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万众楼举办了“水资源与水权”系列讲座第二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流域综合管理研究中心秘书长杨小柳教授做了题为“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演讲。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和人民大学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杨教授的报告分为三部分：首先介绍我国水资源概况，其次讨论我国面临的主要水资源问题，最后提出保障水安全的思路和对策。

    杨教授首先给出水权的定义。水权是一种财产权。在水资源为国家所有的情况下，水权即指对水资源的使用权。水与经济密切相关。自古以来中国水利专家的地位就很高，在缺乏高科技的古代，研究水利、交通的学者就被奉为国家的重点人才。中国的水利建设历史辉煌：大禹治水时涉及的治水理论高度至今无人超越；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在使用；邗沟、灵渠也是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中国最早的治水理论记载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的《禹贡》，明代潘季驯（1521-1595）提出束水攻沙方案，靳辅（1633-1692）在《治河方略》中提出“先疏下游，后浚上游，堵塞决口，修筑堤防”的主张，陈潢（1637-1688）著述《河防述言》，这些例子都可说明中国的水利研究走在世界前端。

    水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的关键要素，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前两个方面所有人都应重视，而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学家的重点研究对象。研究水资源要从三方面入手：防洪安全、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而水权与水资源安全间接相关，与水环境安全略有关联。

    研究水权首先要了解我国水资源的主要特点：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二、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三、水资源条件与经济发展和生活布局不匹配。第一条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其中地表水约为2.7万亿立方米，地下水为0.1万亿立方米。但是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0%。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并非越多越好，而是依据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定。在以色列，水都是重复使用，水肥综合利用率极高，居民用水都按“滴”计算，但这不是我们所能借鉴的，因为中国和以色列国情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采取的方案也不同。对于第二个特点，中国的水资源时空分布一方面优于欧洲，中国是雨热同季，这对农作物生长很有利，而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常年湿闷多雨（从欧洲人喜欢晒太阳便可以看出阳光的珍贵）；但另一方面欧洲气候温和，降水分布较均匀，而中国尤其是北方城市全年降水集中在7-9月，其他月份基本无降雨。根据水资源分布特点可以将中国分为松花江区、辽河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西南诸河区和西北诸河区。按照水资源多少又可以把中国分为三大板块：南方、北方和黄淮海地区。干旱省份多集中在黄河流域，而淮河流域兼具南北板块的特性。如果一个方案只适用于黄河流域（干旱地区），或者只适用于长江流域（湿润地区）都不足为奇，但是如果能适用于淮河流域就相当可贵。如何计算水资源的多少？水资源不是以10年为单位来计算，也不是按一年来计算，多年的平均才能得出水资源的量。水资源测量技术的进步不能光靠人力，必须依靠检测技术的进步。比如目前地下水的测量需要通过打井，理论上如果要精确测量地下水，全国都得打成马蜂窝，所以数据的信度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而众所周知，大样本必须包括30个以上观测值，所以用SPSS研究20年的年均水流量完全没有说服力。

    那中国将如何解决诸多水资源问题？一、修水库以解决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问题。中国水利工程设计世界一流。地方政府聘请专家解决水利问题，马上就有最好的专家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比如，三峡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工程项目，所以中国不缺顶级水资源专家。二、启动调水工程以解决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问题。三、利用需求管理解决总量不足问题，而水权研究就应集中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总用水量从1949年的1030亿立方米增加至2004年的5548亿立方米，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都呈直线上升趋势，所以从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是必然的选择。

