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院教师党支部“学术与政策研讨”系列活动第三场：“数字时代的金融改革、创新与稳定”顺利举办

发布日期：2021-04-23 02:44 来源：

编者按：为搭建学院学术交流平台，引导全体教师以学术讲政治、以思政促研究，将科研工作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回答与时代紧密结合的重要问题，教师党支部开办“学术与政策”系列研讨活动，组织各研究领域老师结合自己学术研究和国家政策，探讨本领域关系国计民生的研究话题，探寻学术与政策有机结合的新思路，带动学科发展。该系列研讨活动第一场已于2020年11月30日下午成功举办，主题为“环境与能源研究与政策展望”。第二场已于2021年1月11日下午成功举办，主题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政策展望”。第三场于4月12日成功举行，主题为“数字时代的金融改革、创新与稳定”。

2021年4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党支部“学术与政策研讨”系列活动第三场“数字时代的金融改革、创新与稳定”于万众楼二楼顺利举办。国发院金融学教研组的六位教师，黄益平、沈艳、黄卓、徐建国、胡佳胤和余昌华，就金融学的一些前沿问题，结合中国的金融实践，做了精彩纷呈的介绍与分享。活动由教师党支部书记张丹丹主持，国发院师生踊跃参加并在现场进行了提问与交流。

黄益平教授首先分享了他在金融改革与数字金融创新两个领域的研究。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这个特征是由“双轨制”的历史改革策略决定的。这个体系过去支持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是有效的，在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完善时，适度的政府干预可能是有益的。但随着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增长模式发生转变，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这个研究的主要启示在于，任何政策都会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一项政策合适不合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选择。近年的数字金融发展实际是对传统金融部门服务不足的一个自然反应。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最突出的两个问题在于获客难和风控难，大科技信贷既是一项普惠金融的前沿创新，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故事。大科技公司天然获客成本低，而且大数据风控技术能比传统银行风控做的更好，大科技信贷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除此之外，大科技信贷也能削弱金融加速器的渠道，从而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稳定具有启示意义。

胡佳胤助理教授接着分享了她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及斯坦福大学Greg Buchak对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合作研究。2015年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但银行本身是低存款利率的受益者，没有激励推出市场化利率产品。在余额宝推出后，2015年中国的货币基金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便捷的金融科技支付技术，与货币基金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吸引了储户将存款从银行账户转移到余额宝中。胡佳胤助理教授和合作者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受余额宝影响越大的银行居民存款增速下降最多，而对公司存款增速没有显著影响。货币基金的发展也倒逼银行改革，在竞争驱动下银行也相继推出了类似余额宝的“宝类产品”。且受余额宝影响越大的银行，越有可能推出宝类产品。

沈艳教授重点从风险和监管的角度，对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和思考。新的金融业态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新型的风险与挑战。以网贷行业为例，网贷风险存在溢出效应，是会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但反过来，传统金融风险并不会传染并增加网贷风险。而且，舆情和经济不确定性不是网贷平台是否出风险的决定因素，其商业模式本身就难以持续。沈艳教授的研究还发现，舆情也会对新的金融业态产生实质性影响。成熟市场中，媒体报告可能不影响行业和公司的基本面；但在非成熟市场，媒体报道则可能存在生杀予夺的影响力。这样在非成熟市场中，就要对媒体报道中的客观性、公正性有较高要求。沈艳教授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缩小了省内、地级市内和地级市间的经济不平衡，主要通过给个体经济户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以及帮助相对弱势群体增加收入的渠道来实现。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省间区域不平衡的缩减效果不显著。

徐建国长聘副教授为国发院师生带来了对央行数字货币的介绍与展望。央行的数字货币，简单理解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对标的是M0。在发行上，采取的组织架构是传统双层银行体系，即央行首先将数字货币发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发放给其客户，具体在推广时各家机构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不同于比特币，央行的数字货币没有采用区块链技术，而且在发行机制上完全是两种模式。与其他一般的电子货币相比，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法偿性，支持离线支付，以及可控匿名的特性。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一方面有利于推进一些政策的实施，譬如发放补贴，财政专项资金等，并可以对其去向进行追踪，特别是可以针对性打击反洗钱、反腐败；另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降低流通成本，对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也存在一定推动作用，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民币本身的“硬度”和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

黄卓副教授分享的主题是“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黄卓副教授的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产波动率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且在经济衰退期的预测效果更为显著。黄卓教授构建了中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存在单向影响；中美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都对中国的实际经济显著影响，但美国的影响相对更大一些。黄卓教授构造的中国的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对股票市场的波动率具有预测效果，即使在控制了滞后波动率后仍是显著的。进一步地，黄卓副教授构造中国省级面板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从而丰富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维度，提供了其在横截面上的差异。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降低企业投融资、提高现金持有水平；还会导致企业股权融资额长期借款下降，且对民营企业影响更大。

过去几十年，全球资本流动迅猛发展，规模增长了好几倍。余昌华助理教授的研究发现，资本流动增加了金融危机发生概率，且当金融市场不完善时，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一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度越高，该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越高；与此同时，由于跨国风险承担，资本流动也降低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产出损失。金融杠杆是资本流动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和机制。金融一体化分散了金融风险，提高了跨境风险分担，而更好的风险分担鼓励了金融加杠杆的行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所以金融一体化可能增加社会福利，也有可能降低社会福利，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另外，在资本急剧流出时，经济体通常会经历产出下降、汇率贬值和信贷收缩，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中国的“双支柱”框架对国际上来说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通过宏观政策的分工与协调，可以有效地防范风险，增强经济体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