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 首页
- 新闻
陈春花、宋志平：企业如何面对抗疫持久战
发布日期：2020-04-28 08:13 来源：
题记：4月14日网易财经《长盛时间》线上直播活动，由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与中国企业研究会会长、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实践教授宋志平，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姚长盛共话全球抗疫“持久战”之下，企业如何“渡劫”。本文根据直播对话整理。
企业关键在自救，经济关键在复市
姚长盛：请两位老师从研究的角度来定义企业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环境？有人说现在和1987年、1973年的经济危机，甚至跟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相同，同时又完全不能判断未来，对形势看不清。陈春花：疫情以来，人们不断讨论疫情带来的是经济衰退还是萧条，什么时候出现疫情拐点、市场恢复，包括全球市场的阶段等等，事情一直都在动态变化中，各种声音都有。
我想我们应该先放下这些问题，今天企业压力的根本在于预测难，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病毒的奇特性。总盯着无法判断的新事物，本身就容易把自己带入不清晰的状态。
之前我们总会对标SARS期间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企业应对，因为我们希望有经验可以参考。但随着对疫情的了解深入，随着更复杂和更具不确定性的情况出现，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用这个方法。
企业现在到底处在什么阶段，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少预测、多接受现实。其实这也是方法论，即从当下出发，基于当下做决策，清楚当下应该做什么。
宋志平：我非常同意陈老师的观点。我做企业的经验让我习惯于对事情分阶段。从1月份开始到4月8日武汉解禁，我视为中国疫情的上半场，主要战场是在中国，我们抗疫的同时努力复工复产，到3月底中国的复工复产率已经很高。
现在全球疫情还在蔓延，美国认为自己到了平台期，意大利发病率似乎也开始下降，他们也想在5月份进入复工复产阶段，我把这理解为疫情的下半场。中国在下半场主要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同时复工复市、支援国际抗疫和国际产业链的复工复产。
上半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有订单但无法生产并向全球供货，下半场的问题是国外订单不再，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
姚长盛：在两位老师看来，企业当下最应该怎么做？
陈春花：疫情影响到全球市场，我对企业反复强调的是“想办法先活下来”，活下来的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上。我也快速写了一本书《危机自救：企业逆境生存之道》。
活下来重在依靠内在能力，所有的变化对企业最大的挑战还是自身免疫力，因为外部环境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各种条件。如果企业愿意做调整还是可以找到可能性。所以第一是活下去，第二是找到可能性。在可能性之中，最重要的是贴近顾客端，即贴近需求的变化。
在此之上，企业能不能让上下游伙伴都有机会活着，特别是有能力的企业，因为产业伙伴都活得相对长一点，自己才能活得相对长一点。华为、腾讯、阿里、携程等企业都在想办法让产业伙伴扛过去。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保护员工，这在今天挑战很大。企业遇到大问题时会考虑裁员，但真实的经营绩效还是要靠员工。企业要解决当期的绩效，短期的经营要摆在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企业能做到这几点，即使充满挑战，还是有机会。
宋志平：的确，在这个时刻企业应该立足于自救，立足于全体员工上下同心，一起度过难关。之前我做厂长时，曾经用“年年涨工资”“年年分房”激励员工，最后做到了公司上市。
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尤其是很多中小微企业、服务型企业、外贸型企业，都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个时刻，企业应立足于自救，不要丢掉员工。员工跟企业同甘共苦，现在是共苦的时候，这时要留下员工，大家一起度过困难。
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等此时也要全力以赴地帮扶中小微企业，尤其是遇到困难的好企业及其员工。相关部门既要有政策，更要把减费、降税、降息、补贴等政策落到实处，从大环境上来帮助企业。大环境有利，企业本身发挥能动性，这一关就能过。
对比中国和美国，美国40%的人是手停口就停，因为工资都是当月花掉。虽然中国企业员工也困难，但多少有一些储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重点照顾小微企业、服务业、困难员工，让员工不失业度过危机是我们要解决的大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复工，但服务型企业还有困难，因此复市要加快，只有复市才能让市场循环起来。之前我们总讲“熬着”，但熬着不是死等，人不能聚集和流动，但经济要多想办法动起来，循环起来。在保持防疫的情况下，现在最重要的是复市，复市比复工的难度要大，因为复市就会有人员接触，但不复市市场就循环不起来，经济社会秩序就无法真正恢复。
下半场我们的关键是复市，这一点很重要。
经济难脱钩，全球化值得中国企业更进一步
姚长盛：疫情进入下半场时面临的情形越来越复杂，而且听到的声音也比以前尖锐得多，全世界似乎都在“脱钩”，包括中美是否也有可能“脱钩”，两位老师怎么看？
