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润格政“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端管理”研讨会系列简报之一

 

简报2016年第008期（总第1251期）

 

背景介绍：2016年3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53次【朗润·格政】论坛“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端管理：当前经济政策重点”在朗润园万众楼召开。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次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院长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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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宏伟的改革蓝图。最近提出来新的口号“供给侧改革”，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案是一脉相承的，关注的都是长期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今天要谈的是比较短期的问题，即判断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一、三大原因导致经济下行

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其中新行业会好一些，传统行业普遍非常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这一轮经济下滑得比1998年那次还要严重，原因是1998年那次我们赶上了两个非常好的机会，从而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一个机会是人口结构达到了最佳，劳动力转移也达到了最高峰。另外一个机会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199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停顿的，工业就业率没有增加，但是到2001年的时候突然增加了10个百分点，工业就业率从20%左右上升到了30%左右。从2001年到2008年，中国的出口翻了五番，出现非常快速的增长。当企业看到国外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时候，只有傻瓜才不投资扩大产能。

造成经济下行的第一个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都在调整、收缩，包括美国、欧洲的消费者。相应的，中国的出口变成负增长。单单是出口由正变负一个因素就能让中国的增长率下降三到四个百分点。原来中国的增长率超过10%，现在跌到6%。

结构性因素是导致经济下行的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从2001年开始有一个重工业化的过程，钢筋、水泥等重化工业增长得非常快。到了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如果没有这个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可能早就负增长了，当然药可能下得的太猛。到了2012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完结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搞工业了，而是说上升期结束了。1997年工业化的上升期本来就应该停止了，但由于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又上升了一段时间。这次不可能再上去了，服务业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工业增长为主到服务业增长为主意味着经济增速肯定要慢一点。这样的结构转型恐怕还得市场来做，所以政府的角色是压产能还是干别的事情，需要好好想想。

造成经济下行的第三个原因是周期性因素。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基本上每七年一个周期，七年上升之后出现七年下降。比如从1991年、1992年到1997年、1998年是上升期，从1997年、1998年到2003年是下降期。2003年之后又是一个上升期，现在又是下降期。股市有七年一周期的说法，实际上经济也基本上是七年一个周期，现在接近经济周期的最底部。

为了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需要采取的措施，需要看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有人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只有3%-4%，这样的话还需要紧缩，因为需求太多了，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是我认为，只要投资率增长率保持在12%到15%，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7%以上没有问题。虽然劳动力数量在减少，但是减少的幅度毕竟是有限的。教育水平、科技投入的增加目前完全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如果潜在增长率能够达到7%，那么现在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王健估算过2014年的实际增长率是4%-5%。我自己用耗电量粗略的算了一下，和他的估计结果很接近，2015年的实际增长率恐怕不会超过5%。耗电量不太可能在一年之内因为技术原因或经济结构转变而有大的变化。技术变化和产业转移都没有可能那么快。

 

二、通过投资扩大有效需求

既然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就要扩大有效需求。如何扩大有效需求，恐怕还是要依靠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了，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政策能够刺激老百姓消费。刺激投资比较直接有效。

有人批评中国近年来投资非常多，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原因就是大量投资都用于基础设施了，基础设施在银行贷款中的比例大概占到40%。基础设施投资当然不会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它本身是能改善老百姓的福利的。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我去过田中角荣的家乡的一个大学，那里是日本雪最厚的地方，过去一到下雪天那里的老百姓是出不了门的。田中角荣提出的口号是，如果我当上了国会议员，我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在冬天穿上木屐。他做到了，他在路的下面埋上热水管，一下雪就冒热水，雪一下子就被溶化掉了。这并没有什么生产力，但是老百姓的福利改善了。我们的高铁也是一样。高铁当然值得投资，它改变了我们的地理概念，虽然收益很低。

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从北京往西50公里就进太行山了，那里穷的一塌糊涂。当地老百姓要么搬出来，要么就需要在当地提供好的基础设施。比如为了不让老百姓烧煤，不让老百姓烧秸秆，就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让他们烧上天然气。

投资的钱从哪来？我认为货币政策越来越没效率，需要考虑通过政府发债来筹措资金，而且发债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杠杆率太高了，实际上杠杆率的增加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代价，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包括日本。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是资金泛滥，这是经济增长模式决定的，是由于储蓄过度造成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我以前也觉得中国的投资太多了，可是问题在于储蓄比投资还多。外汇储备之所以规模很大，就是因为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形成资本输出。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否则就会像日本似的，社会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价格膨胀，随着泡沫破灭，在20多年时间里一蹶不振。在高储蓄的情况下，老百姓消费少，企业又不投资，只有政府通过发债，把老百姓手里不断贬值的钱变成实际的资产。

现在房地产过剩，政府也可以出钱补贴购房者，促进储蓄与投资的转化。四川就有一个县级市，政府补贴农民进城购房。如果我们中央政府让各省政府多发点债，拿着这些债分到各个市去，用这些钱补贴老百姓买房子，那就会库存也消化了，房地产也回暖了。房地产是当前经济的死结，地方政府不让开发商降价，死撑硬抗。如果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一些政策，地方政府就愿意提供补贴，进行变相的降价。房地产一旦有了复苏的迹象，钢铁价格就开始涨，下一步就会带动水泥等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经济复苏非常好的信号。有些城市房价高涨，采取限购的政策，但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房价猛涨是有问题的，老百姓需要通过房价下降吸取教训，不能认为房价会一直涨下去。有闲钱炒房子的人都是高收入的，房价降一点，让他们亏损一点也没有什么，政府没有必要太担心。

总之，投资是扩大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也是经济走出低谷的一剂良药。

 

（唐杰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