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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恩：疫苗研发时间要比我们希望的要长 需要做好应对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的准备
发布日期：2020-05-22 04:19 来源：
2020年5月16日，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特别策划在线上盛大开幕，全球政、商、学界精英云端相聚，共议“金融战疫，共克时艰”主题。本次论坛首次以演播室在线直播形式举办，金融界跟踪报道。
在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题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个月体现出的比较好的韧性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和我国开放程度有关，二是中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首当其冲的。但这也只是第一波影响，还要考虑未来的影响。他表示更好的反思新冠病毒的风险程度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才可能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应对未来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并且，他认为诺贝尔学奖得主波恩·鲁默提出的大规模的检测手段和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是很值得考虑的。
另外，在新冠病毒防控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有全局观，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疾病需要注意。同时，目前的疫情防疫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结果，不要过早的乐观的评估我们的措施，更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经济能力上的准备，经济的下滑，可能不是一个V字型而是一个U字型下滑。最后，在疫苗的研发上，采取各国合作的方式会更有利于提前疫苗研制的时间。
以下为刘国恩的演讲全文：
谢谢，今天很高兴参加论坛，我知道我们这个环节的主题是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刚刚听到前面几位嘉宾讨论到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个月内体现出了比较好的韧性。我想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同两个因素应该是有关的，第一个是和我们的开放程度有关，第二个是中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首当其冲的，但这也仅仅是第一波的影响而已，我们还要更多的去考虑它对未来可能造成的更大的冲击和危害。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资本市场也好，还是宏观经济也好，它未来的走向和发展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新冠疫情在未来的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的走向，以及我们是否能够采取更有效的、科学的抗疫行动。
目前来看，新冠病毒在全球已经导致了四百多万的确认感染者，接近31万人死于这场瘟疫。我想如果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当中，人类面临的同样、甚至更大规模瘟疫的时候的大概情形，就能更好的理解瘟疫给我们造成的影响。
如果看过去2000年的基本情况，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全球性的大瘟疫，给人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致死情况。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左右，还有一个是中世纪的时候，再一个就是20世纪初面临的西班牙流感，这些大的世纪瘟疫加起来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5亿多人，其实这个数字已经远远大于在这两千年过程当中人类自身战争造成的死亡数。我们今天面临新冠病毒第一波冲击后，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无论是感染的情况还是致死的情况都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状态。从前期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考察所看到的确诊人数，绝大多数的国家目前都处于一个比较平缓甚至下降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除了巴西、俄罗斯情况可能稍微严重一些，整体情况还是比前段时间来说有所缓解。当然如果我们考察第一波疫情造成的死亡情况，大多数国家除了巴西之外，死亡的人数从每天的情况来看都处于一个稳定甚至逐步下行的状态。
目前，我们处于疫情的第一波阶段，对中国来说处于第一波的后期，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更好的去反思新冠病毒的风险程度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才可能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应对未来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就新冠病毒的风险来看，如果我们把它分成感染风险和死亡风险的话，其实它的异质性非常大。如果我们来考察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与年龄的相关程度，其实并没有表现出与年龄增长单向变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年轻人和老人包括中年人在感染风险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但是一旦感染以后我们注意到，死亡风险和年龄就是高度的正相关，目前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下的感染者面临的死亡风险是极低的，都是在千分之一以下，也就是说它比常规的季节性流感造成的死亡风险还小。可是如果当我们的年龄层跨过了50岁，死亡风险就大幅的上升。
另外，死亡风险和每个人的基础疾病有关，这个基础疾病包含了五大类的疾病，一个是心血管疾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慢性呼吸道疾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肿瘤，如果有这五个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他们面临的死亡风险也很高。所以新冠病毒它的特征和过去，比如说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不同人群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很多病毒学家甚至把它称为完全不同的一种疾病。
第二个我们判断和分析它的风险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它在短期和后续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情况，在过去一百年当中，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瘟疫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班牙流感来袭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死亡风险剧烈的上升，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到1919年和1920年的时候，它的死亡风险又是剧烈的下降，则这个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已经跨越了一百年的平均趋势，也就是说在面临这样大瘟疫的时候，很多身体脆弱的人群可能会提前死亡，那就意味着他第二年、第三年的死亡风险会下降，也就是所谓的“收割效应”会在大瘟疫前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认识新冠病毒风险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我想在看待新冠病毒的风险时，应该把它和过去我们发生的那些重大的全球性的大疫病做一些比较，这是很有益处的。比如和2003年的SARS相比，无论是从风险的感染来看，还是感染以后的死亡率来看，SARS都要比新冠病毒严重得多。比如我们从没有干预情况下的自然再生率来看，SARS比新冠病毒要高，也就是说一个患者会传染给几个患者。从得了病毒感染以后死亡风险来看，SARS也比新冠病毒要高。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些数字和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感受的情况又不一样呢？真实世界里边SARS和新冠比，无论是感染人群还是死亡人群都要远比SARS大很多，这取决于新冠病毒和SARS在属性上是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我们要把病毒比喻成其中一个敌人的话，SARS它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敌人，因为SARS一旦感染以后它的病情会迅速的加重，从而到医院里面救治，我们很少发现一个人感染SARS以后还会出现没有症状甚至很轻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的找到敌人并且在医院层面上进行全方位的隔离，这个隔离层面相对来说比较低。可是对于新冠病毒而言，情况就非常不一样了，绝大多数情况感染者是处于一个无症状或者感染以后也是轻症，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敌人是埋藏在整个人群当中的，我们是很难通过全方位的隔离，封锁的手段来实现对敌人进行全面的围堵把它控制起来。这样的话就引出了我们如何能够采取更科学的手段来应对隐藏性极大的新冠病毒的这场战役。
