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4日至6月16日，首届计量经济学会中国会议（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简称CMES）在北京市友谊宾馆举办。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本期简报的内容是关于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以及家庭经济学的讨论。

不断加剧的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影响

来自休斯顿大学的Elaine M. Liu报告的题目是《以邻为壑：外籍新娘和本土女性-来自台湾的案例》。台湾的移民政策自2003年发生了变化，作者由此出发，探讨了外籍新娘对台湾本土女性的影响。作者首先综述了相关的文献研究。过去的研究认为已婚夫妇的外部选择范围的变动会影响他们在家庭内部的谈判能力，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动（用性别比来衡量）会影响教育、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婚姻结果以及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具体到台湾的情况，台湾外籍新娘的比例从1990年的2%大幅上升到2003年的29%，这些外籍新娘主要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台湾本土男性与外籍新娘婚姻结合的过程中大部分包含中间人，即新婚夫妇是通过中间人的介绍而结识，因此这种婚姻结合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交易性质。2003年以后，台湾的移民政策变得更加严格，我们可以发现2003年之前外籍新娘在新婚人群中所占比重一直在上升，并于2003年达到28%左右的顶峰，而2003年之后这一比重开始急剧下降，到2006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10%以下。作者认为外籍新娘影响台湾本土已婚男性和女性的渠道有很多：首先是离婚威胁点的变动，因为再婚夫妻中的新娘有50%是外籍新娘，因此女性在离婚威胁中的压力变大；其次是相关再婚市场与性别比的变动，因为移民政策变动后再婚市场众的女性只能局限于本土新娘。作者的研究利用2003移民政策的变动，实证分析了外籍新娘对接受国女性的影响。作者发现移民政策的变紧使得外籍新娘数量减少，从而缓解了台湾本土女性的竞争压力，并降低了女性生育率，同时也带来离婚率的轻微上升。此外，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也相对变高。外籍新娘的进入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所受影响最大。

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Hui Wang报告的题目是《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来自中国一胎政策的证据》。本文研究了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过去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中，虽然利用美国数据得出的结论显示生育率对劳动参与率存在负面的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没有得出类似的统一结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2.8左右降到了2005年的1.5左右，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5%左右下降到70%以下。生育率的下降伴随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自然带来一个疑问，即提高生育率会不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在近年来放松和取消一胎政策的呼声渐高的情况下，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取消这一政策的将会带来的影响却并不清晰。作者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1%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其结果提供了对放松一胎政策的潜在影响的刻画：在1990年，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孩子的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偏低，放松一胎政策将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女性的生育率，使得一部分仅有一个孩子的女性在未来成为拥有两个孩子的女性，所以放松一胎政策可能会降低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Simon Chang报告的题目是《婚姻市场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来自台湾的证据》。本文利用1949年前后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台湾这一事实研究了寻求配偶的竞争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作者首先介绍了研究的历史背景。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给台湾带去了60万到125万的移民（包括士兵、公务员、家眷等），而当时台湾地区的人口总数不超过600万。而且，退守台湾的移民中大部分都是20岁左右的单身男性，其总数在55万到60万之间。虽然在1950年代士兵不允许结婚，但1959年这一禁令被解除，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单身男性涌入婚姻市场，并与台湾本土男性竞争。作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性别比与女性结婚率呈现基本相同的时间趋势，同时性别比与注册公司增长率也存在高度相关性。利用国民党退守台湾带去大量移民这一事实，作者的研究发现在婚姻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时期，年轻男性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

来自北京大学的Zhibo Tan报告的题目是《竞争压力与意外死亡：中国男性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了竞争压力对意外死亡的影响。过去对意外死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因素和个人特征方面，而作者的分析视角是竞争环境。竞争压力是否会引起意外死亡呢？作者认为，为了应对性别失衡带来的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压力，有儿子的家庭必须要积累更多的财富，而积累财富将会导致辛苦地工作和更多的风险，如果更多的就业者愿意接受更高风险的工作条件，这一机制会导致意外死亡率增加。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比可以解释截面上死亡概率的差异。此外，作者发现失衡的性别会导致更大的压力，从而对神经系统产生恶劣影响，甚至导致精神失常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竞争压力影响死亡率的机制是怎样的呢？作者从受雇者与雇主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受雇者的方面来讲，在更高性别比的情况下，有儿子的家庭（与仅有女儿的家庭相比）更有可能在外地工作，更有可能花费更长时间在外地工作，并且更有可能从事更高风险的工作；从雇主的角度来讲，随着越来越多的受雇者愿意忍受更高风险的工作条件，雇主将会减少其在工作环境安全方面的投资：实证发现，在更高性别比的地区，工会安全相关的委员会更少，同时工伤保险也更低。