陈春花：坦白讲，我不担心。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在目前状态下是基本事实，对于中国，无论是从制造业融入的程度还是市场融入的程度都很深，输出和输入的贡献都很大。从供应端看，麦肯锡报告指出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这很难被瞬间替代。从输入看，中国市场很多品类的产品占比位居全球第一，无论是汽车、手机，还是奢侈品，比例都非常高。因此我不认为“脱钩”马上就会发生。中美合作，我尽可能保持理性看待，过去40年全球化其实由美国主导推动，美国现在有些不愿。事实上美国还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也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因此更容易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从制造业来看，其本质是效率和成本。如果中国制造业一直坚持有最好的效率、最佳的成本，“脱钩”就不太可能发生。
“脱钩”与“不脱钩”既有政治因素，也离不开制造业本身的规则，即最佳的效率就是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和成本是长时间建设而成的，涉及到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劳动力的丰富度和总体水平也都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回到制造业的本质去看全球产业链分工，最终还是看比较优势，解决效率和成本问题，同时拥有庞大的市场。尤其是技术创新产业，从市场端到技术开发端完全一体化，如果没有大量的市场需求，无法支撑技术研发投入。比如电动汽车，特斯拉来中国肯定有自己的理由，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全球电动车市场中国占60%多。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是产业链整体，一定是从市场端驱动创新。
疫情增加了“脱钩”的讨论和意愿也可以理解。很多国家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疫情很被动，缺少抗疫物资和设施，产业调动起来也难，而且全球产业布局影响复工复产，这很正常。
宋志平：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还是“脱钩”，都不是新问题，已经提过多年，也有不少动作。这次疫情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让国内企业很担心。去年我在瑞士达沃斯开会，当时因为美国加关税，有些企业转移到东南亚，我当时在达沃斯会议上问了几个欧洲跨国公司的CEO，问他们会不会把在中国的企业搬到越南或印度？他们都一致表示不会。在他们看来，全球市场主要是三块，北美、欧洲和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在中国的布局是长期的，很多公司在中国不光有制造，设计研发也形成了一体化。尽管越南成本低一点，但成本都是暂时的，从长期来讲他们认为中国还是研发和制造的基地，不会因为一个短期的成本而连根拔起。
这就回到了陈老师所说的，全球化并不是选择，是很现实地走到今天的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和非常好的制造中心优势，同时有非常好的产业链和配套能力，这就是优势。西方政客肯定有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的想法。随着疫情加剧他们的声音也变大，但一切最终还是由市场决定。
另外，全球化也在演进之中。中国进入WTO二十多年，原来“大进大出”的全球化现在遇到了挑战。
从美国方面来看，进出口不平衡、逆差大、失业压力大，因此就把矛盾甩给中国，这种言论有一定的市场。中国在积极地解决问题，一是跟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二是对全球化策略也在进行改变。曹德旺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中国建材集团也在美国建玻璃纤维厂，既有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也因为我们在海外已经有足够多的长期客户，在全球化的新阶段。
过去中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今后要更多地进行全球综合化布局。美国的“回归实业”，欧洲的“再工业化”，都给中国企业提供了机会，中国企业可以借此在当地建厂，新厂都是最新的技术，还比欧美“老掉牙”的现有工厂成本低。
中国以前出去收购工厂主要是为了技术，但今天中国的技术不比国外差，收购主要是着眼于市场。如果对方的技术差、人员负担成本也高，不如另起炉灶。现在中国企业在欧洲、美国以及新兴国家都在布局。
未来的全球化不光是产品走出去，更是企业走出去，并由过去重视GDP到更加重视GNP，包括中国企业在全球的营销总额。当年日本也是如此，最开始是冰箱、电视机等产品出口，之后是到海外建厂。也许这次疫情正好倒逼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全球化方面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
中小微企业是难点，更是风险点
姚长盛：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现在是不是“现金为王”？还是可以根据供需关系适当进行抄底？陈春花：对于企业经营，我很少用“抄底”这个方法，因为不是做股票投资。做企业经营，要考虑几个最重要的要素：第一是持续发展，也就是持续活下去，这是最根本的；第二是在战略安排里，组合要素时寻求最优的可能性；第三是保证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变化和冲击，即“留有现金流的空间”。
如果现在中小企业有钱，我主张好好保有现金。在经营上主要看在时间、战略安排和能承受的资金空间里，有没有更好的安排和机会。危机时是资源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包括之前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但前提条件不是为了“抄底”，而是战略安排。
