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 首页
- 新闻
《经济观察报》对话刘国恩、杨功焕：公卫体系有什么不足？慢病和传染病如何两手抓？
发布日期：2020-05-06 07:08 来源：
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在应对疫情时有什么不足？为了防控疫情，是否应该强化疾控系统的行政权力？疫情会给医改带来什么影响？4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专家杨功焕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刘国恩在经观《健康1+1》直播中，从各自专业领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信息透明
在杨功焕看来，中国在新冠肺炎的应对中，早期有些延缓，从而导致了这场传染病几乎是呈指数性增长，在湖北一度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
“SARA期间我们得到了两条教训，一条是信息透明，必须把信息告知老百姓；第二条是要快速的掌握传染病流行的情况，获得时间、获得机会才能有效地应对。”杨功焕说，这次新冠肺炎的流行，再次证明了这样的教训是必须的，在健康的问题上，在疫情的问题上，一定要做到信息透明，才能有效把控。
那么，公共卫生系统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建设？
很多人都感觉到公共卫生在过去几年没有得到有效的加强，人才流失、经费减少，很多专家会意识到：是不是应该让公共卫生系统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不应该建一个“巨无霸”疾控系统，权力真大了以后，未见得能有效地执行公共卫生任务，还是要回归到专业权威。
杨功焕认为，公共卫生系统的弱化，包括人才流失、经费不足，是从2009年的医疗系统改革开始的。在那之后，公共卫生系统的核心功能弱化，没有很好地进行疾病监测、病原学检测，组织制定传染病、慢性病防治计划，动员组织整个社会共同控制疾病。
“这种弱化导致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削弱。我想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如果要强化公共卫生系统功能，可能要从强化公共卫生系统的核心功能做起。有了这个核心功能之后，会有任务，有职能，也会有相应的地位和经费支持。”杨功焕说。
慢病和传染病
2019年7月，国家卫建委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设定了在未来几年要逐步开展15项促进国民健康的行动。
刘国恩说，在这次疫情之前，医改关注的重点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最主要的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非传染性的慢病上，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慢性呼吸道疾病，也包括了一些传染病的防治，但是慢病属于重要的工作，“我想中国目前疾病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
不过他也认为，新冠病毒的突然爆发，对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国家来说，未来的医疗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可能会向重大传染疾病做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包括针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进行更好的制度建设、能力建设，还有机制体制方面的完善。
“我们的确有必要加强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和投入，但从长远来看，以慢病为主的疾病谱格局不会改变。我们在进行阶段性工作调整的时候，必须要认清医疗卫生问题的主次矛盾，尽管要对次要矛盾加强防范，但是从长计议的话不应该顾此失彼。” 刘国恩说，要把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关系理得更清楚，同时意识到，健康问题是需要综合治理的重大工程。
问答
问：从疾病负担的角度，慢性病和传染病如何两手抓？
杨功焕：不论是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还是一直都影响大家的慢性病，都对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
像SARA以后一样，我们不可能说，当传染病来的时候，就放弃慢性病的工作。事实上，只有把二者都看成是影响人们健康的负担，关注它，才会对老百姓的健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大家知道，这次新冠肺炎中，病死率特别高的有吸烟者，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原来对肺部功能的损伤，使更多人在这样的基础疾病情况下，发展成重症，从而失去生命。
急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防治，没有相互矛盾之处，都是公共卫生系统、医疗卫生系统，以及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
问：在这次疫情当中，很多西方国家也或多或少犯了一些错误，甚至走了我们之前的老路，你怎么看？
杨功焕：我想这次确实是对很多国家都是一次考验，因为客观地说，疫情超越了我们近年来见到传染病的传染力。
这种传染力几乎超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外所有的传染病，包括SARA、禽流感、H1N1流感、埃博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是西方国家有西方国家的问题，他们在这次应对中也是有很多失误，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大流行，西班牙出现了医疗资源崩溃。
更广泛地说，社会组织结构，或者是整体医疗资源的准备、资助，各方面都需要做很细致的思考，来应付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
问：你提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会让这个10年规划的进程加快吗？
