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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金融评论》赵耀辉，理性关注弱势者的女经济学家
发布日期：2020-11-22 12:14 来源：
近期，《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作为女性经济学家，赵耀辉对当下的中国和时代，有着自己长期坚持的研究选择。
话语轻柔、蕴含分寸，是赵耀辉给人留下的最初印象。这样一位外柔内刚的女性，她的研究一方面对接的是中国最宏大的景象——城市化下的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而另一方面关心的是最弱势的力量——农村流动人口、老年人口与女性劳动力的生存状态。她不仅关注劳动力的进步，更关心劳动力的权利平等以及弱势保护。
在赵耀辉与团队的努力下，“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应运而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老年人调查研究项目之一，不仅对于中国，也对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是被时代推着走”
上世纪80年代，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在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北京大学开始设立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981年，初入燕园的赵耀辉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仅凭中学老师的一句建议，她便走上了经济学之路，而这成为了她一生的事业追求。
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中国农村推行，赵耀辉回忆道，“当时整个经济学界都在辩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包产到户就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也跟着去阅读、思考、辩论。”
1985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中美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邹至庄，意识到现代经济学思维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至关重要，在中国开创了“福特班”，选派北美杰出的经济学家来中国，给优秀的中国硕士研究生上课，毕业后申请赴美国、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那年恰逢赵耀辉本科毕业，她顺利地进入了“福特班”，用她的话说，“完全是顺应这些机会”，她先进入“福特班”，后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项目。随后，赵耀辉踏上了赴美之路。
在芝加哥大学，赵耀辉的导师D. 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是农业经济学家，也是美国最早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个世纪前半期，美国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过程，大量农业人口从南方迁移到北方进入到工业制造业领域。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出现农村改革引发的农民进城“大潮”。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约翰逊鼓励赵耀辉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她与劳动经济学正式结缘，并作为长期的研究方向。
芝加哥大学向来的传统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在毕业后回到母国，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博士毕业前夕，她曾向已先行回国的师兄林毅夫咨询回国之事，但被告知当下不是最好的时机。毕业后，赵耀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但她一直在寻找着合适的回国机会。几年后在得知林毅夫、海闻、易纲等学者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后，她便立刻提出了申请。1997年，赵耀辉回到了她最熟悉的燕园。
赵耀辉入职CCER之时恰逢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革，大量职工面临再次就业选择。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养老金的发放从企业转型到社会统筹，但体制设计问题非常突出。实际上，自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改革开始，其方向选择都被两个问题所缠绕：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积极性从何而来，如何实现全国统筹。赵耀辉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到来，中国也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多老人基本的养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面临经济贫困、照料缺失、精神孤独等问题。这些由于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结构性断裂，变得愈发弱势的人群，迫切需要社会关注，并开展相关研究。
在此背景下，赵耀辉将退休与养老问题作为重点研究方向。然而，学术界面临数据匮乏，特别是微观数据严重不足的问题。赵耀辉回忆，“学者要进行某项研究时，都要自己去收集数据，但是收集成本巨大，而且质量很难有保障，我就很想做出一套高质量的、可以共享的微观数据。”在赵耀辉与团队的努力下，“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应运而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老年人调查研究项目之一，不仅对于中国，也对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赵耀辉与团队的坚持下，它已走过了10 个年头。
“养老研究要用数据调查说话”
通过10年的努力，CHARLS项目收集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项目之一。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个县、450个社区（村）展开调查，样本覆盖总计1.24万户家庭中的1.9万名受访者，数据库用户人数超过4万人，发表2000余篇论文。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学术“创业”初期，赵耀辉与团队经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落地执行。“比如，到一个地方，地方政府可能会拒绝配合我们，进村调查就会很困难。于是只能把我的朋友们‘骚扰’了个遍，进行各种协调。同样，我们的访员同学们也面临着被居民拒访的问题，”赵耀辉说，“但是，一个样本的缺失就有可能使最终结果出现偏差，这便需要他们怀着同理心、有针对性的去克服这件事情，不能见到困难就退缩。”
当代学术研究需要团队协作，更需创新工作方法，CHARLS项目团队也愈发专业化。2020年初， 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CHARLS项目团队却敏锐地发现了新的机会——调研疫情对于受访者的影响，并创造了新的管理模式——在调研当地招募访员，使得团队变得更加灵活、高效。
