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29期（总第1124期）

 

背景简介：2014年4月18日，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活动之一，【朗润·格致】系列“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亚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Brandeis大学国际商学院创始院长Peter Petri、经纶研究院院长William Overholt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晓波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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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巨忠：亚洲国家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里主要讨论制度、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将之置于亚洲这个大环境下。

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跟OECD国家相比正在迅速接近，但政府治理则不然，并没有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缩小与OECD国家的差距。事实上，在控制了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大部分亚洲国家在政府治理上仍然会出现“赤字”，处在国际基准线之下。跟拉丁美洲比较的话，亚洲的政府治理水平也要更差。

这是否说明政府治理对于发展无关紧要？实际并非如此。政府的有效性和监管的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比政治的稳定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紧密。如果在政府的有效性和监管的质量方面表现较好，那就能够实现较好的发展。对于亚洲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显和强劲：1998年存在政府治理“盈余”的亚洲国家，在1998到2011年之间增长得更快一些。

目前很多亚洲国家都致力于实现政府的改革，但应该有一个基于国情、量体裁衣的改革方法。对于低收入国家，应努力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实现改革，包括完善法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应当有对各项事务更广泛的参与，以及建立起政府的可信度。对于所有的经济体来说，都应该在可以采取行动的领域内进行政府的改革。

技术的发展能在政府改革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可信度和人民的参与度。

Peter Petri：制度转型的驱动力

良好的制度应当是开放、透明、中立的，应当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不过良好的制度不是每个国家一开始都能具备的，需要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

制度转型有两个主要的驱动力。第一是市场性质的改变，从熟人之间的交易、本地人之间的交易演化成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催生了产权、合同等法律制度。在转型初期，人们对于市场制度的信任程度不太高，但逐渐的大家的信心会增强，法律法规会被广泛接受。经济发展就从一些小的单元扩大到更加广泛、更加系统性的活动。

中国现在也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新的制度需要去代替旧的制度。这非常有趣，非常令人兴奋，但也非常复杂、非常困难。

制度转型的第二个驱动力是政府目标函数的改变。一开始大家很穷，经济增长是政府的首要目标。随着收入到了一定阶段，收入不公、环境污染等问题受到大家的关注，大家的关注会改变政府的目标函数和行为。

科技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政府官员和企业、个人之间能够更加自如的交流，建立更加透明、更加中立的制度。比如可以把政策发布在互联网上，让人们可以看到，允许人们进行评论，发表不同的看法，而政府部门对此可进行监测，观察人们的反应，知道哪些政策可行，不同部门之间也可以互相监督。二十年前，这样的做法是没有的。

William Overholt：中国经济的四个发展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地方市场的转变。以佛山为例，这座城市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实现了很高的人均收入。当地的企业家团体跟政府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有很多的对话和反馈。这有利于当地企业家做出正确的决定，是一种比较好的治理结构。如果我们去印度、印尼或者中国的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有些地区做的选择并不是很好。

第二个趋势是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压力。很多地方政府现在已经负债累累，其债务量已经超过预定目标的两倍。相比之下，佛山的负债还是比较低的，大概只占税收收入的25%。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继续上升，出口可能会遇到困难，服务业的价格也会大幅上涨。不过地方政府拥有很多资产，如当地的企业和酒店。他们可以通过出售资产来获得资金、偿还债务。当然这样一种调整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地方政府希望在发展经济、偿还债务的同时，还要保有传统的权力。

第三个趋势是经济活力将主要来自中小企业。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包括美国都是成立的。中小企业发展得更快，并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政府不能像控制国企一样控制他们——比如说党委书记不能要求私企老板进行捐款，所以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个趋势是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工业经济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每个人的职责都由老板指定。服务型经济则不然，更像是老师教导自己的学生，阶级特征不那么明显。服务行业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好的连锁酒店都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由于中国的文化，由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是一个趋势。

这四个趋势不断融合，互相加强。如果中央不断放权，地方层面的改革将更加容易。如果想要减少债务，那么中小企业需要有更长足的发展，也需要壮大服务型经济。可以预想，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有一定的转变，如果出现这种转变的话，最终能够实现积极的增长。

张晓波：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特色是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进行转移。由于有剩余劳动力，工业领域能够实现迅速的扩张，而且没有来自于工资上涨的压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以发展起来。

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给予地方政府和个人更多的权利。中国包含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优势，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不仅出现在沿海，也在在内地。比如浙江省的大唐县每年生产60亿双袜子，山东省的寿光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

通过一个例子可以更好的展示什么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位于上海和杭州之间的地方生产的羊毛衫占到全国40%。这里有大量以家庭为主的工业作坊，也有大型的工厂，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品牌，还有高速公路两侧的大型交易市场。农民工在这里打工四五年之后，就可以开始自己开创小企业。因为市场准入的门槛比较低，几乎每个人都是企业家。

这种经典的模式能够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但目前中国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还出现了用工荒。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一些企业将工厂搬迁到内地，甚至转移到国外。东莞一个工厂在埃塞俄比亚重新开设鞋的生产车间，转型非常成功。有些人可能认为在非洲人都比较懒，不愿意努力工作。实际上，如果有相关的技术，而且给员工提供相关的培训，就可以很好的开发非洲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很好的赢利。

还有企业增加研发方面的投入和设备方面的支出。可以看到，从1990年至今，每五年间被批准的专利数目越来越多，近五年甚至是原来的三倍。以先前提到的羊毛衫集群为例，他们现在都开始使用大型机械代替工人进行生产，效率大大增加。

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政府已经习惯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比如兴建开发区以吸引外资。但是我们现在到达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用工荒，这时资金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此导致了很多废弃的工业园。在温州，官员的绩效评估还与外资投入挂钩，而这个地方并不缺少资金。

最为重要与紧迫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创新大多自上而下，很少自下而上。中国的教育部和科技部掌握了太多资源，使得研究者大多时候是在向政府申请资金，变成了寻租者，最底层的创新却得不到支持。相比之下，美国有很多研究机构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兴趣进行研究，这是自下而上的方式。

中国是基于不同的产业集群来进行发展的，而且这些集群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很难找到一个政策适用于每个产业集群。为了实现每个产业集群的升级，他们需要有自己的创新，所以创新应该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王也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