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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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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成本下降时，农村进入城市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来自美国IFPRI的Alan de Brauw教授认为，一个村庄中进城就业的劳动力所形成移民网络，可以降低本村其他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同时，农村进城就业，可以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帮助贫困家庭脱离贫困。Alan de Brauw教授由此提出，一个村庄移民网络的形成和规模，对于提高本村的消费和收入、减少贫困发生率具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观测的能力差异，不同村庄、不同时点存在着许多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要在实证研究正确地估计移民网络对农村家庭消费和收入以及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并不容易。Alan de Brauw教授基于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利用不同地区(县)引入身份证时间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同时利用代理变量、差分以及固定效应等方法剔除和控制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估计了村庄移民网络对农村家庭消费和收入以及对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个村庄中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尤其是贫困家庭的消费水平，随着移民网络的扩大而迅速增长；同时，随着村庄中移民网络的扩展，贫困发生率也不断降低。这些实证结果验证了Alan de Brauw教授的观点，即农村移民网络的形成和扩展，在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城乡迁移的同时，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和家庭收入，减少农村贫困具有积极的作用。
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马忠东教授就劳动力城乡流动和社会资本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忠东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力通过转移收入、信息传递、技术传播，增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于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2004年中国人口调查数据，马忠东教授分析了从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力与其迁出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排斥，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建立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过程。这使得多数进程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计划将来回家乡创业。而那些计划回家乡经商办厂的人群，在回家乡时会经常拜访和宴请当地干部，以增强其在农村家乡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对于那些已经返回家乡就业的农业劳动力而言，不仅他们在城市就业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而且他们在农村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对于他们在家乡建立自己的商店或工厂，具有重要意义。马忠东教授指出，由于很大部分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最终会回到农村就业，因此，他们在城市就业所积累的知识、技能和创业能力，对于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John Giles教授，就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和农村家庭的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John Giles教授指出，农村家庭可能遭遇各种风险，导致其收入发生很大波动，这会影响农民的正常消费和生活；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社会保障、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原因，农村家庭所面临的收入波动风险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有数据表明，在英国，当一个家庭因遭遇风险而导致收入下降时，其消费水平平均下降约0.6%；而在中国，在相同风险水平下，家庭的消费水平将下降7.8%。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抵御机制，农村家庭大多会增加家庭储蓄，以预防可能的风险。而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而言，非生产性的预防储蓄过多，会影响其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
John Giles教授认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一方面会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就业所面临的风险与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之间相关性较小，因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将增强农村家庭抵御农业风险的能力。基于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利用差分、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Giles教授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对农村家庭消费波动程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当一个农村劳动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城市就业时，其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波动显著降低，同时，农业灾害对家庭消费和收入的影响也变得不显著。John Giles教授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当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时，农村家庭的预防储蓄就会下降。因此，Giles教授认为，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就业有助于可以降低农村家庭非生产性的预防储蓄，从而促进农村家庭自我投资行为，这对于增加农村地区的自我投资、减少农村贫困具有积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实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他讲演主题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新估算”。李实教授从如何度量收入这一基本问题入手，对国家统计局和他领导进行的全国住户调查（CHIP）的各项收入指标进行比较分析，通过不断完善的收入度量来重新估算城乡收入差距，讨论各项研究中可能出项的高估和低估。结果表明：如果不包括推算出的住房租金，城乡收入差距从1995的2.32增长到2002年的3.11；如果包括推算出的住房租金，城乡收入差距从1995的2.33增长到2002年的3.22；如果再将各类补贴包括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95的3.45增长到2002年的4.13，不同的测度标准，差异非常显著。如果对城乡之间不同的生活成本进行调整，从1997年到2002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所下降的。
牛津大学的John Knight教授在讨论中国的城乡分割问题时，不仅仅考虑收入差距，而且将研究目光触及到幸福感，研究城乡居民在主观的幸福感上是否存在差距。他学术讲演的题目是“中国的城乡分割：仅仅是收入差距，而没有幸福感方面的差距？”。效用是经济学中非常基本的概念，它是度量幸福感的基本单位，但是很少有人直接度量幸福，大多是在讨论边际效用而不度量总效用。因此对主观的福利水平分析是经济学崭新并迅速发展的主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中国人的主观福利水平。
John Knight教授用社科院经济所和国外学者合作进行的2002年的全国住户调查来估计幸福感方程，得到一个有趣的发现：本来的预期是境况相对更好的城市人口应该会比农村人口报告更高的主观福利，实证研究却发现中国城市的平均幸福感并不比农村高，事实上是略低一些。怎样解释这样的悖论呢？John Knight教授详细考察了各个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报告了目前的研究进展：其他情况相同，幸福感会随着绝对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收入差异只能解释人群间幸福感变动的较小部分；幸福感依赖于相对收入，人们在相互比较中形成自己的幸福感；失业不但会减少人们收入也会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宗教等非经济因素都对主观福利有影响。
复旦大学的陆铭所作学术讲演的题目是“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尽管中国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增长，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并且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带来城乡工资差距的均等化，相反中国的城乡差距是持续扩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与传统理论相悖的“谜”？相对于现有的城市化理论只解释了移民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却不能解释城乡工资差距的持续扩大和城市化水平的滞后，陆铭认为要从城乡分割政策的内生决定出发来考虑城乡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问题。
从绝对禁止到逐渐松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城市政府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最优决策的结果，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则是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主导了城乡政策的制定。减少城乡分割既有利于促进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与社会和谐。城乡平等与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的两个目标，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从这一角度而言，由中央政府发起的从关注“三农”问题到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导向。陆铭特别指出，在这样的制度转变中，中央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这很可能并不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