赵耀辉最满意的是CHARLS项目对于国内学术生态发展的补充和促进。此前养老数据缺乏，“多年前，当我们想去研究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数据的瓶颈。但现在，我们的数据让与养老相关的各类研究成为可能，很多研究只有用我们的数据才能做得出来。”从多年前养老数据很缺乏的阶段，到现在数据变得充足，CHARLS项目为社会带来了实质性变化。
伴随CHARLS项目发展壮大的10年来，赵耀辉亲眼见证了中国农村发生的积极变化：10年前，最早开始的中国农村养老项目只能覆盖1/4左右的人口，而如今可以基本覆盖全部人口，农村的养老普及也使得农村的贫困率大幅下降。
但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施后，老龄人口子女数量大幅下降，多数外出工作，老人长期照料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城市老年人相对容易从市场上得到养老服务；但农村缺乏养老服务市场，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水平偏低，不太可能成为养老主要经济来源。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更大。
赵耀辉认为，一个时期的最优养老模式与人口的家庭结构息息相关。从目前“少子化”的家庭结构来看，基于社区的养老服务可能会是未来较好的一种养老模式。“一般来说，老年人还是想要独立自主生活的。比如在美国，很少老年人愿意在能够自理的时候搬去养老院，未来中国也会是如此。在这种时候，基于社区的养老服务（如送餐、打扫卫生等）便有较大的存在价值。”
比如，近年来政府着重鼓励在城市和农村发展的“驿站式养老”便是一种基于社区的养老服务，它主要为附近社区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等，且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对于“驿站式养老” 的可持续性，在赵耀辉看来，“它提供的服务是完全可以被市场取代的，这就要看服务是不是既便宜又好，以及政府能否持续地提供支持。”
“政府管制影响婴幼儿托付和妈妈就业”
谈及对社会所做的贡献，除了CHARLS项目之外，令赵耀辉颇具成就感的便是回国之后对学生和年轻教师的潜心培养。
“CCER 的经济学双学位项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力了。” 赵耀辉说，此外，中国国内的女经济学者与男学者相比实力悬殊，有感于这一状况，赵耀辉与加拿大温尼伯大学教授董晓媛合作创办了“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在研究方面给予女经济学者更多帮助和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开展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女性解放，女性进入就业市场，社会福利普遍通过就业实现，女性劳动参与率空前提高。“当时的很多工作单位都自带托儿所，女工在上班的时候顺带把孩子带过去，下班的时候再把孩子接回来。但在市场改革之后，这种托儿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尤其是0-3岁的婴幼儿托儿服务，基本上完全没有了。”
市场化改革后，女性抚育子女面临中断事业风险的困境，且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是由于，在缺乏社会照料的情形下，市场化下的保姆工资大幅上涨，许多中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照料子女的负担转嫁到年轻母亲或祖父母身上。对很多年轻女性来说，生育意味着失业，中断事业发展。对于工作女性来说，一方面，家庭的负担变得更重，0-3岁托儿服务的空缺给女性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她们也会因生育、育儿等遭遇雇主的“歧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女性就业率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68.2% 下滑至2017年的58.9%。
赵耀辉认为，这严重反映了政府管理的长期缺位。要想解决婴幼儿照料问题，需要有强大的社会支持。“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很多婴幼儿照料是由邻居家的妈妈、祖母提供的，小规模的家庭照料是主流。但在中国，虽然社会需求巨大，但是市场供给匮乏，究其原因，在于婴幼儿托育市场准入规则不清晰，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随意性大，致使婴幼儿照护机构经营风险过大。”
去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幼有所育”，首次把托育工作作为民生建设的目标。赵耀辉第一时间发文表示，“以北京市为例，0-3岁婴幼儿照料费用动辄近万元，只有少
数高收入家庭能够享受到托幼服务，开放行业准入，将有利于增加供给和市场竞争，起到平抑托幼费用的作用……这不仅是女性的实惠，更加是国家和民族的福利。”“我相信市场对劳动力的选择和塑造”
赵耀辉坚信市场的力量，婴幼儿照料行业如此，现代人力资本的行业分布亦是如此。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快递、外卖等服务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电商物流与快递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高层次的专科、本科和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达35%。在很多人看来，大学生从事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作是一种人才浪费。
赵耀辉认为，大学生“蓝领”是市场的理性选择。“市场力量会平衡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本。在快递业收入高的时候，市场自然会吸引人们去当快递员，但当人数饱和的时候，收入自然会下降，劳动力便会流向其他行业。所以这是市场的力量在平衡劳动力的供给需求。”
但是，令赵耀辉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年轻劳动力的心理健康与未来的人口趋势，当今，年轻群体面临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各种压力，一些人面临不敢结婚、生育的现实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高度压力下的工作环境，也使得年轻人衍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在赵耀辉看来，这也许会成为一种长期的威胁，“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如果人口萎缩下去，那么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重要打击。”
20年前，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10年前，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负担；当下，社会压力既是年轻一代奋斗的动力，也引发了焦虑。从始至今，赵耀辉的经济学之路都与时代最迫切的命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的研究时刻伴随着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滞，试图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痛点问题。在她的学术生涯里，时代给予了她机遇、责任与挑战。可以说，时代在塑造她的同时，也在被她的研究广泛影响着。
