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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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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广肃：人情支出挤出了正常消费吗？——来自中国家户数据的证据
“礼尚往来”是关系型社会中维护关系的礼金赠送法则。国家统计局和2010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数据显示，人情支出已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情支出会挤出正常消费吗？
从理论上讲，人情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由于存在流动性约束，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过高的人情支出会挤出居民的正常消费。另一方面，人情支出高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提供非正式融资和降低不确定性这两个渠道来促进消费。对人情支出的现有研究均不具备全国代表性且模型没有排除内生性，在考察人情支出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
本文使用2010年CFPS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同时使用工具变量，克服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以农户平均消费倾向为因变量，人情支出为自变量并控制农户特征的回归方程，使用的工具变量为“是否拥有家谱”。礼金支出分别用家户的总礼金支出、人均礼金支出以及礼金支出份数来衡量。实证结果表明，人情支出并没有挤出中国居民的正常消费，反而提高了平均消费倾向，并增加了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的绝对数值。如果总礼金支出翻倍，则平均消费倾向提高1.7个百分点；如果人均礼金支出翻倍，则平均消费倾向会增加2.1个百分点；如果礼金支出份数翻倍，消费倾向会增加3.8个百分点。
人情支出提高正常消费的作用机理包括对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对民间借贷的影响，这使得人情支出对中国贫穷家庭的消费行为的影响效果更大。人情支出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概率和全体居民的进入国有部门就业的概率，降低了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消费。通过提高家庭向朋友借钱的概率和数量，减少了家庭预算的流动性约束进而增加了消费。
李宏彬：中国退休消费之迷
生命周期模型指出，消费对于退休等可预测因素引起的收入变化应该保持平滑，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消费因退休而显著减少的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的现象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迷。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学者对各自国家的退休消费之谜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对中国的退休消费之谜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家户调查（以下简称UHS），选取北京、辽宁、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和甘肃等九省的家庭作为样本，这些家庭中都有年龄在50-70岁的曾在政府、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工作或退休的男性。一方面，对于这些家户来说退休是强制性的，因而是可以预测的。另一方面，UHS有这些家户支出的详细信息，这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以家户与工作相关的支出、家户的食品消费支出、娱乐支出及非耐用品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退休为解释变量，并控制年龄、省份、年份等变量。本文把“年龄是否大于60岁”作为工具变量，使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退休导致了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的下降，这种下降能够用考虑了家庭生产和与工作相关的支出的模型来解释。而且，在分离了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以后，食品支出、娱乐支出以及非耐用品支出仍受到退休的影响，因此退休消费之迷在中国确实存在。
寇恩惠：最低工资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工资分布的不平等在加剧，其原因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等。此前的文献集中研究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而本文则通过实证分析最低工资法案对低工资人群和工资分布的影响。
本文运用八省一市1995-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县区的最低工资数据建立有效最低工资和工资分布不同分位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通回归设定60分位数至90分位数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控制县区的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方差减小，估计结果更为有效。回归结果说明最低与最高分位数工资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存在分割有偏，即中位数工资同时出现在方程的两边，从而产生虚假的正向关系。用法定最低工资工具变量纠正了分割有偏现象之后，最低工资对高分位数工资没有影响，对10分位数、20分位数和30分位数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点估计值在慢慢变小，在40分位数变得不显著，并且在40分位数及以上均不显著。也就是说，有效最低工资具有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只影响到30分位数及以下的工资水平，有效最低工资对40分位及以上的工资水平没有影响。
钱学超：人力资本投资、家庭禀赋与中国代际社会流动性
OECD国家的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其代际社会流动性就越低，而当前我国“贫二代”与“富二代”间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十分严重。根据Becker 和Tomes (1979)的理论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禀赋在代际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上述两个因素在中国的代际社会流动性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的模型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父母不能通过借贷来实现对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二是每一代个体的产出只与其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以及市场幸运程度有关，三是父母只关心自己的消费和下一代的经济产出。在一个无限期横向代际交叠经济环境中，可以得到以子女的收入为因变量、以父母的禀赋和父母的投资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和以子女的收入为因变量、以子女的禀赋和父母的收入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文章利用1989-2009年的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经过筛选与匹配得到1966个样本，每个样本中均包含当年子女及其家庭的人口学、经济与社会信息和子女在18周岁时父母及其家庭的人口学、经济与社会信息，并用2009年的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禀赋在代际转移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城乡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抑制社会流动、强化阶层分化、导致代际间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基础性因素。农村家庭更多依靠教育投资来改变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之下，城市家庭则更加依靠家庭禀赋来提升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
李任玉：特征差异还是机会不均？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子女的收入水平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收入水平决定于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回报。高收入家庭一方面可以通过高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高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往往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获得高人力资本回报。本文试图研究在造成子女收入差距方面，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和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何者更为重要。
文章将低收入水平与高收入水平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分解为人力资本存量效应和人力资本回报效应。首先利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在[0.01,0.99]分位数区间，以0.01为步长估计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入决定方程，获得系数矩阵（Chernozhukov and Hansen, 2008）。然后从收入的条件分布过渡到边际分布，获得两类子女收入和反事实收入的边际分布(Albrecht,2003; Autor, 2005; Melly, 2007)。最后，在Machado and Mata (2005)的分解框架下分别计算两类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文章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包含2210个样本，在估计过程中使用了父亲的教育水平和社区教育水平指数来作为子女教育的工具变量。
文章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差异的作用远大于人力资本回报差异的任用，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至少能够解释69%的由父母收入水平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而且，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几乎解释了较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子女之间收入的全部差距，人力资本回报差异仅对处于收入分布底端20%家庭的子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有一定的解释力。
（整理人 袁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