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90期（总第1185期）

 

背景介绍：2014年12月2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退休政策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共分两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副教授和社科院人口所都阳研究员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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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燕：中国城乡老人退休现状及启示

关于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联合国估计了高、中、低三种情况。其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中国人口总量在2050年将达到16亿；而在中等情况下，2050年的人口总量将与现在基本持平，即14亿左右；比较悲观的估计是中国人口总量在2025年左右就会出现下降，到2050年只有11亿。最后一个预测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面临减少乃至出现短缺。

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的增长却十分迅速。按中等增长速度计算，中国80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人口比重大约会在2025年开始上升，但是65周岁以及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从2010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幅上涨趋势。在未来50年中，这一趋势非但不会放缓，反而会日益加剧。这意味着快速老龄化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养老压力。按联合国的估计，2005年中国的抚养比仍高达4.9，即5个年轻人共同抚养一位老年人；但是到2050年，抚养比会急剧下降至1.4，这就意味每三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两位老年人，这样的负担不可谓不重。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随机抽样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数据显示，在城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45岁之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员工比例都是很低的，但是在45岁之后退休比例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强制退休年龄增长最为迅速。除了早退（女50岁以前，男60岁以前）的群体退休后再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外，其他群体办理退休手续后再就业比例相对较低。

城市与农村人口的退休（指退出劳动力市场）时点存在巨大差异。在45周岁以上的任何年龄点，农村人口处于工作(含务农）状态的比重都远高于城市；农村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比城市约晚20年。城市人口的退休率在50-60岁之间出现跃升，而农村人口的退休率在这一年龄段变化平缓。考虑到城乡中老年人教育水平的差距，退休状况的城乡差异更加巨大。其中城市60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14.7%，而农村为44.4%；在城市，高中、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远高于农村。减掉受教育期间的年限后，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的工作年限差距比20年还要长。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市男性不仅比发展中国家的早退休，而且还早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欧洲国家接近。中国城市女性甚至比欧洲女性的退休年龄还要早。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却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与城市相反的是，农村户口的中国人停止工作的时间晚于大多数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城市人口比农村早退休，但他们的养老金收入却远高于农村。在50-55岁年龄组，城市人口养老金收入的中位数为1260元每月，而农村人口仅为329元/月；在60-65岁年龄组，城市人口养老金收入的中位数为1600元每月，农村仅为60元每月，尚不足城市的二十五分之一，这还是限制在有养老金的群体当中。

目前老年人预期自己的养老来源主要是哪些呢？73%的城市人口选择了养老金或工资，选择子女为主要养老来源的仅有20.1%；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高达80.8%的农村人口认为子女是未来的主要养老来源，而预计主要依靠养老金生存的农村人口比例只有9.1%。但是，依靠子女养老这条路径并不可行。CHARLS的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拥有的子女个数随着年龄大幅下降，75岁以上老年人的子女数量接近4个，而45-60岁老人的子女数量仅为2个左右。而且“农二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能否为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提供充足的养老资金是一个问题。

这些现象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针对可能出现的抚养比过低的局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政府现在正在逐步实施这一政策，例如实行“单独二胎”等。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并没有预想得明显。农村本来实行的就是二胎政策，而城市中即使有法律允许，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生育二胎，所以新出生的人口并没有预计的那么多。另外，即使新出生人口能够按照预期增长，前面的20年也不能改善抚养压力。

在无法大量增加新劳动力的前提下，改革退休政策就势在必行。如何改革退休政策，是强制性的“一刀切”还是采用一种更富有弹性的方式？我认为后者更可行。很多人提到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觉得她们无所事事又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事实上很有可能不是她们自己不想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工作可做才去跳舞打发时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给个人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还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美国，即设定合理的领取养老金机制，工作时间越长，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量越多。如果有人预期自己的寿命较长，就有激励去工作更长时间，以期将来领取更多的养老金。他们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由个人享有，其余的则可以贡献给社会，这就是一个多赢的设计。

不妨设想有两姐妹，姐姐初中毕业就在农村务农养家，妹妹则大学毕业在城市工作。妹妹的受教育水平高，劳动生产率也更高，却在55岁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姐姐要再工作20年，创造的产出却十分微薄。两个人劳动年限相差了27年，如果让妹妹多工作几年，多创造一些财富，姐姐则可以少工作几年，由妹妹来为姐姐支付一部分养老费用。如果将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家庭，适当鼓励城市人口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通过转移性支付缩短农村人口的工作时间，不仅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也兼顾了公平。

 

 

都阳：养老体系可以持续的基本条件

延长退休年龄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诸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政府而言，改革可能引起民众的不满，从而不利于“维稳”的目标。对于雇主而言，他们本身希望一部分生产力较低的中老年人离开岗位，但由于劳动合同的存在无法将这批人随便解雇。如果延长退休年龄，雇主认为自身的负担将会加重。对于雇员而言，即将退休的人群会认为剥夺了自己的权利，即将进入或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则觉得减少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这样一个话题确实很容易引起各利益攸关方的不满。

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CULS）的数据，2005年全部抽样人口的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仅为51.6岁，其中男性约为55.7岁，而女性则为49岁；到2010年，实际退休年龄略有增加，全样本的平均值推迟到了53.4岁，其中男性57.8岁，女性50.3岁。相对于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女性55岁、男性60岁——而言，这一组数值也是很低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2005年58%的男性职工和89%的女性职工选择了早退，而2010年则有44%的男性职工和84%的女性职工选择早退。也就是说，很多人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休了。不管原因如何，这个数据意味着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大一部分人愿意在一个相对年轻的年龄退休。

我国现行的养老金体系是现收现付制的，即养老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产出。老龄人口退休后，他们对社会产出的贡献就会减少，社会还要为他们支付养老金。如果这部分成本由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支付，那么养老体系仍然可以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养老体系可以持续的基本条件就是，就是新进入者的边际产出与退休者的边际产出的差额可以维持养老金的支付。

上述条件是否有可能成立？首先，代际的生产率差异越大，则养老体系越有可能持续。我们都知道新进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退休劳动力高很多。如果说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或是竞争性的，那么新进入者的边际产出应该远高于退出者。但是近几年劳动力市场上的真正情况却并没有预计的这么乐观。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18-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远高于其它年龄段，恰恰是这部分人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这里存在的原因可能就是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的缺失，或者说是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无法给这些年轻人提供适合的岗位导致的。现在经常讨论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反映的正是这一现象。

单位劳动力成本越高则越不利于养老体系的持续。中国这几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十分迅速，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2003年劳动力成本的参数为34%，但2011年已经超过了40%。在同一时期，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却在下降。如果要维持现行养老金体系的正常运转，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综上所述，我认为退休政策改革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承认有一部分群体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的事实，同时也要针对这一事实进行细致的研究，理解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里。这样才不至于很武断地提出一个方案，引起公众的反感。事实上，这样的方案也很容易短命。其次，退休年龄及其制度设计的变化会影响到很多变量，并不仅仅涉及养老基金账户，所以需要全面评估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三，一个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很可能比强制性的退休时间更容易让公众接受，我个人认为在鼓励高生产率工人继续就业的同时，也应该允许低生产率的工人自由选择退休。第四，把退休问题放在整个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可以设计更灵活的就业制度来提高青年人的就业率，同时用更有弹性的工资决定机制来提升教育回报率，那么新进入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可能足以弥补退休劳动力离开的损失，从而使养老体系可以维系下去。

 

（应晓妮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