本文来源：《 北大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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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金融评论》赵耀辉，理性关注弱势者的女经济学家
发布日期：2020-11-22 12:14 来源：
近期，《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作为女性经济学家，赵耀辉对当下的中国和时代，有着自己长期坚持的研究选择。
话语轻柔、蕴含分寸，是赵耀辉给人留下的最初印象。这样一位外柔内刚的女性，她的研究一方面对接的是中国最宏大的景象——城市化下的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而另一方面关心的是最弱势的力量——农村流动人口、老年人口与女性劳动力的生存状态。她不仅关注劳动力的进步，更关心劳动力的权利平等以及弱势保护。
在赵耀辉与团队的努力下，“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应运而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老年人调查研究项目之一，不仅对于中国，也对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是被时代推着走”
上世纪80年代，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在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北京大学开始设立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981年，初入燕园的赵耀辉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仅凭中学老师的一句建议，她便走上了经济学之路，而这成为了她一生的事业追求。
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中国农村推行，赵耀辉回忆道，“当时整个经济学界都在辩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包产到户就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也跟着去阅读、思考、辩论。”
1985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中美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邹至庄，意识到现代经济学思维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至关重要，在中国开创了“福特班”，选派北美杰出的经济学家来中国，给优秀的中国硕士研究生上课，毕业后申请赴美国、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那年恰逢赵耀辉本科毕业，她顺利地进入了“福特班”，用她的话说，“完全是顺应这些机会”，她先进入“福特班”，后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项目。随后，赵耀辉踏上了赴美之路。
在芝加哥大学，赵耀辉的导师D. 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是农业经济学家，也是美国最早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个世纪前半期，美国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过程，大量农业人口从南方迁移到北方进入到工业制造业领域。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出现农村改革引发的农民进城“大潮”。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约翰逊鼓励赵耀辉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她与劳动经济学正式结缘，并作为长期的研究方向。
芝加哥大学向来的传统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在毕业后回到母国，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博士毕业前夕，她曾向已先行回国的师兄林毅夫咨询回国之事，但被告知当下不是最好的时机。毕业后，赵耀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但她一直在寻找着合适的回国机会。几年后在得知林毅夫、海闻、易纲等学者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后，她便立刻提出了申请。1997年，赵耀辉回到了她最熟悉的燕园。
赵耀辉入职CCER之时恰逢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革，大量职工面临再次就业选择。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养老金的发放从企业转型到社会统筹，但体制设计问题非常突出。实际上，自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改革开始，其方向选择都被两个问题所缠绕：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积极性从何而来，如何实现全国统筹。赵耀辉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到来，中国也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多老人基本的养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面临经济贫困、照料缺失、精神孤独等问题。这些由于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结构性断裂，变得愈发弱势的人群，迫切需要社会关注，并开展相关研究。
在此背景下，赵耀辉将退休与养老问题作为重点研究方向。然而，学术界面临数据匮乏，特别是微观数据严重不足的问题。赵耀辉回忆，“学者要进行某项研究时，都要自己去收集数据，但是收集成本巨大，而且质量很难有保障，我就很想做出一套高质量的、可以共享的微观数据。”在赵耀辉与团队的努力下，“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应运而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老年人调查研究项目之一，不仅对于中国，也对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赵耀辉与团队的坚持下，它已走过了10 个年头。
“养老研究要用数据调查说话”
通过10年的努力，CHARLS项目收集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项目之一。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个县、450个社区（村）展开调查，样本覆盖总计1.24万户家庭中的1.9万名受访者，数据库用户人数超过4万人，发表2000余篇论文。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学术“创业”初期，赵耀辉与团队经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落地执行。“比如，到一个地方，地方政府可能会拒绝配合我们，进村调查就会很困难。于是只能把我的朋友们‘骚扰’了个遍，进行各种协调。同样，我们的访员同学们也面临着被居民拒访的问题，”赵耀辉说，“但是，一个样本的缺失就有可能使最终结果出现偏差，这便需要他们怀着同理心、有针对性的去克服这件事情，不能见到困难就退缩。”
当代学术研究需要团队协作，更需创新工作方法，CHARLS项目团队也愈发专业化。2020年初， 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CHARLS项目团队却敏锐地发现了新的机会——调研疫情对于受访者的影响，并创造了新的管理模式——在调研当地招募访员，使得团队变得更加灵活、高效。
