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制度、身份和族群边界的作用

 

9月29日下午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的Landa 教授在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教室发表了题为“文化、制度、身份和族群边界的作用”的演讲。本次讲座主题的理论基础是1981年Landa教授发表的身份经济学的奠基之作“A Theory of the Ethnically Homogeneous Middleman Group: An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 to Contract Law”。Landa在这篇文章中发展了EHMG（ethnically homogeneous middleman group）的理论，该理论主要观点认为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商人会选择低成本的文化、宗教或族群认同来代替法律契约，防止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Landa教授先是以Curtin所写的关于外族商人在本国扮演一个跨文化经纪人角色的比较研究为引子，提出了关于族群边界的三个问题，之后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这三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她强调了EHMG作为一种俱乐部式制度安排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强调自己研究所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给出了自己对于解决种族冲突问题的政策建议：即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品，以降低文化、宗教和族群边界在经济中的作用，促进企业家精神。

首先，Landa教授介绍了历史学家Curtin 1984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Curtin提供了外族商人在一国扮演一个跨文化经纪人角色的比较研究。这些商业网络广泛的分布于中世纪和不发达经济体。网络中的商人通过血缘关系、种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相互联系。Curtin强调，这些外国商人群体有需要把自己同其族群区别开来，这样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身份符号相互认同，同陌生人建立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从而帮助他们在跨文化交易中取得成功。但是，Curtin的研究忽略了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1）如何解释这些外国商人和他们族群交易网络的成功；（2）身份符号的经济功能是什么；（3）如何解释散布在世界各处的民族贸易侨民持续存在的现象？

Landa教授决定结合她在东南亚做的关于中国商人的案例研究和其他人做的类似案例研究，用EHMG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关于民族贸易侨民的例子有很多，landa教授首先介绍了Curtin于1984年所做的研究。Curtin研究了南阿尔及利亚的Mizabi贸易商，Mizabi人来自于Mizab，他们创造了复杂的社会系统防止自己的商人被当地人同化，虽然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城镇的交易，但他们坚守自己奇特的伊斯兰信仰和柏柏尔人的语言。

接着，Landa教授介绍了自己研究过在东南亚的中国商人的例子。马拉西亚的橡胶国际贸易被中国福建籍的商人所控制，这些商人按金字塔形排列：乡村贸易者、乡镇贸易者和批发商。他们之间的族群联系非常紧密，这些商人两个世纪以来由福建的五大家族控制，分别是：谭家、李家、伍家、林家和甘家。通过控制橡胶的国际贸易，福建人在中国社区成为最富有的族群。

血缘关系和宗族纽带非常重要，它们是交易商间信任的基础，它们使经纪人可以信任彼此而无需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这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共同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Landa教授提到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商人通过非常规的手段使得他的一个不遵守族群规矩的伙伴破产，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整个族群的规矩，要让那些不遵守规矩的人受到惩罚。同时，在中国人社区里，他领导人们通过慈善事业为社区的成员提供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

此外，Landa教授还介绍了印度、中国的很多案例，对于这些案例Landa教授总结道：民族贸易侨民（ETD，ethnic trade diaspora）通常通过在东道国的外族同社区组成一个网络，参与当地贸易和长途贸易。网络成员间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相联系，通过血缘关系、种族关系、宗教关系和文化关系相联系。这些关系使他们之间可以很好的合作，同时将他们与当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族群区分开来。

在描述了这些案例之后，Landa教授以中国商人网络为例，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EHMG的性质，以回答讲座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它最早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引入经济学体系。交易成本包括搜寻价格信息的成本、合约谈判的成本等等。制度这个概念——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Landa教授基于其对东南亚中国商人的研究发展出了制度经济学中的EHMG理论，她认为，EHMG是一种类似于俱乐部的制度安排，它能有利于资本和信息在缺乏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不发达经济体进行流动。通过彼此间的合作，EHMG成员能够为自己提供俱乐部产品，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经纪人的企业家精神。

在所有俱乐部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提供法律和契约执行规则。在存在契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将不会随便与陌生商人进行交易。一个理性的福建籍中国商人将会把市场中所有的商人分成七个等级：（1）近亲；（2）远亲；（3）同族成员；（4）同村成员；（5）同样是来自福建的中国人；（6）其他地方的中国人；（7）非中国人。一个人的关系越近，他被给予的信任级别越高，于是执行契约的成本也就最低。儒家伦理使得一个商人把所有商人分为两大类：自己人（中国人）和外人（非中国人）。

当见到一个陌生的商人，中国商人会通过其面部特征和着装来判断他是不是自己人，然后问几个问题——比如姓名、家乡等——来把这个人归类。归类后，他会计算他们的关系来选择或排除那个潜在的交易伙伴。这种方式凸显了中国人的族群边界，使得中国人同马来西亚的商人区分开来。一旦有人破坏了这个群体的规则，他将会受到惩罚，包括把他驱逐出这个群体。EHMG是低成本的俱乐部式制度安排，用来弥补契约法的不足，对抗契约不确定性。

以上这些事实和论述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外国商人和他们族群交易网络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找到了低成本的确保信用的方法。

接下来，Landa教授解释了第二个问题——身份符号的经济意义。Landa用信号理论来解释信仰、习俗和个人符号的经济学意义。首先，信号理论认为，这些仪式、习俗和宗教团体身份的象征——如名称、宗族名称、饮食规则、语言、着装和宗教信仰——在传输潜在贸易伙伴的身份的非价格信息方面发挥重要的信号功能，从而为确定对方身份节约信息成本。其次，他们认为，这些符号和仪式的群体认同通过为进入设置障碍而使得对于那些想搭便车的外人被排除在外。

Landa对第三个问题的解释是EHMG会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单位而存在。一旦EHMG产生，EHMG就会像一种文化传承单位而起作用，这会使得EHMG得以延续。由于经纪人死后会将家族企业传递给儿子，中间商群体的社会学习通过顺从和“依赖于频率的偏差”——儿子学习父亲的行为方式——而发生，而不需要成本高昂的试错学习法。他们的下一代也可以模仿这些经纪人的行为，特别是模仿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就是那些自己的社区领导人和慈善家。这样，EHMG成员的民族优越感不断增强，其行为方式得以传承。

最后，基于以上的分析Landa教授提出了促进多种族社会种族和谐的政策建议。以马来西亚为例，1969年，当地爆发了排华的暴乱，马来西亚当地人憎恨中国商人的财富是屠杀和骚乱的重要原因。在这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又推出了名为“新经济政策”的排华法案，这个法案给予马拉西亚人工作和受教育相对于非马来西亚人的优势。Landa认为，更好的促进种族间和谐和和平的政策是政府应该提供如法律这样的公共品。这一建议是遵循其EHMG理论的结果。通过为全社会提供法律基础设施，中国商人相对于马来西亚商人的比较优势就会缩小，从而鼓励马来西亚产生更多的企业家精神。

 

 

（吴鸾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