    一旦水资源稀缺，社会公平问题就凸显出来，这也反映了水权研究的迫切性。城镇水厂的出水和进水量一般都不匹配，进的多、出的少，但还是得按照进水量付钱，导致出现高漏损率。利用率低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农村用水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生活用水相当少。1949年到1980年农村用水量增长很快，主要因为人口增加、荒地开垦和围湖造田。但是农业用水利用率很低：中国的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约为1公斤，而发达国家为2.5-3公斤；中国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5，发达国家为0.7-0.8；节水灌溉面积与灌溉面积之比中国为35%，发达国家为80%。需要注意的是灌溉面积不同于农田面积， 2.8万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不可能100%利用，统计数据表明利用率40%就已是极限。而且在环境经济学里，数据宜粗不宜细，因为大样本可以缩小误差，比如全国用水量的数据较可信，但北京市区用水量的数字就值得怀疑了。中国还存在超开发问题，河流的合理开发上限为40%，而海河的开发率为100%，黄河流域更是达到101%。中国西部高山地区有些河流尚未开发，因为那里人迹罕至、自然条件不便，但一旦技术发展后，那些河流也难以幸免。中国80方水换1万元GDP，所以“中国GDP增长是靠资源换来的”这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水资源的浪费主要集中在低产量行业，比如造纸业，高产量行业的表现尚可。

    对水资源进行需求管理迫在眉睫，需求管理又与水权密切相关。中国的水权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以需定供，清朝六部三院中工部不管水，黄河总督统揽大权，直接受皇帝管辖，每年都投入大量银子。水量是一方面，质量又是另一方面，中国建成水库8.5万座，总蓄水能力5000亿立方米。蓄水量不等于用水量，蓄水如果受污染或水质量不过关都不能使用。“有河皆干、有水皆污”便是此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水资源的供需缺口也可以看出中国缺水的严重性。统计数据显示这个缺口为400亿立方米。水的需求量与生产有关，是根据GDP、人口增长率、社会和环境因素等计算而得。先不管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不论是400亿还是200亿都反映出中国水资源的供不应求。之前中国的水利管理都集中在供给方面，若转为抑制需求水权问题就凸显了。

    我国面临四大水问题：水多、水少、水脏、水浑。“水多”体现在洪水，洪涝灾害仍是心腹之患。如果把缺水比作慢性病，那洪水就是心肌梗塞和脑溢血，危及人命。“水少”主要反映在农村缺水现象严重。饮用水的“水脏”更值得关注，3.2亿老百姓喝不上安全的水（取水地在1公里以外的水、高氟水、污染水和水窖的水都是不安全水）。2006年13.8万公里河长水质评价结果显示，一类水（优质水）仅占3.5%，二类水占27.3%，三类水占27.5%，四、五类水占19.9%，剩余21.8%为劣五类水，其中四、五类水即指臭水。自来水场处理后的水不一定是一类水，很多自来水厂非常机械，只有一套水处理方法，因此不同来源的水经处理后水质也参差不齐。2030年中国人口预计达到15亿左右，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我国有可能在未来出现严重的水问题。“水浑”则是中国独有的。中国一直面临着局部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问题，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千米，其中水蚀面积达到165万平方千米。黄河就是典型案例，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580亿立方米，是长江的1/17；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是长江的3倍；输沙量与含沙量均为世界江河之最。中国整个水利系统是按照供给设计的，现在要转为按需设计，水权问题就凸现了。如果能研究水权和泥沙的关系，那对黄河治理的贡献是巨大的。

    杨教授接着探讨保障水安全的思路和对策。需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设节水型社会，它包含三个层面。微观层面讲求效率，即降低单位实物产出的水资源消耗量；中观层面讲求效益，即提高单位水资源消耗的价值量；宏观层面讲求可持续发展，即水资源利用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举措。主要思路是：明晰初始水权；建立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两套指标体系；采取综合措施，保证用水控制指标的实现；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

    具体而言，降低洪水风险、实现人与洪水和谐相处需要完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健全综合防洪体系，规范人类自身活动，给洪水以出路，有效规避洪水风险，综合解决洪涝灾害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科学利用洪水资源。保护水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水功能区划，全面实施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依法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积极探索运用经济手段防治污染，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制度，提高应对各种突发性污染事故的能力。与此同时，要切实加强农村水利，把保障农民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加快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保障粮食安全，继续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水电，做好水利预防工作。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有效改善水土流失地区的生活、生产条件以及生态环境，改善农村村容村貌。

    杨教授最后也强调，保障水安全已经超越了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围、也超越了单一部门的管理能力。学科研究遵循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前分工的学科交集越来越多，学科融合将是一个大趋势，希望在水权研究领域有更多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广泛参与和合作。

 

（李殊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