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35期（总第1130期）

 

背景介绍：2014年4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之“国际中国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 ICCS）首届年会”在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与期简报报告牛津大学圣艾德蒙学院牛津中国经济项目主任John Knight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经济与策略研究中心副教授程恩江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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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night: 对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思                     

本文先介绍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现状，然后讨论政策选择与未来趋势。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并非唯一一个面临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大的国家。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困扰着发达国家。在美国、英国，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大主要表现在高收入阶层的回报增加，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却由于失业、移民等原因趋于停滞。

但是，中国的经济不平等恶化速度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快。在改革初期，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非常低，大概在0.3。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意识到需要靠收入差距来激励生产，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一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很好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提升到将近0.5，为全亚洲最高水平，已经超过了联合国设定的警戒线。同样是在2007年，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巴基斯坦0.30，印度尼西亚0.34。所以，现在一般认为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过大。

在城市，工资的差异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共同导致了收入差距大幅上升。改革开放之前，工资的不平等程度非常低。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工资的差距逐渐扩大，教育和技能的回报不断上升。一个富有的企业家阶层非常迅速地在中国出现，他们的高收入一部分来自产品创新和市场开放，而另一部分来自寻租。中国目前半市场化的经济、薄弱的法律制度、不明确也不安全的产权制度以及严重不完善的问责制度，都为腐败、任人唯亲和寻租提供了空间。统计出来的收入差距尽管已经大幅上升，但可能仍被低估，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城市中的农民工家庭（通常是城市收入最低的阶层）没有计算在内。其次，富裕的家庭倾向于拒绝参与调查。最后，参与调查的富裕家庭倾向于避免报告“灰色收入”。

对于农民而言，农业活动的回报率极低，而本地非农工作和前往城镇打工的回报率较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得到本地非农工作，农村收入差距拉大。城镇打工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则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打工者是来自相对贫困的还是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有证据表明，打工者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的家庭，因此会减少农村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农村基尼系数的增长已经趋缓。

城乡不平等是中国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城乡不平等对于全国不平等的贡献从1988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54%。在1988年，城市基尼系数0.24，农村0.33，全国0.38；在2007年，城市基尼系数0.34，农村0.36，全国0.49。尽管现在有着更大的资源流动性和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比之中央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差异却增大了。从1985到2010年，城市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达到3：1。如果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不同，这个比例会减小；如果算上以其他形式体现的城镇补贴，这个比例还会上升。

区域差异也是中国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收入水平上出现大的区域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区域差异是收敛还是在发散。中国的数据显示，省份之间的差异在发散。以省为单位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7上升到2007年的0.34。财政分权和贸易自由化都帮助了本身就更为富裕的沿海省份，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未能帮助纠正省份间的收入差异。

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比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2002年，中国全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55，农村0.40，城市0.48，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高。那些取得了房屋所有权的城市居民取得了巨大的资本利得，相当于住房补贴被资本化了。更一般化的，随着资产的市场价格逐步建立，资本利得的规模巨大，而且在分配方面是非常不平等的。以低于市场价格来收购或侵占国有资产是导致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从国有银行获取低息贷款给一些人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机会。此外，伴随收入上升，家庭储蓄率会急剧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差距。

对于不平等的评估需要做一个价值判断。经济学家通常假设，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是适当的评判标准，同时这种不平等程度应该被减小。但我认为，地方性与不合理的不平等更需要关注与解决。

居民的幸福感和自身收入正相关，与选择的参照组负相关。研究发现，居民选择的参照组范围狭窄。农村居民通常选择自己村的其他人口作为参照组，而城镇居民则通常选择自己城镇的其他人口作为参照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人并不关心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社会学研究发现，人们能区分合理的不平等与不合理的不平等。前者是因能力、努力、冒险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他们容易被社会所接受，而后者是市场歧视或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他们为社会所唾弃。

根据上述发现，政策需要特别关注地方性的不平等以及不合理的、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不平等。