宋志平：我认为要做好“四个紧盯”：一是紧盯疫情，安全生产的同时也要盯着疫情的变化，不是要消极地盯着，而是要积极去看疫情的变化带来哪些机会；二是紧盯市场订单，这是基础；三是紧盯上下游产业链；四是紧盯资金链，“现金为王”，一靠销售收入、复工复产复市解决资金问题；二靠减成本，尤其是减费降税，三靠有效融资，银行也在支持企业。做好这几点就可以解决眼前经营的问题。
关于“抄底”，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中国建材集团在德国收购了三家高科技企业，后来德国出台相关政策就不再允许收购。前两天世界水泥研讨会上，有法国分析师提出，近年全世界水泥企业的现金流都很少，只有中国水泥企业的现金流很大，市场也健康。他认为现在是全球企业资金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公司可以做低成本的收购，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收购还有个好处，既帮助了困难企业和员工，也符合抱团取暖的战略逻辑。出现大危机时，往往是企业进行合并、收购的好机会，正如陈老师所讲，如果有资金能力、想要扩展，对方确实也有意愿，可以尝试。
姚长盛：两位老师现在担心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就业、财政政策还是国际环境？
陈春花：我更多关注微观，最担心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决定了很大的就业面，并且和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存活，经济、生活、社会的稳定都会受到影响。2月份疫情防控刚开始， 我也写过文章竭力促成政策推出，打另外一场保护中小企业的防控战。很多中小企业现金比例很低，很困难。虽然我们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成功，复工复产也成效不错，但就像宋老师所说，复市很关键，而且难度很大。
最近我的观察也发现，大城市复市比例更低、更谨慎，人更理性。有人提出会不会像SARS那样，疫情过后报复性消费？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这次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健康和生命更重要，人变得更理性，尽可能减少聚会、外出吃饭。人们突然发现很多聚会没必要，很多会可以不开。
因此，我们更需要多方一起努力，一是有序推进复市，恢复正常生活、恢复大家的消费；二是政策要更加扎实、接地气地帮助企业，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我希望这些政策直接落地、直接执行，实效性快一点，不要让企业倒在援军到达之前。政策不需要太复杂，贴近中小企业真实需要、快速实现就好。保护好中小企业，就保住了希望。
宋志平：我和陈老师一样关心中小企业、外贸企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策快速落实。4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一要加大复工复产政策的落实力度，二要加强扶持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三要扩大内需和居民消费，四要加快投资项目的建设。这四点说得非常准确，也从问题出发，但关键是落实力度和速度要跟上，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这是眼前最应该做好的。
姚长盛：最后，请两位老师给中小企业的领头人几句寄语。
宋志平：我觉得这次疫情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平时讲压力测试，这一次压力终于来了。对我们每个企业家来讲，不经历风雨看不到彩虹。回看大企业的发展过程，大都有过困难，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但熬过来了反而内功更强、后劲更大。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企业家们要有“三力”：应对力、抗压力、复原力。陈老师还讲了要有免疫力。我觉得免疫力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这时候尤其需要依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定力、果敢，带领大家的能力、爱心、集体主义精神，在此时尤为重要。
这时候精神要大于物质，我们真的需要愈挫愈勇的企业家精神，要千方百计地带领企业度过难关，发挥企业家化危为机的本领，熬过去、活下来、早复原、再前进。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希望。
陈春花：我很认同宋老师所说的，危机时，首先还是靠企业家自己的担当、信心和企业家精神，不断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欲望，这非常重要。
除了企业家自己要努力，作为领导者还要另外两点：一是接受疫情并学会与之共处，不能总想着“如果它不来就好了”“什么时候过去就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心态调整。宋总讲的定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接受现实，与疫情共存，寻找机会。
在机会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在线和数字化。以前我们会认为，贴近消费端的企业数字化的步子要快要早，离消费端远的企业数字化可以慢一点、晚一点。疫情一来，发现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时间差，瞬间成为必需品。
因此，企业家要给自己提要求，一方面接受变化，接受疫情的突然和多变，另一方面是数字化等必然的大趋势，早动才能主动。有很多企业家还有犹豫，另一些企业家已经直播带货，产品早已经实现远程调试，令人佩服。企业家们是经济最有活力的群体，危机之中更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和员工度过危机，也为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郑悦 整理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陈春花、宋志平：企业如何面对抗疫持久战
