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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专访姚洋：消费扛大梁 收入要增长
发布日期：2023-02-27 11:01 来源：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起点和最终落脚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近期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也系统谋划了全面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
今年扩大内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如何通过消费高质量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本报就此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市场恢复信心与活力
今年经济复苏要靠消费扛大梁
广州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今年扩大内需政策还将加码？
姚洋：是的，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消费是内需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扩大消费还面临需求收缩、收入预期减弱带来的消费意愿下降等不利因素。疫情发生前，我国消费占GDP比例（消费率）一直在上升，2010年为48%，2019年上升到55%左右，疫情期间有所下降。疫情结束后消费会复苏一些，但今年情况有些特殊，我们要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速，消费带来的GDP增长至少要3%，这是有难度的，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首年，消费意愿重新达到较高水平需要一个过程。
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还处于复苏阶段，投资增长今年预计也不会超过10%。今年经济要复苏，要靠消费扛大梁，该花钱的时候不能省。
今年扩大内需也有一些有利条件。第一，市场活力恢复了。一个典型表现是，今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增企业数量明显增多。很多地方出现报复性消费，城市烟火气又回来了；第二，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从1月份的情况来看，很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开始回暖。这对消费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其他行业也都跟着红火起来了，比如建材、装修行业等；第三，消费信心和底气回来了，我们2万多亿元的超额储蓄就开始释放出来了。房地产市场和车市回暖，是我们消费复苏的最大底气。
扩大消费不是 “吃干花净”
提升消费率同时也要稳住储蓄率
广州日报：有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率达到80%，我们是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姚洋：消费的反面是储蓄。像美国的问题是储蓄率太低，很多家庭只好借钱消费。但长期发展还是要靠供给侧，也就是说，要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供给侧要增长，需要从两个方面，第一，积累资本。积累资本直接就需要储蓄，没有储蓄哪来的资本？第二，搞科研，进行科技创新也要花钱，也得靠储蓄。
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下降到45%。下降速度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
我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正在逐步降低，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促进消费高质量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消费高质量增长不仅体现为规模上的扩大，更体现在消费质量的提升，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
广州日报：要搞活消费，是否要鼓励大家要把挣到的钱都拿来花？
姚洋：扩大消费不是说让大家把挣的钱全都花了。从201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这个速度算很快的了。未来如果还按照这个速度每年上升，那我们的储蓄率就会下降非常快。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储蓄率必须保持在一定高度，“吃干花净”不可取。在2049年之前，我们的储蓄率都不能低于25%。道理很好懂，一个家庭如果把挣来的钱都花了，不投资教育，不去培训，未来还能挣到更多钱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消费率真的达到80%，反倒要担心经济后劲的问题了。
保护经济复苏势头
要对通胀多一些容忍度
广州日报：如果今年消费异常活跃，会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
姚洋：去年我们定的通胀目标是3%，今年因为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经济开始回暖，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处于降息通道，今年经济有可能会过热，所以会有通胀的压力。
对此我的建议是，今年能否不要定通胀目标？只是将通胀控制在合理区间内即可，或者通胀的目标能不能定宽松一点？因为如果定一个较低的通胀目标，一旦达到这个通胀值后，央行就会采取措施。
过去我们对通胀容忍度是比较高的，一开始10%是警戒线，到后来8%是警戒线，现在3%就成了警戒线了。在经济复苏的态势下，我觉得通胀5%以内都不是问题。像过去也曾出现过猪肉价格翻番的情况，大家也都挺过来了。作为学者，我的建议是今年可以对通胀多一些容忍度，应该保护这种比较好的经济复苏势头。
提振消费要“四箭齐发”
促进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释放
广州日报：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提振消费？
姚洋：提振消费，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具体来说，要“四箭齐发”：
一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水平是促进消费的源动力。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2万美元，从经济学角度说，到了这个阶段消费应该会跃升一个层次，居民消费向发展型、品质型消费升级。我们要构建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相协调的分配体系。要充分发挥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增加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拓展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还要发挥好再分配的公平调节作用；此外，还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居民收入水平的调节力度，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需求持续升级。
二是进行需求管理。一般的看法是大家的收入必须提高，否则消费上不去。但凯恩斯在一百年前就告诉我们，消费想上去是有办法的，即促进“自主性消费”，不依赖于收入的消费部分，也就是有效消费。因此，当经济增速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时，应该进行需求管理，刺激消费，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上。可以参考2020年发行过的“抗疫特别国债”，考虑发放1~2万亿元额度的“消费特别国债”，尤其针对那些此前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收入急剧下降的人，以电子货币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每人1000元左右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就全国而言，发消费券要发到1万亿元以上，才会对整个经济循环起到明显效果。
