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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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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周丽女士首先发言。周丽女士介绍了“中国经济前沿”丛书的出版情况。到目前为止，本套丛书英文版已连续出版12年，中文版已连续出版6年。在宋立刚教授和Rio Tinto集团的支持下，丛书由小到大，在国内和海外都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宋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选取的出版主题非常切合中国的实际，很多知名的学者每年都在期待新书的出版。周女士预祝丛书越来越好，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品牌。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随后发言。宋教授对北京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io Tinto集团以及本书的作者团队表示感谢，并对本书进行了提纲掣领的介绍。宋教授的介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为什么进行再平衡，第二部分论述怎样进行再平衡。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再平衡，应该通过再平衡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失衡中，中国的过度储蓄造成了经常项目的差额，同时也使得中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这对国家来讲是很大的损失。二是因为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新变化。2012年中国的总劳动力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将会制约中国未来的发展，传统的粗放产业必然要进行大的调整。三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低碳要求。传统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并没有低碳要求，但是对中国来讲，低碳要求一定要做到。除以上三大因素外，中国经济还面临着社会公正、收入分配等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反映了增长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再平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
关于怎样进行再平衡，现有的讨论多是集中在消费方面，宋教授则认为应该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切入。中国当下的问题不仅是发展中的问题，而且具有转型的性质。金融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劳动力市场问题都和转型有关系。转型不到位会导致要素配置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思路应该是深化体制改革。要素配置更为合理以后，资金就会流向最有效的领域，整个社会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效率就会提高，增长的质量才会有保障。
本书章节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孔涛博士介绍了她对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播问题的研究。在城市、农村及流动人口这三个群体中的教育获得水平差异很大，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会造成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反过来收入水平的差异又会造成下一代教育水平的差异，因此教育水平差异具有长远的影响。孔涛博士的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是从较高的教育水平传递至下一代较高的教育水平，而农村和流动人口虽然是从较低的水平传递到下一代较高的水平水平，但是下一代的教育水平会发散。随着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村孩子进入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状态从长远来看是在扩大的。
本书章节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王碧珺博士介绍了她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中国的资本项目在2012年形成了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个逆差。虽然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在资本项目里所占比例只有10%，但是它会变的越来越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作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国内落后的产能转移到周边国家，释放出国内的资源来进行有更大附加值更高生产率的活动，能够在经济再平衡和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途径是有区别的，研究发现，对外投资的企业比没有对外投资的企业技术水平要高，对外投资买技术的企业要比对外投资买资源的企业要高。此外，由于海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投资渠道，因此未来的研究还会覆盖主权财富基金和政府机构的投资。
本书章节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副教授介绍了他对加工贸易问题的研究成果。首先，理解加工贸易对于理解经济平衡有重大的意义。2012年的贸易顺差大概是2000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是3600亿美元，也就是说整个贸易盈余来自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实质上是逆差。其次，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反而普遍偏低。中国经济8%的宏观增长需要微观基础，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7.7%左右。这涉及到学界一个有意思的讨论，认为中国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不是高而是低。此前学者的解释这一现象往往从国内市场分割或国内市场竞争的角度，但实际上如果把加工贸易的企业剔除，一般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确实比非出口企业要高。第三，2000年以后，加工贸易的比重从60%下降到46%。一方面是因为加工贸易本来就是零关税，从中间品关税减免中获益较少，所以受到贸易自由化的促进较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加入WTO以后，企业做贸易时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因此企业对于通过加工贸易降低不确定性的需求也随之减少。
本次研讨会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晓波教授最后发言，张教授介绍了雁行理论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第一点，中国很有可能从2004年就已经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这必将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实际工资价格，2004年之前的十几年间，西部贫困地区工人工资几乎没有上涨，但2004年后却以每年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上涨。第二点，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后，中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迅速下降，其面临的选项之一是走出去，如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和向卢旺达、埃塞尔比亚等非洲国家转移，与价格相对较低的当地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了要素的优化配置。第三点，中国地域辽阔，完全可以实现在国家内部的产业转移。实际上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就业比例、制造业人均利润率等数据均在2004年发生反转。这种转移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是因为土地价格的巨大差异。
研讨会最后安排了Q&A环节。来自中国经济导报、经济观察报等报社的记者针对教育、产能过剩、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宋立刚教授和张晓波教授再次强调了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在劳动力短缺国家经济转型之后，未来的产业将需要更好的的教育。然而目前的农村地区往往只看到初中毕业打工可以赚钱而大学毕业生却往往找不到工作，因此选择辍学打工。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二十年之后产生巨大的就业问题。在谈到产能过剩问题时，两位教授认为需要从国有企业体制、融资体制、政府体制等角度综合考虑问题，而非洲有可能是一个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非洲现在每年增长8%，急需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经过30多年的建设，修桥、修路、建港口是世界上最有效的，非洲对中国钢铁的需求、技术的需求、生产标准的需求都非常巨大，中国有机会把不利变为有利，把不平衡变为平衡。在谈到计划生育政策问题时，张晓波教授认为这一社会政策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失衡的很重要的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导致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多出来的男性会延长劳动时间，会去找最苦的工作并且去冒险，这在增加经济增速的同时也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把计划生育放宽一举多得，既可以减缓老龄化进程，又可以解决劳动力缺口，人们也可以更好的享受生活。
（种鹏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