刘国恩：进程本身更快或更慢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要在未来的医疗卫生政策制定和推进过程中，如何进行资源配置调整，使其更好关注应对概率较小、一旦发生的代价极其高昂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预防和应急机制如果设定得更好，当重大事件再次出现，我们应对起来就更从容一些，代价更小一些。
在2009年国家医改方案的五大医改任务中，首要任务就是分级诊疗。
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其中社区医生作为守门人是主力军。此次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在地方应对过程中，仍然暴露了基层医疗服务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分级诊疗的落实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展望未来，如果能够更好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更好发挥社区医生诊所的首诊作用，当未来应对类似重大疫情爆发的时候，就不至于让过多的轻症患者都集中到大医院进行救治，使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挥更好作用，从而降低上游医院的救治压力，不仅减轻医疗费用，同时还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问：你提到了基层诊疗，你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层诊疗，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刘国恩：我们的基层诊疗，从硬件条件上来看，布的点、人员都不少。但是我们过去长期重治疗、轻预防，重医院、轻诊所、轻社区，资源配置形成了以医院为中心的庞大卫生服务体系。
和发达国家相比，比如日本、美国、欧洲，我们基层医疗服务硬件条件的统计数字看起来不错，但是提供的服务、涵盖的人群，和发达国家距离还挺大的。这也是把分级诊疗放在五大医改任务第一位的原因。
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落实的过程还很长，路还很远，需要先改理念。比如，大多数情况下十次常见病，可能70-80%都在社区医生那里能够得到更好诊疗，这首先须要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的互信关系，才能够真正让社区“守门人”把握住好第一道关。
通过社区医生诊所这道关口提供便捷、专业的初诊服务，患者才能根据病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使初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能够更好开展有效的协作分工，大医院专家的时间、精力、技术真正用于需要专家诊疗的患者，从而提高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
瞿依贤/文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经济观察报》对话刘国恩、杨功焕：公卫体系有什么不足？慢病和传染病如何两手抓？
发布日期：2020-05-06 07:08 来源：
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在应对疫情时有什么不足？为了防控疫情，是否应该强化疾控系统的行政权力？疫情会给医改带来什么影响？4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专家杨功焕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刘国恩在经观《健康1+1》直播中，从各自专业领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信息透明
在杨功焕看来，中国在新冠肺炎的应对中，早期有些延缓，从而导致了这场传染病几乎是呈指数性增长，在湖北一度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
“SARA期间我们得到了两条教训，一条是信息透明，必须把信息告知老百姓；第二条是要快速的掌握传染病流行的情况，获得时间、获得机会才能有效地应对。”杨功焕说，这次新冠肺炎的流行，再次证明了这样的教训是必须的，在健康的问题上，在疫情的问题上，一定要做到信息透明，才能有效把控。
那么，公共卫生系统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建设？
很多人都感觉到公共卫生在过去几年没有得到有效的加强，人才流失、经费减少，很多专家会意识到：是不是应该让公共卫生系统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不应该建一个“巨无霸”疾控系统，权力真大了以后，未见得能有效地执行公共卫生任务，还是要回归到专业权威。
杨功焕认为，公共卫生系统的弱化，包括人才流失、经费不足，是从2009年的医疗系统改革开始的。在那之后，公共卫生系统的核心功能弱化，没有很好地进行疾病监测、病原学检测，组织制定传染病、慢性病防治计划，动员组织整个社会共同控制疾病。
“这种弱化导致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削弱。我想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如果要强化公共卫生系统功能，可能要从强化公共卫生系统的核心功能做起。有了这个核心功能之后，会有任务，有职能，也会有相应的地位和经费支持。”杨功焕说。
慢病和传染病
2019年7月，国家卫建委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设定了在未来几年要逐步开展15项促进国民健康的行动。
刘国恩说，在这次疫情之前，医改关注的重点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最主要的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非传染性的慢病上，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慢性呼吸道疾病，也包括了一些传染病的防治，但是慢病属于重要的工作，“我想中国目前疾病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
