如何管理一个大型的跨国公司；二是在贫困地区市场的抢夺上要足够重视；三是中国在监管金融机构上缺乏经验；四是以前有过失败的先例，一些中国企业购买了国外企业的研发部门，却收效甚微。
所以我们的境外投资不宜操之过急，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先易后难。我建议我们先加大对境外资源和市场的投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风险也容易控制。另外我们也有很多的挑战要去应对：对于外汇管理局而言，流入国内的资本在增多，对资本的控制仍有必要，但难度在增大；我们也缺乏熟悉国外法律制度，能很好与国外打交道的律师人才；我们也需要审慎地设计制度以进行风险控制。
彼得-德斯戴尔：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资源和能源投资
从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审核通过的中国对澳投资项目情况来看（数据从1993-1994年度到2006-2007年度），中国对澳投资从2003年开始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是与美国日本对澳投资相比，仍然很少。中国对澳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矿产开采和资源加工业，以及房地产行业，尤其是在矿产开采和资源加工业上，2006-2007年度审核的项目达到了1203宗。
关于对澳资源的FDI，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是友好的。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对澳资源的投资，这能够促进澳资源部门的整合，在澳大利亚资源的生产和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在审核项目时，我们考虑的不仅是项目对生产方的影响，我们也关心项目通过后对资源消费市场可能的影响。除了在一些领域有所限制，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是比较开放的。2007年，境外对澳大利亚资源部门的投资达到了770亿美元，占到了当年全部FDI的四分之一。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但中国还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乐观的估计，这一目标在2012年或许可以达到。就现在来看，中国对澳资源部门的投资的大动作，包括对力拓公司皮尔巴拉Channar铁矿，以及澳洲Portland冶炼厂的投资。虽然这些项目引人注目，但是与美国、英国以及日本对澳的投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步伐尚远落在后方，规模仍然很小。中国对澳投资的特点是结构很集中，在目前的投资提案中，中国提出了超过300亿美元的动议，但所持股份比例并不高。在比较引人注目的这十来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中国对澳投资的持股比例都低于50％，大部分在10％到20％之间。
澳大利亚如何在这些境外投资中获益呢？首先，这些对澳大利亚资源进行开采和加工的企业，无论是澳国内的，还是国外企业，都帮助增强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影响力；其次，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征税，和对境外投资在环保和社会公益上施加限制，也能够收获很多；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收益的再分配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通过制定具体的税制来做到这点；澳大利亚政府也征收资源的租金税，并且是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都征收；有时澳大利亚政府也会采取定价转移的方式。
至于中国对澳的境外投资，学者、民间和政府机构都比较关注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国家所有权的问题。这在最近中国铝业（Chinalco）对力拓（Rio Tint）投资的案例中表现的很明显。在审核时政府会考量投资者的所有权问题，以判断会否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但我认为，虽然中国境外投资的很多企业是国家控股的身份，因为中国境外投资并不寻求对资源企业的控股权，所以对于是否能够通过审核应该影响不大。但是中国企业在做出境外投资决策的时候，也应该更多地在市场和政策因素上作些考虑。
（冯仕亮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