发布日期：2020-04-28 08:13 来源：
题记：4月14日网易财经《长盛时间》线上直播活动，由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与中国企业研究会会长、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实践教授宋志平，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姚长盛共话全球抗疫“持久战”之下，企业如何“渡劫”。本文根据直播对话整理。
企业关键在自救，经济关键在复市
姚长盛：请两位老师从研究的角度来定义企业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环境？有人说现在和1987年、1973年的经济危机，甚至跟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相同，同时又完全不能判断未来，对形势看不清。陈春花：疫情以来，人们不断讨论疫情带来的是经济衰退还是萧条，什么时候出现疫情拐点、市场恢复，包括全球市场的阶段等等，事情一直都在动态变化中，各种声音都有。
我想我们应该先放下这些问题，今天企业压力的根本在于预测难，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病毒的奇特性。总盯着无法判断的新事物，本身就容易把自己带入不清晰的状态。
之前我们总会对标SARS期间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企业应对，因为我们希望有经验可以参考。但随着对疫情的了解深入，随着更复杂和更具不确定性的情况出现，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用这个方法。
企业现在到底处在什么阶段，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少预测、多接受现实。其实这也是方法论，即从当下出发，基于当下做决策，清楚当下应该做什么。
宋志平：我非常同意陈老师的观点。我做企业的经验让我习惯于对事情分阶段。从1月份开始到4月8日武汉解禁，我视为中国疫情的上半场，主要战场是在中国，我们抗疫的同时努力复工复产，到3月底中国的复工复产率已经很高。
现在全球疫情还在蔓延，美国认为自己到了平台期，意大利发病率似乎也开始下降，他们也想在5月份进入复工复产阶段，我把这理解为疫情的下半场。中国在下半场主要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同时复工复市、支援国际抗疫和国际产业链的复工复产。
上半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有订单但无法生产并向全球供货，下半场的问题是国外订单不再，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
姚长盛：在两位老师看来，企业当下最应该怎么做？
陈春花：疫情影响到全球市场，我对企业反复强调的是“想办法先活下来”，活下来的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上。我也快速写了一本书《危机自救：企业逆境生存之道》。
活下来重在依靠内在能力，所有的变化对企业最大的挑战还是自身免疫力，因为外部环境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各种条件。如果企业愿意做调整还是可以找到可能性。所以第一是活下去，第二是找到可能性。在可能性之中，最重要的是贴近顾客端，即贴近需求的变化。
在此之上，企业能不能让上下游伙伴都有机会活着，特别是有能力的企业，因为产业伙伴都活得相对长一点，自己才能活得相对长一点。华为、腾讯、阿里、携程等企业都在想办法让产业伙伴扛过去。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保护员工，这在今天挑战很大。企业遇到大问题时会考虑裁员，但真实的经营绩效还是要靠员工。企业要解决当期的绩效，短期的经营要摆在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企业能做到这几点，即使充满挑战，还是有机会。
宋志平：的确，在这个时刻企业应该立足于自救，立足于全体员工上下同心，一起度过难关。之前我做厂长时，曾经用“年年涨工资”“年年分房”激励员工，最后做到了公司上市。
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尤其是很多中小微企业、服务型企业、外贸型企业，都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个时刻，企业应立足于自救，不要丢掉员工。员工跟企业同甘共苦，现在是共苦的时候，这时要留下员工，大家一起度过困难。
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等此时也要全力以赴地帮扶中小微企业，尤其是遇到困难的好企业及其员工。相关部门既要有政策，更要把减费、降税、降息、补贴等政策落到实处，从大环境上来帮助企业。大环境有利，企业本身发挥能动性，这一关就能过。
对比中国和美国，美国40%的人是手停口就停，因为工资都是当月花掉。虽然中国企业员工也困难，但多少有一些储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重点照顾小微企业、服务业、困难员工，让员工不失业度过危机是我们要解决的大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复工，但服务型企业还有困难，因此复市要加快，只有复市才能让市场循环起来。之前我们总讲“熬着”，但熬着不是死等，人不能聚集和流动，但经济要多想办法动起来，循环起来。在保持防疫的情况下，现在最重要的是复市，复市比复工的难度要大，因为复市就会有人员接触，但不复市市场就循环不起来，经济社会秩序就无法真正恢复。
下半场我们的关键是复市，这一点很重要。
经济难脱钩，全球化值得中国企业更进一步
姚长盛：疫情进入下半场时面临的情形越来越复杂，而且听到的声音也比以前尖锐得多，全世界似乎都在“脱钩”，包括中美是否也有可能“脱钩”，两位老师怎么看？
