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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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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 Patrick教授坦言自己是在偶然的机遇下开始接触日本，但很被日本非常规的经济发展所吸引，并在解决一个个“日本之谜”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逐渐成为研究日本经济的专家。日本经济发展的非常规性表现在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失业率却同时伴随着长期的通货紧缩和低利率。
Hugh Patrick教授指出在日本低失业率的背后隐藏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兼职员工在不断地取代全职员工，同时年轻人也在逐步代替退休员工的职位。这两个因素也是压低均衡工资的重要力量。虽然日本政府积极动员企业提高工资报酬，但在经济没有较大起色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仍将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工资难有大的涨幅。与此同时，老龄化问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刻影响日本的社会结构。一方面，日本的生育率长期偏低。日本的生育率自1974年至今一直保持在0.8以下，但政府却找不到有效的政策来鼓励生育。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的预期寿命居全世界首位。2010年日本女性预期寿命为86.3岁，男性为79.6岁.随着婴儿潮一代即将全面步入退休阶段，这些人的养老问题将对已经十分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提出更大的考验。不过Hugh Patrick教授对于未来生育率的上升持乐观态度，因为他认为孩子作为一种奢侈品，其需求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上升，但目前来看，这些“奢侈品”还是太昂贵了。
在谈及日本的通货紧缩问题时，Hugh Patrick教授认为这次安倍政府治理通货紧缩的决心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货币扩张、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安倍首相已经明确提出2%的通胀目标，并通过了提高消费税率的议案，努力减少财政赤字。政府这一系列的举措从根本上是希望能改变市场对于未来通胀的预期，从而真正走出长期通缩阴影。同时Hugh Patrick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未来日本结构改革的进程很有可能会减缓，这主要是受累于自民党党内观望气氛浓厚，和自民党、共和党两党之间政治斗争产生的严重内耗。
对于日本企业未来的发展，Hugh Patrick教授认为目前日本的竞争优势更多在一些特殊细分领域，以制造业为例，目前日本有许多不为外界熟知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产品多为特殊设备，但所占据的国际市场份额却是惊人的。这些公司依靠先进的技术设备正不断扩张自己的世界版图，未来技术进步应是日本企业发展的动力。
对于听众提出的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担心，Hugh Patrick教授认为“产业空心化”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反之，这是一个将稀缺资源向更高效领域配置的过程。他认为任何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资本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流向其他部门的过程，其背后的机理是：如果一个国家初始有很多纺织业产品，纺织产品的价格就会被压得很低，资金自然就会流向相对稀缺且边际回报高的行业。对于这些老的企业，他们应该做的是加深对市场的了解，挖掘新的需求。这方面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日本的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是指那些掌控该国大部分进出口业务的特大型综合贸易公司，集贸易、产业、金融及信息等为一体的，具备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大型跨国公司。其中包括丸红（Marubeni）和三菱（Mitsubishi）等公司，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综合商社的发展是基于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对竞争者的了解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挖掘。它们在转型过程中积极调整，不是被动改变，而是主动创造客户需求，发掘新的增长点，这些都值得中国企业借鉴。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在日本发生过的这种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现象最终也会在中国发生，中国企业应该做好准备。
同时，Hugh Patrick教授也指出了日本企业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是终身聘用制。终身聘用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战后，特别是5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劳动力不足、人才紧缺成为当时日本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且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状况难望在短期内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为了防止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被别的企业挖走普遍实行了“终身雇佣制”。
但时至今日，这一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首先终身雇佣制导致人才流动受阻，企业缺乏活力。一些人即使很有才华，但却因为进入到企业的时间不长，资历不够，就很难得到重用，从而影响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其次在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终身雇佣制带来了沉重的劳动力成本。目前在日本公司的薪资结构中，退休员工的工资占到公司固定成本中很大一部分。即使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也难以通过裁员减薪实现调整，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日本企业的市场活力。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在用人方面应该说比日本企业有更大的自主性。
关于日本企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僵尸企业”，这是指那些得到银行后继贷款就能存活，一旦停贷就无以为继的企业。这些企业对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好的企业拿不到贷款，糟糕的企业绑架了银行贷款。但出于对当地失业率上升导致民怨的担心，银行一般只能继续对这些“僵尸企业”给予贷款。对应于中国的情况，黄益平教授提出了中国类似的“温室企业”的概念，即那些只有在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才能存活的企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企业是否应该被关闭，而是在于由谁去关闭它，以及怎样去关闭它。在这一点上，黄益平教授提出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
除了上述两个问题，日本企业在国际化上也遭遇瓶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普遍英语不好，这一点日本财长也明确指出过。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应该是必备的技能，但在日本能熟练掌握英语的人不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日本经理在管理本国员工时能够做到得心应手，但在与其他国家员工合作时常常出现沟通问题。这种文化交流上的阻碍严重制约了日本企业的国际化。
国际融合的不足还反映在日元国际化进程滞后上，Hugh Patrick教授将日元国际化进程停滞的原因总结为两点：日本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和长期内难以改变的美元霸权格局。有数据显示，1995年国际债券发行中有16%是以日元计价的，但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已不足3%。日元国际化进程后继乏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主要表现为金融工具单一；未能形成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广度。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当今仍是美元本位时代，美元霸权地位难以撼动。而日元相较于欧元优势也并不明显。在这一点上，Hugh Patrick教授也提出了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展望，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经济透明度不够，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时间可能会比大家预期来的早。
当被问及对中日关系未来的看法，Hugh Patrick教授一方面承认两国当前存在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仍坚信基于重要的共同利益中日两国未来关系仍将以合作共赢为主。尽管政治分歧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日两国都是亚太地区的两个经济强国，这种地理上的邻居关系是谁都没办法改变的。目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投资目的地，而中日两国间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民间交流也日益加强。长期而言，中国的巨大市场对日商极具吸引力，而日本先进的科技也有助于中国未来发展。中日两国经济具有较强互利性，这是中日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中日两国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这种基于经贸关系的共同利益不仅对中日双方，而且对东亚乃至世界是有利的。鉴于此，两国间长期的政治、经济稳定将有利于双方发展。
（邹静娴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