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比如新农合、新农保为农村居民提供保障，这对当前的消费非常重要。研究显示，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顾虑少了，才能有钱用于消费。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多层次社保体系可以有力缓解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要逐步减轻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比重，促进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的释放。
四是继续发展消费信贷。消费信贷对启动市场、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品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继续发挥消费信贷推动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
广州日报：低收入群体是否也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群体？
姚洋：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非常重要，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通常来说，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也就是在收入改善时的消费意愿提升更多，在收入缩水时的消费意愿下降更多，预防性储蓄提升更明显；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受财富水平变化的影响幅度更小。所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才能真正拉动消费。增加收入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再分配，但在总体和长期层面看，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要靠他们自身创造财富能力的提升；同时，加大对企业的纾困力度，打好政策“组合拳”，要让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把钱拿出来搞投资，这样才能扩大就业、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养老消费潜力巨大
扩大消费离不开 “新老人”
广州日报：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扩大内需是否也离不开养老消费？
姚洋：是这样的。扩大内需离不开老年消费市场。
首先是人口结构方面。我们习惯以6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老年消费的群体，但实际上老年人的消费形态很多从50岁左右就开始了。从个人消费能力看，45岁~55岁以及55岁~65岁户主家庭的总资产最高，负债率最低，所以这个群体的净资产是最高的，消费潜力也最大，这是老年消费市场最活跃的人群。
而在消费意愿方面，随着“新老人”的增多，未来他们在文娱、美容、医疗、保健、运动领域的消费都有非常大的增速。作为“有收入、有需求”的新生代老人，他们的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改变，正在从生存型消费向文化休闲型消费转变。今年我国将迎来一个“60后”的退休高峰期——退休人口预计会超过1200万人。在5至10年内，我们的老年消费市场会更加活跃。
广州日报：现在我们的养老消费供给是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姚洋：是的，尽管购买力不断上升，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产品或服务普遍存在品种少、价格偏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提供这样的供给：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消费，又可以让老年人健康地老去，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未来，老年群体在休闲活动、健康、美容和时尚产品、智能设备等领域都有极大的消费潜能。
本文来源：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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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专访姚洋：消费扛大梁 收入要增长
发布日期：2023-02-27 11:01 来源：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起点和最终落脚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近期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也系统谋划了全面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
今年扩大内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如何通过消费高质量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本报就此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市场恢复信心与活力
今年经济复苏要靠消费扛大梁
广州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今年扩大内需政策还将加码？
姚洋：是的，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消费是内需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扩大消费还面临需求收缩、收入预期减弱带来的消费意愿下降等不利因素。疫情发生前，我国消费占GDP比例（消费率）一直在上升，2010年为48%，2019年上升到55%左右，疫情期间有所下降。疫情结束后消费会复苏一些，但今年情况有些特殊，我们要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速，消费带来的GDP增长至少要3%，这是有难度的，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首年，消费意愿重新达到较高水平需要一个过程。
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还处于复苏阶段，投资增长今年预计也不会超过10%。今年经济要复苏，要靠消费扛大梁，该花钱的时候不能省。
今年扩大内需也有一些有利条件。第一，市场活力恢复了。一个典型表现是，今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增企业数量明显增多。很多地方出现报复性消费，城市烟火气又回来了；第二，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从1月份的情况来看，很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开始回暖。这对消费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其他行业也都跟着红火起来了，比如建材、装修行业等；第三，消费信心和底气回来了，我们2万多亿元的超额储蓄就开始释放出来了。房地产市场和车市回暖，是我们消费复苏的最大底气。
扩大消费不是 “吃干花净”
提升消费率同时也要稳住储蓄率
广州日报：有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率达到80%，我们是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姚洋：消费的反面是储蓄。像美国的问题是储蓄率太低，很多家庭只好借钱消费。但长期发展还是要靠供给侧，也就是说，要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供给侧要增长，需要从两个方面，第一，积累资本。积累资本直接就需要储蓄，没有储蓄哪来的资本？第二，搞科研，进行科技创新也要花钱，也得靠储蓄。
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下降到45%。下降速度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
我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正在逐步降低，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促进消费高质量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消费高质量增长不仅体现为规模上的扩大，更体现在消费质量的提升，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
