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发院第二届（2013）校友学术研讨会简报之二

 

2013年7月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二届（2013）校友学术研讨会在朗润园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研讨会的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王勇、翁翕、徐朝阳、颜建晔、赵洪春、张冬、张晔、郑东雅等校友的演讲内容。

王勇：异质信念，抵押借款和资产价格

本文利用一个单期模型讨论了允许借贷时资产价格会如何变化以及谁会成为借款者等问题。模型中有两类资产：股票与现金，现金是无风险资产，而股票是风险资产，股票资产存在三种状态：好状态、一般状态以及差状态。设定这样的三种状态是因为可以考察不同信念结构的作用。模型中的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但是对股票持有不同的信念。此外，模型中的投资者不允许卖空股票，借款者仅以抵押品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在这些假设下，模型中的投资者共有四种投资选择：直接持有股票，借（出）款，杠杆化投资与持有现金。本文证明，如果股票收益率好于借款，那么杠杆化投资的收益率比股票收益更高，如果允许抵押贷款，那么均衡时的股票价格会被抬高。

作者通过三个例子的对比阐释模型的主要含义。在第一个例子下，悲观的投资者持有现金，持中间看法的投资者对外借款，而乐观投资者选择杠杆化投资；在第二个例子下，悲观的投资者持有现金，持中间看法的投资者选择杠杆化投资，而乐观投资者对外借款；在第三个例子下，悲观的投资者杠杆化投资，持中间看法的投资者选择持有现金，而乐观投资者对外借款。这三个例子不同点仅在于投资者有不同的信念结构，前两个例子的投资者甚至对于股票价格的预期都是相同的，其中第一个例子信念结构既属于条件随机占优（USD）也属于一阶随机占优（FSD），第二个例子信念结构属于一阶随机占优但不属于条件随机占优，第三个例子既不属于条件随机占优也不属于一阶随机占优，但正是这种信念结构的差异造成了结果的差异。这三个例子说明，仅仅有资产的预期这一个维度的信息还不足以刻画人们的投资行为，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人们的信念结构。

翁翕：锦标赛中的目标设定——来自中国的理论和证据

在中国，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都会在每年年初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本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有两个明显的事实值得关注，一是制定的目标往往和实际增长率高度相关，二是下级政府制定的目标往往会比上级政府更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立究竟有何作用？上述的两个事实又该如何解释？作者认为：增长目标是上级政府用以考察下级官员能力的一种手段。在晋升锦标赛中，官员的表现不仅仅取决于其所在地的经济增长率，还取决于其上一级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

为了阐明这一机制，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Tullock竞争的理论模型。模型中包含了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其中中央政府只有一个，而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有多个。各级官员唯一的目标就是升迁。通过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当某省内部市级政府的数目小于省级政府的数目时，制定较高的目标会提升该省内各市级政府官员晋升的可能性；亦即对于两个表现相同的市级官员，位于高目标省份者升迁概率更大。与此同时，下级政府倾向于制定更高目标的现象也会自然出现。作者利用极大似然法和工具变量法，分别在全国和省级层面对模型得出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支持了模型的推断。

徐朝阳：供给抑制政策下的中国经济

作者认为，当下的年轻人更愿意储蓄而非消费是因为面临着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的压力，而这些行业恰恰是政府管控较多、扭曲较为严重的经济领域。由此，作者提出了“供给抑制”的概念，用以指称政府有意控制某些行业的产品供给，导致生产要素向其他部门流动的现象。

“供给抑制”会引起储蓄率的升高。为了解释“供给抑制”如何引起储蓄率的升高，作者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包含竞争性部门和“供给抑制”部门两类生产者。“供给抑制”部门的要素积累速度受到某个上限的控制，从而其均衡增长率要低于竞争性部门，其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不断攀升。由于家户始终希望保持消费的多样性，其结果就是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会不断下降，最终收敛到一个极限值。消费的下降将由净出口的上升来填补，而如果出口也有一定的上限，那么国内就会出现过剩产能。

颜建晔：双边匹配下均等收入的竞争均衡

本文是关于多对一的双边匹配（many-to-one two-sided matching）理论的研究，是市场设计、机制设计和匹配理论的交叉应用。在普通的市场机制（单边匹配）下，价格只能反映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不反映商品对消费者的偏好，但是在双边匹配问题中消费者和商品双方都有偏好。本文试图设计一种市场机制，使市场中的价格能够同时反映双方的偏好。

本文的灵感来源于高考择校问题，这一问题是典型的多对一的双边匹配（多对一是指每个学生只能去一个学校而每个学校可以招收很多学生，双边匹配是指学生和学校都对彼此有一个偏好），机制设计的理论要求通常包括有效性、公平性和稳定性。基于Hylland-Zeckhauser（1979）提出的来自均等收入竞争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 from Equal Incomes，CEEI）这一思想，作者设计了如下的解决多对一双边匹配问题的机制。

学校的偏好是一种序数弱偏好，因为学生数目很多，学校不可能对每个学生进行完全的排序。学生的偏好是一种基数弱偏好，学生可能对学校的排序是相同的，但是对于某个学校的强度是不同的。机制的运作顺序如下，第一步，学校向机制设计者报告自己的偏好及招生的人数；第二步，学生向学校报告他们对学校的偏好，允许学生谎报偏好；第三步，机制设计者给每个学生发一块钱，机制设计者找到一组价格，使得学生效用最大化以后市场能够出清。这个机制的价格结构很特别，每个学校有三个价格，正无穷大的价格、正的价格和零价格。对于学校偏好的学生，学校给予零价格，否则学校给予正无穷大价格，正的价格是用来出清市场的。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和价格结构，就可以同时反映消费者对于物品的理性需要，也反映物品对于消费者的理性需要。

