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2018年4月12日，第112次【朗润·格政】论坛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论坛主题为：创新、技术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新书发布会。本文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在论坛的发言整理。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slzhe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系列已经出版了第11本，每年7月发布英文版，次年发布中文版。今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成中文版《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新经济在总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一。这种结构的调整也为中国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时增加了底气。从去年开始，本系列的书着力探讨了新的增长动能。第1卷主要讨论要素、能源和气候环境，第2卷进一步讨论了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进步。本书一共有十九章，由于时间限制，只简要介绍其中的几章。

本书伊始，蔡昉及其合作者分析了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如何推动经济向新型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对制度提出了一些要求：完善产权制度、由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过度、认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其中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利用市场对要素的配置，改善生产率，通过改革放大红利。同时，本章从供给角度出发，建议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的参与程度，鼓励生育，核心都是连接到未来增长的源泉上。

此外，本书有三章都是从数量分析入手讲区域趋同——姚洋及其合作者、吴延瑞及其合作者、杨朝峰及其合作者。众所周知，中国的区域是非常不平衡的，主要体现在增长率的差别、技术水平的差别、投资效率的差别。但通过区域发展的模式，利用后发优势，中西部可以实现技术上的飞跃，区域趋同就会扩大技术创新的空间。

本书中，张晓波和魏尚进专门探讨了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发展路径。随着教育投资占GDP比重的上升和研发投入的上升，如何分配投资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此时，应该让民营企业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民营企业在效率上有优势；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并且具有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不是按照国家主导来创新，而是根据市场规律来创新。从专利角度来说，中国作为全球专利申请、注册数量最多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第一个层次的提高专利数量。下面应该关注第二个层次——提高专利质量，以及第三个层次——如何将专利转化为生产力。通过理论创新，工程师应用，更好地与企业家结合，最终实现市场化。

在外贸方面，陈春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知识溢出》中介绍了技术转让及其外溢性。过去十年里，中国大量引入外资，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行业。但由于中国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实现新经济，那么必然面临着中国传统的行业和产业如何创新的问题。这时需要利用技术创新扶持传统行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现代科技革命与传统行业相结合，提高生产力。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另一动能。

孔涛及其合作者在本书中讨论了教育结果与机会的不平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一部分，有利于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进入转型期后，对劳动力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我国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但教育机会并不平均。教育机会的差异又会引起收入、财富等教育结果的不平等。相比教育结果的不平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更重要。这是因为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受个人努力（或选择）和个人境况的影响。其中个人努力不同造成的差异无可厚非，但个人境况，也就是教育机会的不同，是个人努力无法改变的因素，需要政策干预。有两种方法可以计算机会不平等。第一，按城乡、男女分组，假设组内的境况一样，那么组间的差异就是机会不平等；第二，假设所有个体都有同样的境况，可以用估计的教育水平与实际教育水平的差异作为个人努力的结果，将其去除之后剩下的就是机会不平等。本章通过分析CFPS 2010年和2012年的数据，运用不同的方法计算教育机会不平等，发现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会显著影响教育结果的不平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跨年代和跨地区可以解释约18%-32%的总体教育不平等。其中，12岁时的户口、父亲的教育水平、出生时期及地点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盛誉及其合作者在书中就制度革新、机械租赁与农户生产进行了分析。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原材料及劳动力，并且改善了农村的自然环境。这主要是源于技术进步、制度化和市场化改革，以及绿色革命。但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城乡移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农产品供应结构的不合理，土地的生产力增速放缓等问题都需要农业变革生产方式。以往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小块地经营为主，不能适应现代大农业的生产要求。需要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利用规模经济及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改变投入结构。大多数文献认为应该“去小变大”，过去国家的政策也正是这么做的，提出土地兼并、运用机械装置及制度革新。前期由于频繁的土地调整，农民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不愿意投资机械装置。2003年之后，一系列政策增加了土地承包的稳定性，加快了土地的流转，但并没有增加农民对资本装置的投资。根本上是因为没有解决小农户对新技术的运用。近年来，我国通过补贴的方式提高了大机械的比例，但占比仍然很低，只有1%。而其中一部分是农民之间相互协调合作购买，很少部分是通过租赁的方式。所以，资本装置单靠农民自己购买是不现实的，可以用租赁等社会服务方式实现，使小农户获得更多的收益。

最后，书中关于宏观金融稳定的话题也很值得关注。再进一步说，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为中国新经济带来了广阔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内信贷服务中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中国传统的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目前的需求大于供给。第二，作为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迅速，显著降低互联网进行支付、贷款、投资、保险等活动的成本。第三，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实现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人才障碍逐渐扫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正处于合作与赋能的阶段。金融服务数字化仍然面临着很多障碍，例如正规金融服务渗透率低，收入低教育水平低，技术生态系统不发达，基础设施薄弱等等。所以，在高速发展的另一面是问题频发。以网络借贷为例，伴随着平台交易量、贷款余额快速增长的是大量问题平台的出现，大部分平台都已经消失了，正常运营的平台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规模不是那么大，但由于涉及到的人群非常广泛，所以风险一旦爆发，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动荡。目前，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风险判断是：虽然还达不到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程度，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风险特征值得关注。第一，平台机构集中度快速上升；第二，混业经营，识别风险难度增加；第三，大数据分析相关数据的泄露风险、欺诈风险，可能加剧顺周期机制；第四，互联网金融风险向正规金融体系蔓延。因此，对于未来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词——穿透、实体经济、技术驱动。穿透是让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逐渐回归信息中介定位。在57号文出台之前，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信息中介定位，而有了信用中介的特征，这就容易产生监管套利、庞氏骗局与金融创新并存的现象。目前平台的验收工作还没有完成，穿透式监管就是要打破刚性兑付。金融科技的定位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支持普惠金融，所以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通过降低成本，技术驱动，让金融科技企业服务传统银行不愿意服务的人群，稳扎稳打地实现获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前沿》系列里计划再出一本特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网站上每年也会上传电子版资源。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也鼓励中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平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