广州日报：要搞活消费，是否要鼓励大家要把挣到的钱都拿来花？
姚洋：扩大消费不是说让大家把挣的钱全都花了。从201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这个速度算很快的了。未来如果还按照这个速度每年上升，那我们的储蓄率就会下降非常快。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储蓄率必须保持在一定高度，“吃干花净”不可取。在2049年之前，我们的储蓄率都不能低于25%。道理很好懂，一个家庭如果把挣来的钱都花了，不投资教育，不去培训，未来还能挣到更多钱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消费率真的达到80%，反倒要担心经济后劲的问题了。
保护经济复苏势头
要对通胀多一些容忍度
广州日报：如果今年消费异常活跃，会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
姚洋：去年我们定的通胀目标是3%，今年因为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经济开始回暖，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处于降息通道，今年经济有可能会过热，所以会有通胀的压力。
对此我的建议是，今年能否不要定通胀目标？只是将通胀控制在合理区间内即可，或者通胀的目标能不能定宽松一点？因为如果定一个较低的通胀目标，一旦达到这个通胀值后，央行就会采取措施。
过去我们对通胀容忍度是比较高的，一开始10%是警戒线，到后来8%是警戒线，现在3%就成了警戒线了。在经济复苏的态势下，我觉得通胀5%以内都不是问题。像过去也曾出现过猪肉价格翻番的情况，大家也都挺过来了。作为学者，我的建议是今年可以对通胀多一些容忍度，应该保护这种比较好的经济复苏势头。
提振消费要“四箭齐发”
促进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释放
广州日报：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提振消费？
姚洋：提振消费，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具体来说，要“四箭齐发”：
一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水平是促进消费的源动力。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2万美元，从经济学角度说，到了这个阶段消费应该会跃升一个层次，居民消费向发展型、品质型消费升级。我们要构建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相协调的分配体系。要充分发挥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增加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拓展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还要发挥好再分配的公平调节作用；此外，还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居民收入水平的调节力度，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需求持续升级。
二是进行需求管理。一般的看法是大家的收入必须提高，否则消费上不去。但凯恩斯在一百年前就告诉我们，消费想上去是有办法的，即促进“自主性消费”，不依赖于收入的消费部分，也就是有效消费。因此，当经济增速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时，应该进行需求管理，刺激消费，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上。可以参考2020年发行过的“抗疫特别国债”，考虑发放1~2万亿元额度的“消费特别国债”，尤其针对那些此前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收入急剧下降的人，以电子货币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每人1000元左右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就全国而言，发消费券要发到1万亿元以上，才会对整个经济循环起到明显效果。
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比如新农合、新农保为农村居民提供保障，这对当前的消费非常重要。研究显示，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顾虑少了，才能有钱用于消费。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多层次社保体系可以有力缓解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要逐步减轻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比重，促进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的释放。
四是继续发展消费信贷。消费信贷对启动市场、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品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继续发挥消费信贷推动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
广州日报：低收入群体是否也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群体？
姚洋：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非常重要，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通常来说，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也就是在收入改善时的消费意愿提升更多，在收入缩水时的消费意愿下降更多，预防性储蓄提升更明显；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受财富水平变化的影响幅度更小。所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才能真正拉动消费。增加收入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再分配，但在总体和长期层面看，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要靠他们自身创造财富能力的提升；同时，加大对企业的纾困力度，打好政策“组合拳”，要让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把钱拿出来搞投资，这样才能扩大就业、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养老消费潜力巨大
扩大消费离不开 “新老人”
广州日报：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扩大内需是否也离不开养老消费？
姚洋：是这样的。扩大内需离不开老年消费市场。
首先是人口结构方面。我们习惯以6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老年消费的群体，但实际上老年人的消费形态很多从50岁左右就开始了。从个人消费能力看，45岁~55岁以及55岁~65岁户主家庭的总资产最高，负债率最低，所以这个群体的净资产是最高的，消费潜力也最大，这是老年消费市场最活跃的人群。
而在消费意愿方面，随着“新老人”的增多，未来他们在文娱、美容、医疗、保健、运动领域的消费都有非常大的增速。作为“有收入、有需求”的新生代老人，他们的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改变，正在从生存型消费向文化休闲型消费转变。今年我国将迎来一个“60后”的退休高峰期——退休人口预计会超过1200万人。在5至10年内，我们的老年消费市场会更加活跃。
广州日报：现在我们的养老消费供给是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姚洋：是的，尽管购买力不断上升，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产品或服务普遍存在品种少、价格偏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提供这样的供给：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消费，又可以让老年人健康地老去，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未来，老年群体在休闲活动、健康、美容和时尚产品、智能设备等领域都有极大的消费潜能。
本文来源：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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