这一市场机制同时反映了双方的理性需求。作者证明对于任何的双边偏好都存在均衡价格使市场出清，而且这样一种市场机制是有效的、稳定的、公平的和渐进激励相容的。这个机制也存在两个缺点：第一，可能得到多重均衡；第二，机制设计者计算均衡价格可能会非常耗时。

赵洪春：国际粮食价格冲击的不同性质及其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

粮食价格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研究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2008年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的原因，传统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欧美国家把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从而改变了粮食的需求结构；二是大宗商品交易的投机性活动。赵洪春采用结构性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将粮价波动分为三类，即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粮食特定的需求冲击，并通过一些设定识别这三类冲击。

文中利用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作物来表征粮食的特征，并利用全球粮食产量增长率、全球真实GDP增长率，粮食真实价格来构造向量自回归方程，其中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反映供给面，全球真实GDP的增长率反映总需求。作者利用构造的SVAR模型将粮价波动分为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粮食特定的需求冲击。供给冲击来自于天气、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土地使用构成等；总需求冲击来自于全球低利率和粮食部门之外的技术进步引导的对于粮食的需求；粮食特定的需求冲击主要是预防性和投机性的需求冲击。

估计结果显示：第一，这三类冲击在统计上是相互独立的；第二，这三类的波动几乎相同。但是由于有滞后效应，从冲击的累积效应来看，这三种冲击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对粮价的影响非常小，粮食特定的需求冲击对粮价影响很大。所以真实粮价被三种结构性冲击所影响，需求冲击比供给冲击更重要，特别是粮食特定需求冲击。

对于美欧生物燃料政策的影响，本文认为生物燃料政策对于粮价短期波动的影响要比长期波动的影响更有力；美欧生物燃料政策基本不改变发展中国家加总的宏观变量。粮价波动也不会推动发展中国家CPI波动，文中的证据不支持输入性通胀的说法。粮食供给的冲击不会改变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GDP，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主要的结果是一致的。

张冬：威权国家的精英分裂与经济增长——来自江浙的经验证据

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什么机制限制了统治者的掠夺行为并激励生产者和投资者的经济活动？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威权体制内部各地区的收入差异？此前的文献一般认为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可以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收益，因此愿意行使“扶持之手”以激励生产者和投资者；还有人认为，威权国家中分享权力的制度设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制约，可以对统治者行使“掠夺之手”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看法都没有考虑制度的起源问题。

本文认为，是随革命产生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在文革前后起到了保护私有产权的作用，并且导致了各地区实际执行的经济政策和人均收入的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颠覆了旧政治精英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精英的具有不同的来源，这导致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非正式权力结构。虽然各地区奉行相同的政治制度，但实际上执行的具体政策有很大差异，这一差异在文革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省委领导关系较为疏远的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争取普通民众的支持，减小被政治运动冲击的风险，其结果是这些地方取得了更好的经济发展。

本文对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讨论。浙江省委领导中，来自三野南下的官员在文革前后始终是主导派系，而出身于游击队的官员则是少数派。江苏省委则是华中根据地出身的官员为主导派系。使用DID估计方法可以发现，在文革开始之后非主导派系控制下的县城人均工业产值要更高。用OLS估计的得到结果则表明，这些县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也更快。

张晔：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晔研究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新农保）对农村老人养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农保确实改善了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但效果相对有限。

我国农村老人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一方面，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另一方面，农村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缺乏稳定的生活保障。我国政府于2009年开展新农保的试点工作，新农保中加入了政府补贴，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参保率，2011年参保人数达到3.26亿，参保率为49.7%。

作者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8-2011年的数据，全面评估新农保对农村老人养老质量的影响。为减少选择性偏误，文章采用了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i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s，PSMDD）。

实证结果发现，从健康、照料与医疗，心理、精神慰藉与主观满意，营养、经济资源与家庭地位，休闲与社会活动参与这几个类别的指标来看，参与新农保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说明新农保确实改善了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但是，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质量的改善仍然是相对有限的，因为绝大部分模型的估计系数在3%-8%之间。

为了考察养老质量均等化，作者按基期的收入状况、健康状态、地区等对老年人进行分组，结果显示，新农保对低收入组老年人的养老质量的改善作用反而比中高收入组低；新农保并没有显著缩小农村不同群组之间老年人原有的生活质量差距；分地区估计的结果似乎显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参保老人受益更多。

郑东雅：价值链上的“馅饼”与“陷阱”

本文论述了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9～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速是9.8% ,其中2001～2008年则高达10.2%。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大生产带来的强劲出口增长对此功不可没，2001～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速高达19.1%。但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的增加值率却不断下降，1981－1987年维持在0.44－0.48之间，2003年下降到0.34，而2007年则下降到了0.25。

作者认为，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有利有弊。加入全球产业链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一是实现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二是使中国产品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文章以基于产业链分工的开放模型对这两个途径进行了阐释。加入全球产业链也可能对中国经济有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具体来说，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会通过技术封锁以及保持价值链低价值部分的合理利润等策略性行为，阻止中国企业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部分进行产业转移；另外一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也进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部分，造成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文章以一个产业博弈模型对此进行了阐释。

（王也、胡李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