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第一，让个人所得税成为政府一个更重要的收入来源，使其累进的特征更突出。2010年个人所得税仅占政府收入的7%，也算不上是累进的。第二，建立统一的社保系统。目前的社保系统是高度分散的，城镇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城市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都有各自的社保制度。第三，各省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来改善。面向贫苦省份、以促进发展为目的的专项转移支付仍需要进行。第四，改革那些创造了各种不平等获取收入机会的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等。最后，政策还应更多地关注处高收入者的不平等现象。中国现在的治理体系为那些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提供了寻租、腐败和攫取利益的机会。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3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治理指标》中，中国的“控制腐败”水平排名第148位，“发言权和问责制”水平排名220位。显然，中国的治理机制需要改革，以消除这些原因造成的不平等。

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根据“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平等现象先会上升，然后达到一个峰值，最后降下来。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力量决定了问题的答案。一方面，中国现在依然存在着使不平等加剧的力量。另一方面，有三种反向的力量可能使经济不平等得到缓和。首先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缓慢的劳动力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差异会缩小。其次，沿海省份的生产成本提高，刺激生产活动向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转移，拉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后，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以及更多的教育，中国社会正变得更复杂同时也更为开明，这些力量会促使政府不得更加重视不平等问题。中国未来的走势取决于这两方面力量的角逐。

程恩江：中国农业产业化呼唤金融创新

这里谈谈关于中国未来农业转型和农业产业化问题的思考，回答两类问题。首先，走向农业产业化的途径是什么？其次，现在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面临的最主要的融资约束是什么？银行和政府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2012年，我们对湖北建始和重庆黔江两个县（区）485名农户进行了调查走访。我们发现有三个因素严重制约当前中国的农业产业化。首先，资本、劳动力和相应技能的缺乏使得某些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如猕猴桃、魔芋种植业、养蚕业等）难以发展。资本和劳动力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流走了。其次，大型公司凭借其市场力量和雄厚的资金，在与农民签订协议时掌握了绝对话语权，这使得部分农民个体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再次，部分极端贫困农户被排除在价值链提升的受益群体之外。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型公司没有动机与这些贫困户签订购买协议，而这部分农民恰恰是农业政策最应该关注的人群。从激励机制的角度看，公司的这种行为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旦与这些贫困农民达成协议，公司必然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时为了甄别哪些是真正具有履行合约能力和信誉的优质农户，公司在信息收集上付出的成本也更高。

在我们的样本中，有32%的农户在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间曾向正规银行申请过贷款，但其中20%的农户反映面临融资约束问题。在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过程中，农户面临的障碍具体体现在手续繁琐、审批流程长、对实物抵押品的要求过高、服务差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农户因为贫困或者缺乏投资机会而得不到贷款。

中国的农村金融系统主要是向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户提供微型贷款，而不是服务于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在“龙头公司——农户”模式下，龙头公司的融资主要来自城市的大银行，而农户的融资来自农村信用社，两个融资渠道之间缺乏协调。农户合作社作为产业链发展的重要载体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基于这些现实，我们认为银行体系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简化小额贷款审批程序，增加偏远地区营业网点。第二，适当放开对实物抵押品的要求，可行的替代方法包括小组互保、供应商担保以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在我们以往的实践中，“小组互保”在控制信贷风险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小组内部成员的联保制使得彼此相互监督，形成约束机制。另一方面是存在正反馈的激励机制，即小组全体成员在按时还清所有本息后可获得更高的贷款额度。第三，适当放宽投资额度和贷款期限要求，鼓励农民和农业公司投资期限更长、利润率更高的产业。目前银行的小额贷款多为6-8个月期限，额度不超过10,000元的小微贷款，而许多经济作物和水果种植却往往需要更长的生长周期。放松贷款要求既有利于整体农业产业链的提升，从长远来看也能够增加银行贷款的收益率。第四，积极探索面向农民合作社的贷款策略。

政府在促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政府的扶贫项目包括扶贫贷款项目应该更好的瞄准真正的贫困户。第三，通过东西部地区对口支援的形式加快农村产业化进程，例如从发达省份援助基金中划拨部分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产业链提升；第四，向落后地区的保险项目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最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以及涉农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让他们有更多资金投向农业产业化。

 

（应晓妮、邹静娴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