赵耀辉最满意的是CHARLS项目对于国内学术生态发展的补充和促进。此前养老数据缺乏，“多年前，当我们想去研究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数据的瓶颈。但现在，我们的数据让与养老相关的各类研究成为可能，很多研究只有用我们的数据才能做得出来。”从多年前养老数据很缺乏的阶段，到现在数据变得充足，CHARLS项目为社会带来了实质性变化。
伴随CHARLS项目发展壮大的10年来，赵耀辉亲眼见证了中国农村发生的积极变化：10年前，最早开始的中国农村养老项目只能覆盖1/4左右的人口，而如今可以基本覆盖全部人口，农村的养老普及也使得农村的贫困率大幅下降。
但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施后，老龄人口子女数量大幅下降，多数外出工作，老人长期照料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城市老年人相对容易从市场上得到养老服务；但农村缺乏养老服务市场，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水平偏低，不太可能成为养老主要经济来源。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更大。
赵耀辉认为，一个时期的最优养老模式与人口的家庭结构息息相关。从目前“少子化”的家庭结构来看，基于社区的养老服务可能会是未来较好的一种养老模式。“一般来说，老年人还是想要独立自主生活的。比如在美国，很少老年人愿意在能够自理的时候搬去养老院，未来中国也会是如此。在这种时候，基于社区的养老服务（如送餐、打扫卫生等）便有较大的存在价值。”
比如，近年来政府着重鼓励在城市和农村发展的“驿站式养老”便是一种基于社区的养老服务，它主要为附近社区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等，且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对于“驿站式养老” 的可持续性，在赵耀辉看来，“它提供的服务是完全可以被市场取代的，这就要看服务是不是既便宜又好，以及政府能否持续地提供支持。”
“政府管制影响婴幼儿托付和妈妈就业”
谈及对社会所做的贡献，除了CHARLS项目之外，令赵耀辉颇具成就感的便是回国之后对学生和年轻教师的潜心培养。
“CCER 的经济学双学位项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力了。” 赵耀辉说，此外，中国国内的女经济学者与男学者相比实力悬殊，有感于这一状况，赵耀辉与加拿大温尼伯大学教授董晓媛合作创办了“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在研究方面给予女经济学者更多帮助和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开展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女性解放，女性进入就业市场，社会福利普遍通过就业实现，女性劳动参与率空前提高。“当时的很多工作单位都自带托儿所，女工在上班的时候顺带把孩子带过去，下班的时候再把孩子接回来。但在市场改革之后，这种托儿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尤其是0-3岁的婴幼儿托儿服务，基本上完全没有了。”
市场化改革后，女性抚育子女面临中断事业风险的困境，且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是由于，在缺乏社会照料的情形下，市场化下的保姆工资大幅上涨，许多中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照料子女的负担转嫁到年轻母亲或祖父母身上。对很多年轻女性来说，生育意味着失业，中断事业发展。对于工作女性来说，一方面，家庭的负担变得更重，0-3岁托儿服务的空缺给女性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她们也会因生育、育儿等遭遇雇主的“歧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女性就业率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68.2% 下滑至2017年的58.9%。
赵耀辉认为，这严重反映了政府管理的长期缺位。要想解决婴幼儿照料问题，需要有强大的社会支持。“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很多婴幼儿照料是由邻居家的妈妈、祖母提供的，小规模的家庭照料是主流。但在中国，虽然社会需求巨大，但是市场供给匮乏，究其原因，在于婴幼儿托育市场准入规则不清晰，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随意性大，致使婴幼儿照护机构经营风险过大。”
去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幼有所育”，首次把托育工作作为民生建设的目标。赵耀辉第一时间发文表示，“以北京市为例，0-3岁婴幼儿照料费用动辄近万元，只有少
数高收入家庭能够享受到托幼服务，开放行业准入，将有利于增加供给和市场竞争，起到平抑托幼费用的作用……这不仅是女性的实惠，更加是国家和民族的福利。”“我相信市场对劳动力的选择和塑造”
赵耀辉坚信市场的力量，婴幼儿照料行业如此，现代人力资本的行业分布亦是如此。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快递、外卖等服务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电商物流与快递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高层次的专科、本科和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达35%。在很多人看来，大学生从事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作是一种人才浪费。
赵耀辉认为，大学生“蓝领”是市场的理性选择。“市场力量会平衡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本。在快递业收入高的时候，市场自然会吸引人们去当快递员，但当人数饱和的时候，收入自然会下降，劳动力便会流向其他行业。所以这是市场的力量在平衡劳动力的供给需求。”
但是，令赵耀辉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年轻劳动力的心理健康与未来的人口趋势，当今，年轻群体面临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各种压力，一些人面临不敢结婚、生育的现实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高度压力下的工作环境，也使得年轻人衍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在赵耀辉看来，这也许会成为一种长期的威胁，“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如果人口萎缩下去，那么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重要打击。”
20年前，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10年前，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负担；当下，社会压力既是年轻一代奋斗的动力，也引发了焦虑。从始至今，赵耀辉的经济学之路都与时代最迫切的命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的研究时刻伴随着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滞，试图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痛点问题。在她的学术生涯里，时代给予了她机遇、责任与挑战。可以说，时代在塑造她的同时，也在被她的研究广泛影响着。
本文来源：《 北大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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