陈春花：坦白讲，我不担心。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在目前状态下是基本事实，对于中国，无论是从制造业融入的程度还是市场融入的程度都很深，输出和输入的贡献都很大。从供应端看，麦肯锡报告指出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这很难被瞬间替代。从输入看，中国市场很多品类的产品占比位居全球第一，无论是汽车、手机，还是奢侈品，比例都非常高。因此我不认为“脱钩”马上就会发生。中美合作，我尽可能保持理性看待，过去40年全球化其实由美国主导推动，美国现在有些不愿。事实上美国还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也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因此更容易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从制造业来看，其本质是效率和成本。如果中国制造业一直坚持有最好的效率、最佳的成本，“脱钩”就不太可能发生。
“脱钩”与“不脱钩”既有政治因素，也离不开制造业本身的规则，即最佳的效率就是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和成本是长时间建设而成的，涉及到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劳动力的丰富度和总体水平也都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回到制造业的本质去看全球产业链分工，最终还是看比较优势，解决效率和成本问题，同时拥有庞大的市场。尤其是技术创新产业，从市场端到技术开发端完全一体化，如果没有大量的市场需求，无法支撑技术研发投入。比如电动汽车，特斯拉来中国肯定有自己的理由，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全球电动车市场中国占60%多。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是产业链整体，一定是从市场端驱动创新。
疫情增加了“脱钩”的讨论和意愿也可以理解。很多国家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疫情很被动，缺少抗疫物资和设施，产业调动起来也难，而且全球产业布局影响复工复产，这很正常。
宋志平：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还是“脱钩”，都不是新问题，已经提过多年，也有不少动作。这次疫情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让国内企业很担心。去年我在瑞士达沃斯开会，当时因为美国加关税，有些企业转移到东南亚，我当时在达沃斯会议上问了几个欧洲跨国公司的CEO，问他们会不会把在中国的企业搬到越南或印度？他们都一致表示不会。在他们看来，全球市场主要是三块，北美、欧洲和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在中国的布局是长期的，很多公司在中国不光有制造，设计研发也形成了一体化。尽管越南成本低一点，但成本都是暂时的，从长期来讲他们认为中国还是研发和制造的基地，不会因为一个短期的成本而连根拔起。
这就回到了陈老师所说的，全球化并不是选择，是很现实地走到今天的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和非常好的制造中心优势，同时有非常好的产业链和配套能力，这就是优势。西方政客肯定有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的想法。随着疫情加剧他们的声音也变大，但一切最终还是由市场决定。
另外，全球化也在演进之中。中国进入WTO二十多年，原来“大进大出”的全球化现在遇到了挑战。
从美国方面来看，进出口不平衡、逆差大、失业压力大，因此就把矛盾甩给中国，这种言论有一定的市场。中国在积极地解决问题，一是跟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二是对全球化策略也在进行改变。曹德旺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中国建材集团也在美国建玻璃纤维厂，既有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也因为我们在海外已经有足够多的长期客户，在全球化的新阶段。
过去中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今后要更多地进行全球综合化布局。美国的“回归实业”，欧洲的“再工业化”，都给中国企业提供了机会，中国企业可以借此在当地建厂，新厂都是最新的技术，还比欧美“老掉牙”的现有工厂成本低。
中国以前出去收购工厂主要是为了技术，但今天中国的技术不比国外差，收购主要是着眼于市场。如果对方的技术差、人员负担成本也高，不如另起炉灶。现在中国企业在欧洲、美国以及新兴国家都在布局。
未来的全球化不光是产品走出去，更是企业走出去，并由过去重视GDP到更加重视GNP，包括中国企业在全球的营销总额。当年日本也是如此，最开始是冰箱、电视机等产品出口，之后是到海外建厂。也许这次疫情正好倒逼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全球化方面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
中小微企业是难点，更是风险点
姚长盛：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现在是不是“现金为王”？还是可以根据供需关系适当进行抄底？陈春花：对于企业经营，我很少用“抄底”这个方法，因为不是做股票投资。做企业经营，要考虑几个最重要的要素：第一是持续发展，也就是持续活下去，这是最根本的；第二是在战略安排里，组合要素时寻求最优的可能性；第三是保证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变化和冲击，即“留有现金流的空间”。
如果现在中小企业有钱，我主张好好保有现金。在经营上主要看在时间、战略安排和能承受的资金空间里，有没有更好的安排和机会。危机时是资源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包括之前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但前提条件不是为了“抄底”，而是战略安排。