不过他也认为，新冠病毒的突然爆发，对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国家来说，未来的医疗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可能会向重大传染疾病做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包括针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进行更好的制度建设、能力建设，还有机制体制方面的完善。
“我们的确有必要加强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和投入，但从长远来看，以慢病为主的疾病谱格局不会改变。我们在进行阶段性工作调整的时候，必须要认清医疗卫生问题的主次矛盾，尽管要对次要矛盾加强防范，但是从长计议的话不应该顾此失彼。” 刘国恩说，要把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关系理得更清楚，同时意识到，健康问题是需要综合治理的重大工程。
问答
问：从疾病负担的角度，慢性病和传染病如何两手抓？
杨功焕：不论是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还是一直都影响大家的慢性病，都对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
像SARA以后一样，我们不可能说，当传染病来的时候，就放弃慢性病的工作。事实上，只有把二者都看成是影响人们健康的负担，关注它，才会对老百姓的健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大家知道，这次新冠肺炎中，病死率特别高的有吸烟者，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原来对肺部功能的损伤，使更多人在这样的基础疾病情况下，发展成重症，从而失去生命。
急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防治，没有相互矛盾之处，都是公共卫生系统、医疗卫生系统，以及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
问：在这次疫情当中，很多西方国家也或多或少犯了一些错误，甚至走了我们之前的老路，你怎么看？
杨功焕：我想这次确实是对很多国家都是一次考验，因为客观地说，疫情超越了我们近年来见到传染病的传染力。
这种传染力几乎超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外所有的传染病，包括SARA、禽流感、H1N1流感、埃博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是西方国家有西方国家的问题，他们在这次应对中也是有很多失误，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大流行，西班牙出现了医疗资源崩溃。
更广泛地说，社会组织结构，或者是整体医疗资源的准备、资助，各方面都需要做很细致的思考，来应付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
问：你提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会让这个10年规划的进程加快吗？
刘国恩：进程本身更快或更慢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要在未来的医疗卫生政策制定和推进过程中，如何进行资源配置调整，使其更好关注应对概率较小、一旦发生的代价极其高昂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预防和应急机制如果设定得更好，当重大事件再次出现，我们应对起来就更从容一些，代价更小一些。
在2009年国家医改方案的五大医改任务中，首要任务就是分级诊疗。
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其中社区医生作为守门人是主力军。此次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在地方应对过程中，仍然暴露了基层医疗服务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分级诊疗的落实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展望未来，如果能够更好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更好发挥社区医生诊所的首诊作用，当未来应对类似重大疫情爆发的时候，就不至于让过多的轻症患者都集中到大医院进行救治，使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挥更好作用，从而降低上游医院的救治压力，不仅减轻医疗费用，同时还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问：你提到了基层诊疗，你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层诊疗，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刘国恩：我们的基层诊疗，从硬件条件上来看，布的点、人员都不少。但是我们过去长期重治疗、轻预防，重医院、轻诊所、轻社区，资源配置形成了以医院为中心的庞大卫生服务体系。
和发达国家相比，比如日本、美国、欧洲，我们基层医疗服务硬件条件的统计数字看起来不错，但是提供的服务、涵盖的人群，和发达国家距离还挺大的。这也是把分级诊疗放在五大医改任务第一位的原因。
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落实的过程还很长，路还很远，需要先改理念。比如，大多数情况下十次常见病，可能70-80%都在社区医生那里能够得到更好诊疗，这首先须要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的互信关系，才能够真正让社区“守门人”把握住好第一道关。
通过社区医生诊所这道关口提供便捷、专业的初诊服务，患者才能根据病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使初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能够更好开展有效的协作分工，大医院专家的时间、精力、技术真正用于需要专家诊疗的患者，从而提高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
瞿依贤/文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