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麻省理工经济系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James Poterba教授，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主席Marty Feldstein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负责人赵耀辉教授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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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Poterba: 低收益率环境下的税收激励和退休储蓄

居民储蓄行为中美两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一直以其高储蓄率而著称；而另一方面，美国的低储蓄率之谜也是研究热点。

美国债券和股票的长期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从1990年的9%，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2%。美国的预期通胀率自1990年的4%也呈现下降趋势，自2000年后基本稳定在2.5%左右。同样，美国30年期的通货膨胀保护债券的收益率也逐年下降，到2010年左右，收益率基本稳定在0.5%左右。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表现也同样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值得指出的是，低收益率逐年走低的现象并非美国所独有。加拿大、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甚至都开始出现负利率的状况。

利率走低会如何影响纳税人的退休储蓄决策呢？首先，对纳税人退休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储蓄的税后回报率。虽然1990年的实际税前利率为4.23%，但是税后实际利率仅为1.98%。而到了2017年税后实际利率降为-0.73%。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给实际利率的制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制定规则来计算，最优的实际利率应该更低。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也意味着如果纳税人想为自己的退休而储蓄，那么实际上他十年后得到的实际本息收益甚至会少于当下存储的数额。实际上，利率微小变动就会给纳税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假设纳税人的工资每年增长1%，年通胀率也为1%。如果年利率为3%，那么储蓄40年后，纳税人会得到60%的收益；而如果年利率仅为1%，那么储蓄40年后，纳税人将只会得到40%的收益率。由此可见，较低的利率对于纳税人的吸引力是非常低的。

在美国，主要有三种用于退休储蓄的延税账户：401K、个人退休账户、Roth个人储蓄账户。Roth与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两者在存储阶段并不会被课税、而是会在到期一次性取出时课税；而Roth在每期的存储阶段都会被课税、到期取出时是免税的。如果每期的税率和到期的税率相等，那么这三种储蓄方式并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存在利率的差异和不确定性，那么三种储蓄方式会对纳税人的消费、储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个人而言，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在当期税率很低时，就将退休金存储到Roth账户中，以防止日后税率上涨的风险；而如果当期税率很高，就可以选择存储到401k或者个人退休账户中，以期望日后税率会降低。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如果只考虑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那么三种储蓄方式给政府预算带来的影响并不存在很大差异。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预算区间为十年，但是储蓄的收益率会瞬时变化，因此401k以及个人储蓄账户会产生更长期的延税效应，会对政府的十年预算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Martin Feldstein: 被低估的经济增速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实际GDP增速在近20年来维持在约1.4%的低迷区间。这也直接造成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民众一方面通过个人经历获取所取信息，另一方面依靠新闻媒体、政治家和官方统计来判断整个经济走势。政府的统计官员虽然措辞谨慎，但是新闻界、政界人士和大众还是会倾向直接相信GDP能直接衡量生活条件的高低。当经济增长的官方统计数字低估了实际经济增长时，就会降低公众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信心

       在研究了美国政府统计机构使用的统计方法以及参阅了相关的学术文献后，我认为尽管多年来政府对GDP统计产出的方法进行了各种改进，但官方数据还是对实际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的低估。这种低估有两个来源，其一，政府统计的GDP忽略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其二，新产品的价值也并未被包括在内。

       统计问题的设计缺陷，使得产品质量的变化很难被精确衡量、也无法被纳入GDP当中。在按照支出法衡量GDP时，只有当产品发生改变、且该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时，才认为发生了质量变化。而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厂商而言，提升成本来改进产品的做法，也许并非最优选择。

       新产品的价值被忽视，也是造成GDP被低估的另一个因素。这种价值的低估在医疗保健产品中表现的极为明显。例如，当一款特效心脏病药品问世时，往往可以拯救数以万计人的生命，然而这种贡献却并没有反映在GDP中。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除了无法精确的衡量产出之外，GDP最受诟病的一点是，它无法准确的衡量公众福利。例如，像谷歌、脸书等网络产品日新月异的升级，会为消费者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而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这些福利的改进在GDP中完全得不到体现。

 

赵耀辉：中国养老的城乡差异显著

中国现阶段的养老体系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发达国家，人们年轻时候进行工作、并储蓄养老金，到老年时，人们主要依靠养老金生活。然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人们生育子女，年老时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而且，现实中往往可以观察到，虽然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了一定的转移支付，但是他们仍然会继续工作。

当下，中国的老龄人口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一方面城市职工有着养老金保障、从而可以享受退休生活，而另一方面，很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在晚年都在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中国老年人是否有足够多的财富来维持他们体面的退休生活、而不至于落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养老问题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使得中国的养老问题研究成为可能。CHARLS是高质量的追踪调查问卷，与美国、欧盟、日韩、印尼等国家的健康退休调查隶属同一体系，详细记录了老年人的健康、收入、家庭状况，为中国养老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CHARLS数据中记录了城乡家庭的房产、土地、固定资产、社保、耐用品等财富信息。通过对这些财富信息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的财富呈现巨大的城乡差异，而且中国人口的房产财富平均约占据家庭总财富的38%，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6%。

此外，我们将日化的财富值与世行公布的1.8美元/天的贫困线做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所有人退休之后都只依靠自己的财富生活，那么大概会有33%的人群在停止工作之后会陷入贫困。所以，这也就可以印证前文提到的，为什么很多中国的老年人在晚年仍然不停止工作。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发现，财富的多少直接和人们的工作意愿的强弱呈现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