宋志平：我认为要做好“四个紧盯”：一是紧盯疫情，安全生产的同时也要盯着疫情的变化，不是要消极地盯着，而是要积极去看疫情的变化带来哪些机会；二是紧盯市场订单，这是基础；三是紧盯上下游产业链；四是紧盯资金链，“现金为王”，一靠销售收入、复工复产复市解决资金问题；二靠减成本，尤其是减费降税，三靠有效融资，银行也在支持企业。做好这几点就可以解决眼前经营的问题。
关于“抄底”，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中国建材集团在德国收购了三家高科技企业，后来德国出台相关政策就不再允许收购。前两天世界水泥研讨会上，有法国分析师提出，近年全世界水泥企业的现金流都很少，只有中国水泥企业的现金流很大，市场也健康。他认为现在是全球企业资金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公司可以做低成本的收购，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收购还有个好处，既帮助了困难企业和员工，也符合抱团取暖的战略逻辑。出现大危机时，往往是企业进行合并、收购的好机会，正如陈老师所讲，如果有资金能力、想要扩展，对方确实也有意愿，可以尝试。
姚长盛：两位老师现在担心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就业、财政政策还是国际环境？
陈春花：我更多关注微观，最担心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决定了很大的就业面，并且和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存活，经济、生活、社会的稳定都会受到影响。2月份疫情防控刚开始， 我也写过文章竭力促成政策推出，打另外一场保护中小企业的防控战。很多中小企业现金比例很低，很困难。虽然我们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成功，复工复产也成效不错，但就像宋老师所说，复市很关键，而且难度很大。
最近我的观察也发现，大城市复市比例更低、更谨慎，人更理性。有人提出会不会像SARS那样，疫情过后报复性消费？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这次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健康和生命更重要，人变得更理性，尽可能减少聚会、外出吃饭。人们突然发现很多聚会没必要，很多会可以不开。
因此，我们更需要多方一起努力，一是有序推进复市，恢复正常生活、恢复大家的消费；二是政策要更加扎实、接地气地帮助企业，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我希望这些政策直接落地、直接执行，实效性快一点，不要让企业倒在援军到达之前。政策不需要太复杂，贴近中小企业真实需要、快速实现就好。保护好中小企业，就保住了希望。
宋志平：我和陈老师一样关心中小企业、外贸企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策快速落实。4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一要加大复工复产政策的落实力度，二要加强扶持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三要扩大内需和居民消费，四要加快投资项目的建设。这四点说得非常准确，也从问题出发，但关键是落实力度和速度要跟上，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这是眼前最应该做好的。
姚长盛：最后，请两位老师给中小企业的领头人几句寄语。
宋志平：我觉得这次疫情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平时讲压力测试，这一次压力终于来了。对我们每个企业家来讲，不经历风雨看不到彩虹。回看大企业的发展过程，大都有过困难，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但熬过来了反而内功更强、后劲更大。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企业家们要有“三力”：应对力、抗压力、复原力。陈老师还讲了要有免疫力。我觉得免疫力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这时候尤其需要依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定力、果敢，带领大家的能力、爱心、集体主义精神，在此时尤为重要。
这时候精神要大于物质，我们真的需要愈挫愈勇的企业家精神，要千方百计地带领企业度过难关，发挥企业家化危为机的本领，熬过去、活下来、早复原、再前进。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希望。
陈春花：我很认同宋老师所说的，危机时，首先还是靠企业家自己的担当、信心和企业家精神，不断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欲望，这非常重要。
除了企业家自己要努力，作为领导者还要另外两点：一是接受疫情并学会与之共处，不能总想着“如果它不来就好了”“什么时候过去就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心态调整。宋总讲的定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接受现实，与疫情共存，寻找机会。
在机会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在线和数字化。以前我们会认为，贴近消费端的企业数字化的步子要快要早，离消费端远的企业数字化可以慢一点、晚一点。疫情一来，发现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时间差，瞬间成为必需品。
因此，企业家要给自己提要求，一方面接受变化，接受疫情的突然和多变，另一方面是数字化等必然的大趋势，早动才能主动。有很多企业家还有犹豫，另一些企业家已经直播带货，产品早已经实现远程调试，令人佩服。企业家们是经济最有活力的群体，危机之中更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和员工度过危机，也为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郑悦 整理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