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7日，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教授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的邀请，发表了题为“中西学术的分流舆合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以西方汉学之人文学研究为例”的演讲。对于中西学术分流与合流问题，邵教授主要从西方汉学研究的角度切入，围绕着西方汉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人物和历史，传统和文献，比较和异同等方面展开。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西方汉学和汉学家

    汉学和中国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余英时教授的观点，“汉学”英文是sinology,它研究传统中国；而“中国学”的英文是Chinese Studies，它研究当代中国。了解西方汉学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国有几个好处。第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别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第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汉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促进我们的研究。第三，可以做到“知己知彼”。

    西方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学科，从其产生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也由法国转到美国。大量东亚图书馆的建立对美国汉学研究的突飞猛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方人研究汉学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首先是对汉语言文学的了解，包括文言文和日语，因为日本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厚的研究。其次是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最后，汉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往往依赖于生理寿命。很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比较长寿，像何柄隶教授今年93岁还健在。也有一些“慧星型”学者，他们可能在某一点上有突出贡献，但基本上很少有卓越的理论建树或深厚的研究功底。

    西方汉学家按照其所接受的训练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能读不能说”型，像费正清。第二类是“能读能说能写”型，像墨子刻、夏含夷。第三类是“能读能说不能写”型，像牟复礼、孔飞力。史华慈教授是很有名的汉学家，但是他写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基本是靠二手的翻译资料。外国学者对中文，特别是古代汉语常常了解不多。比如中国古人讲“年方二八”，是指16岁。但西方学者以为是28岁，认为中国古代也是晚婚的。这中间就涉及到翻译问题。翻译需要对原作品有一定的了解，还需要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狄百瑞教授花了四十年时间不断修改他的博士论文《明夷待访录》的翻译。邵教授和倪德瑞教授正在合作翻译今本《竹书纪年》，已经翻译了七、八年，中间不断遇到问题。翻译涉及到出发语言和到达语言，做到文体流畅、语义准确要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邵教授还讲述了费正清、墨子刻、倪德卫、施坚雅、马若孟、丁爱博、狄百瑞、列文森、芮沃寿、史景迁、史华兹和崔瑞德等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这些学者大多对中国文化怀有一种诚挚的热爱，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低，也不故意把中国文化说成比西方文化高，而是尽量客观地还原历史。

    西方汉学研究的特点

    总体来讲，西方汉学研究的选题比较具体。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汉代军队服饰，或春秋战国时期的车。有的甚至研究鼻烟壶的历史。西方汉学家做任何题目都要把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网打尽，这样才能知道能否继续推进。这种填补空白的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西方汉学家中很少有人研究中国制度史，像隋唐官制、清代官制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比较复杂，西方汉学家中通才很少，往往是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倪德卫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做的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尧，但还是没有能够打通。中国学者中通才很多，比如钱穆、余英时、陈寅恪等等。

    西方汉学研究的选题往往比较独到，包括内容和视角两个方面。比如有人研究古代的残疾人、孤儿和童话历史。这都是中国传统国学没有想到的问题。还有学者研究“非汉族统治下的中国”。这和中国学者站在长城以内，以汉民族为本位的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丁爱国教授长期从事六国和北朝的研究，他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给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西方汉学研究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态势。其中清史、民国史的研究相对比较突出，对科技史、妇女史、大众问题和边疆问题的研究也不少。多学科交叉发展还体现在学科合作上，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汉学家和医学院教授一起合作研究中国吸烟问题。

    西方汉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文献阅读方面，突出表现为对一些“家法”知之甚少。所谓“家法”就是一派人用自己的思想原则来阐述文献。比如《春秋》中的“文不与，而实与”，意思是在文字上不赞同，但还是鼓励贤者把事情做得尽全尽美。懂得“家法”，春秋的史实就展现出来了。西方汉学家不懂“家法”，就存在很大问题。比如中国文言文中的虚数一般不可实指。西方人受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常常把古文中提到的数字当作实指。比如《竹书纪年》中有一段话：“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西方汉学家认为“百年”是实指，即使有误差也不过一年。《穆天子传》有段序文“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倪德卫教授完全以此作为确定竹书纪年的标准。他觉得这是卫国皇宫的档案，档案是标准化的。此外，邵教授还提到了他和西方汉学家的一些争论，包括跟倪德瑞教授关于今本《竹书纪年》中“同惠王子”的“惠”字的争论，以及和夏含夷教授关于今本《竹书纪年》有没有错简的争论。从中都可以看出西方汉学研究中比较严重的科学主义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邵教授觉得西方汉学研究总体上来讲“钢筋太多，水泥太少”，即概念框架有余，而史学材料不足。中国本土汉学研究比较重视证据，基本上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西方汉学家采取逻辑推理，他们相信“魔力”的存在。比如倪德卫是哲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很多受到哲学思想，特别是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合理的推测都是事实，猜想很重要。邵教授认为这种方法欠妥。

    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一般是在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们往往会在一些在中国人眼中看似常识的方面着墨很多。这种无知还表现在对某些背景知识缺乏全面的了解，比如有的学者会问刘少奇为什么对“林彪事件”没有反应，其实那时刘少奇已经死了。

    中西汉学研究之比较

    中西方汉学家对问题的理解在方法和思想方面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斯坦福大学一位汉学老师曾经讲授中国笑话的历史，就用《笑林广记》作为课程的阅读材料。结果他发现这门课很难上，因为美国学生对于中国人喜欢取笑别人的生理缺陷很难理解。另外，西方受到欧洲长期分裂的影响，认为“统一”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对中国来讲“统一”非常重要。文化差别异造成了研究取向的不同。中国人重视“气节”，余英时教授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方以智晚节考》，目的是要证明方以智是为了表明对前明的忠诚投水自尽而死，而西方汉学家觉得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汉学家提出的问题也不一样。西方人从外部对中国进行分析，他们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其中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吸收的。但是他们往往缺乏一种“在场感”和“民族意识”。他们的研究以西方的思想观念为坐标，这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他们会把从自己文化里引申出来的问题强加到中国研究上，这是不妥当的。西方学者需要尊重和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

    此外，邵教授还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华裔汉学家，包括洪煨莲、何炳棣、杨联陞、余英时、黄仁宇、巫鸿、瞿同祖等。除了他们的研究之外，邵教授还谈到了他们的为人，比如洪先生对古人“罪疑唯轻”，他的宅心忠厚对后学的影响深远。

    最后邵教授对国内的汉学研究提了几点建议。第一、学术上要能够传承创新,外来资源要能为我所用。增强学术自主性，创造出自己的品牌。第二、推广人文通识课程，加强文化底蕴，打好坚实的基础。第三、要学会扬长补短。第四、赖博以成精。第五、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蔡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