家庭经济学

来自北京大学的Hai Fang报告的题目是《工作和子女：中国女性的就业和生育》。本文研究中国女性的就业如何影响生育率。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女性可以选择工作且不生小孩，也可以选择不工作而生育多个小孩。但在制度约束下，无论女性是否工作，都至多只能生育一个小孩。本文在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女性就业是否能够有效减少生育数量。在人口众多且大量女性选择就业的中国，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本文首先假设女性将会选择生育子女的数目以使得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中女性将根据家庭效用最大化做出决策，对孩子重视程度越大的女性，不管是否工作都倾向于生育多个孩子。而重视程度处于中游的女性，工资水平的高低和工作的交通成本会影响她的决策。模型拟合显示，在就业环境不好且工资较低的情况下，仅有26%的女性选择非农工作。但在工资水平较高的情况下，40%的女性都会选择就业。而且，工作地点的远近对于女性的影响是显著的，工作地点距离住所的公交站数目越小，女性就越倾向于寻找非农工作。最后，文章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的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实证结果显示非农就业不仅减少了女性期望养育的子女数，也减少了女性的实际生育数，并且对后者的效果要大于前者。

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Theodore C.Bergstrom报告的题目是《选同型配对模型》。本文主要关注与同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的人进行配对的概率。选同型配对是在生物学界应用较多的概念，作者结合配对和趋同性探讨生物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作为一篇理论文章，文章主要内容是建立选同型配对过程，假设社会中的人分为两类，从任一集合中随机抽取出一个人，这个人的特征被识别并与随机抽取的来自同一集中的人配对，这就是随机配对过程，配对实现的概率就是同型配对概率。随后，作者在不同条件的设定下得出了不同的配对过程和概率。最后，作者利用不同情况下的配对概率研究美国州际间的跨种族婚姻。作者对比了不同州之间黑人男性迎娶白人女性以及白人男性迎娶黑人女性的比例，并对州际间和不同性别间存在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Junsen Zhang报告的题目是《门当户对、跨境婚姻以及家庭行为》。本文的背景是香港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不婚女性的比例增加。有假说提出，人的婚姻是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这一点对于女性尤为重要。社会地位和背景决定了女性将倾向于嫁给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男性。文章试图解决的问题包括，女性如何选择合适的男性结婚？在婚姻市场发生变化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什么？香港婚姻市场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显著变化是女性的结婚率在下降，而男性的结婚率却基本保持不变，与此同时，女性中不婚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如果婚姻市场是封闭的，且香港的男女性别比持续下降，那么女性和男性的结婚率变化应该是没有偏差的，因此可以推断婚姻市场的变化导致了不同性别结婚率的差异。婚姻市场上的失衡归结于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持单程证去香港的人迅速增加，另一个原因是移民中以女性为主。这些女性降低了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成本，更多的男性可以选择香港移民结婚。单一婚姻市场引入了第二个市场后，也引起了其他变化。在家庭之中，女性的议价能力下降了。另外，这样的变化还引入了第三个婚姻市场，香港女性移民到北美国家，加拿大和美国，进入那里的婚姻市场。作者利用台湾作为对照组，用双重差分估计单程证对香港婚姻市场、就业市场以及家庭内部的影响。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香港婚姻市场中，女性的结婚率是下降的，而男性的结婚率是上升的。女性和男性的不婚率和离婚率也有所差异。在家庭中，如果用谁决定家庭决策作为衡量家庭中议价能力的指标，那么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男性有所下降。另外，不同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群体间结婚率也存在差异。最后，作者指出，对跨境婚姻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尽管她们的收入逐渐上升，但是和她们结婚的成本也是上升的，而且她们面临的可选择集也更少了。本文没有对再婚市场以及对移居美国的香港女性进行分析。

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C.Simon Fan报告的题目是《父母投入和幼儿园教育在学前教育中的关系》。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学前教育中父母投入与幼儿园教育的相互作用。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对学前教育的衡量以及父母对学期教育的时间投入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幼儿教育的一个特征是学校教育和父母投入都是必须的。文章主要内容是为这个特征建立理论模型，并衡量教师投入和父母投入在儿童学前教育中的影响。如果幼教的教导是适应儿童成长的，父母时间投入和幼儿园教育就可能在对儿童的培养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那么政府应该为纳税人的选择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但是如果幼儿园只是替代性的,那么父母就应该有所取舍。作者首先建立理论模型，显示家户效用的偏好以及幼儿园的生产函数。如果幼儿园投入多且教师的投入高，那么儿童将会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父母将会从儿童的人力资本增加中获得效用。另外，相比起教师投入，父母的时间投入会使得儿童的智力得到更多培养。家户的目标是在预算约束下，实现家庭的效用最大化。文章核心在于识别幼儿园教育和父母亲自培养对儿童成长的不同作用。作者设计了私立幼儿园和公立幼儿园，并在不同的条件下，推导出家户的最优时间投入和幼儿园选择。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如果幼儿园对儿童的培养更好，那么父亲将会更努力工作，以支付更高价格的幼儿园。而母亲将会投入更多时间培养孩子，以对幼儿园教育形成互补。

 

（周末 顾加栋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