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49期（总第1144期）

 

背景介绍：2014年6月21日，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主题研讨会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召开，以此纪念30年前在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该会曾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本次活动。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与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博士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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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将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需要良好的体制

一、高储蓄不必然带来高增长

我国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国民储蓄非常高。用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储蓄大概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如果考虑到美国和欧盟资本存量更大、折旧更多的情况，中国的人均净储蓄很可能已经接近美国和欧盟。这是我国最早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指标。

如何看待我国的高储蓄，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见。讨论较多的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和储蓄率过高有关系的。但我认为，在几十年这样长期的发展背景下，高储蓄总体上而言是个有利的因素，但储蓄与资本的转化机制是关键。

最初的发展经济学暗含了这样的思想：如果有储蓄有投资，那么经济增长就高。事实证明，这种理解有非常大的误区，它忽视了要把储蓄变为资本和生产能力，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体制。一个扭曲的体制无法将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

计划经济时代，用剪刀差的方式，积累了一些储蓄，投资到炼钢小高炉、三线工厂等地方，非常缺乏效率。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储蓄并不能很好地变成资本，无法很好地转变成高效的生产能力，因此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人们产生一个很大的警醒，认识到储蓄需要好的体制，包括价格体制、产权体制、企业体制，才能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变成高效的资本与生产能力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为了破解储蓄转化问题，正是为了建立好的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莫干山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齐聚了中国当时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分别对价格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粮食供销体系改革、对外开放等问题做出了全面的分析，对1984年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制定历史性的全面改革决定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二、良好的体制包括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未来中国要想把储蓄变为高效生产力，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

（1）要有市场化的、高效率的金融体制，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我国有很多储蓄难以高效配置给企业，像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都需要到国外融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把金融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十分重要。

（2）要通过深化改革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高效的企业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的作用。高效的企业如何定义？如果从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数据来看，很容易发现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差不多是国有企业的2.2倍。虽然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从2010年的高点（31.5%）波动下降，但仍然达到25.6%。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把储蓄变成高效资本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优势。一些国有企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实际上也是因为受到垄断、管制措施的保护。在国有企业利润最大的五大行业（石油、煤炭、交通、电力、烟厂），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大概在70%左右，民营企业难以充分进入。其中石油行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价格上涨。如果把价格上涨因素扣掉，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会大打折扣。

如何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三项措施需要重视和推进。

首先，需要重视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并大加改进。在过去十年间，行政部门对企业产权的保护仍然滞后，特别是在面对一个比较大的特殊压力的时候。在一些省份，一旦出现事故，就给民营企业贴上“黑心老板”的标签，把他们的产权变为政府所有。或者是在面对产能过剩压力的时候，政府用行政的力量让一个亏损的国有企业去兼并民营企业。总之，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产权有时有一些越权。

其次，通过简政放权，取消对资本的管制和投资行为的管制。

最后，要避免宏观调控过于微观化。很多行政干预，并不是先做意识形态的铺垫，然后发表红头文件，而往往都是在宏观调控急风暴雨之际顺势推出。在过去的12年中，中国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减少了60%，但是社会和企业感觉被捆绑得更厉害。

总之，如能推进上述结构调整和改革，高储蓄就会转化成有效的资本与生产能力，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就会看好，在下一个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反思和改善我们的制度观、历史观、国际观，中国的改革就成功了。

 

 

梁建章：从创新创业能力角度看鼓励生育的必要性

一、人口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创业能力

影响一个国家创新创业能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一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人口因素，尤其是人口的规模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美国具有非常理想的人口结构，年轻人口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都具有优势。正因为如此，美国近年来涌现微软、苹果、谷歌等最成功的公司。这些公司基本上是过去20、30年内创办的，而且是由当时非常年轻的企业家创办的，推出很多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新技术。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普遍非常年轻，并且由一批非常有创造力的年轻企业家领导着。

中国未来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学家们必须将视线转移到人口问题上来。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3以下，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中国的人口规模还在持续上升，原因不是新生儿多，而是随着寿命延长，老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劳动力人口、低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持续下降。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会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严重不足，未来很多工作岗位只能被交给50岁甚至更高年龄的劳动者，进而影响到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以及整个国家的创业动力。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重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得非常快，然而到了90年代，经济增长突然停止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生育率在二战之后快速下降，从而埋下了老龄化社会的隐患。这个隐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作。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现在排在前十位的高科技企业，都是成立于三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日本没有涌现出新一代的领袖级企业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生育率同样处于低位的韩国。

日本为什么缺乏年轻的企业家？因为老年人口在整个社会中占据高比例，日本公司内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则越来越少，尤其是最关键的职位几乎都被老年人所占据。对于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日本职员来说，他们进入公司之后的职位晋升非常慢，在企业里的话语权很小。这样的资历以及所能接触到的资源使得日本的年轻人既难以承担推动公司创新的重任，也无法形成个人创业的野心。日本的情形代表了一般的趋势，根据我们对各个国家、地区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年轻人比例越高的地方，创业指数也更高，进而带动更加旺盛的创新活动。

二、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中国现在的老龄化进程正好跟日本相差20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低生育率，那么日本在1990年代发生的事很可能在今后重现于中国。包括政府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现有危机的严重性。

目前中国大多数人计划生1到2个小孩，实际上这远远不够，生育率会低得非常可怕。北京的生育率只有0.7，这意味着下一代人口总数只有上一代的1/3左右。在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生3个小孩是理想情况，实际上只有40%的家庭愿意生3个小孩，30%的家庭愿意生2个小孩，20%的家庭只生1个小孩，还有一些人选择不生育，整个社会的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8左右。

如果进行一下横向比较，会发现凡是受东方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其生育率普遍较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中国大陆完全放开生育限制甚至转而鼓励生育，整个国家的生育率也会处于低位。至于保留目前的限制生育政策，则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要不要放开二胎政策，而是要不要完全取消生育限制，甚至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目前很多经济学家在谈投资过剩、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在人口资源方面中国是投资不足、产能不足。这里所说的投资，是指政府对一个人的投资，包括对教育的投资。这里所说的产能，是指生产小孩的能力。

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未来能否在与其他主体的竞争中获胜，关键就在于能否培养更多的人才。中国应当利用当前的强盛国力，在人口资源方面进行更大的投入，更具体地说，就是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推出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智琨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