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月当中各个国家采取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叫做保守类行动，其中主要是基于症状发生以后、出现以后来进行检查、追踪、隔离，这种方法也是中国采取的一个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要基于症状来进行检查，所以它放走了这个“敌人”所谓I类错误比较大，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你查不到它。II类错误也会产生，我们把很多好人也进行了隔离，为什么有很多好人被进行隔离呢？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某一个人产生了这种症状以后，我们找出来和他产生过接触的人都进行隔离，其实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和他发生关系的人是不是也感染了，所以说II类错误也比较大，这是说的比较保守的一种做法。另外一个极端的或者非常式的打击方法就是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进行全面的封锁，这个效果当然非常有助于我们找到新冠病毒这个敌人，I类错误基本上是零，但是II类错误就大幅度增加的，因为你要让广大的居民都要同样的受到封锁的影响，要全面的隔离，所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和人文方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它的好处是你会让敌人跑不掉，这个做法显然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基于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科学认识，其实很多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思考甚至参考的办法，这里面我列举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看法，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个是诺贝尔学奖得主波恩·鲁默提出的看法，他认为病毒是具有潜伏性的，最好的科学的方法是进行大规模的检测，也就是说通过检测手段把人群找出来，目前的检测手段一个是核酸病毒检验，一个是血清病毒检测，目前来看核酸病毒检测，根据最新的数据，以湖北为例，目前招标采购的价格是132元人民币，血清检测更便宜一些，大概是80元人民币。如果两个都做的话是人均200元左右，200元都做乘以14亿人就是2800亿。这和封城极端措施产生的极端代价相比要小很多，因为封城措施很容易跨入万亿级的规模，所以说我觉得鲁默提出的这个方案是很值得考虑的。
另外一个就是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所谓靶向方法是，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它的最大的风险人群是高龄老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如果这样的话，80％以上患病以后属于轻症还有很多是无症状的，我们就对高龄的人群，无论是不是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对他们进行保护，对他们进行隔离，而低风险的人群就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尽快恢复到我们社会和经济当中去，从而使得我们经济的能力不至于长期的、多次的封锁而受到极大的打击，从而影响到我们未来长期抗疫的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所谓靶向管理把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分开，这两个风险因子很清楚，一个是高龄老人，一个是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是比较容易做出判断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来管理我们整个社会，从而可以更好、更有效、更可行、可持续的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二、第三波甚至更多波的冲击。
另外一个我想谈的是，我们该怎么做？从我们这个行动来看，除了我们现在要面临非常紧急的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还得注意到，我们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这些疾病，他们也不会因为新冠病毒对我们的袭击而就完全的离场，比如我们长期的非传染性的重大疾病，他们是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在同生，无论是肿瘤、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还是中风这些，无论是美国的情况，还是中国的情况，他们伴随我们人类的程度、对我们生命的威胁都要远远大于新冠病毒。我们以十万人为基数来看，比如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都是160多个，新冠病毒到目前为止以美国的数据为例只有27个，尽管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可能还会导致更多人死亡，不过从目前来看它对我们的死亡风险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其他疾病对我们的风险更大。
另外一个以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的很清楚，无论是中风、心血管疾病、肺癌、慢性呼吸道疾病，还是道路伤害等等，他们随时随地造成生命的死亡的代价都是非常大的，尤其疾病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同时把可防可控的死亡风险、疾病风险降到可能降到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科学应对的方法尽量避免过度反应而最后导致顾此失彼的代价。这是我讲的在新冠病毒防控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有全局观。
最后我想说一说，新冠病毒如果是一个长期的风险的话，我们不要过早的乐观的评估我们的措施，更不要过早的下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它并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杀手，以死亡率和感染率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目前阶段性的成果，它都不仅仅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的一个结果，它还取决于我们每个国家面临的不同类型的新冠病毒，以及每个国家的人群、种族、他的免疫系统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研究发现，在很多国家使用过BCG这个疫苗处理防疫过结核的国家，新冠病毒的感染和死亡就小一些。所以目前获得的这个阶段性结果，它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民族免疫系统的差异。另外一个还取决于每个国家采取的检测以及计算方法，还有就是付出的经济成本的大小。所以说我们的评判，我们的阶段性成果一定要考虑到目前的成果它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的结果。
另外一点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我们知道它主要的一个动能是来自于我们的总需求计划。新冠病毒和我们以前人类之间的战争不一样，新冠病毒是整个对人类的战争，因此它很难是一个像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受到了影响，可能另外一个国家总需求可能因此而上升。但是在新冠病毒面前，可能很难实现这种灵活的状态，也就是说全年度全世界的系统性总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可能面临我们经济上的下滑，可能不是一个V字型而是一个U字型，尤其是有多波的风险存在的话，我们还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我们经济能力上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应对新冠疫情最终的终极武器当然是疫苗，目前来看疫苗研发要的时间要比我们希望的要长，因为疫苗如果来的太晚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帮助也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太多的牺牲可能会发生。所以这就取决于我们人类，是目前这种分国家的分别进行研发，确定新冠疫情疫苗呢，还是可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比如我们共享数据、共享技术甚至共享资源组成一个全球团队来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它在时间上很可能就会提前，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互相独立甚至处于竞争的状态来研发疫苗。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有关我们如何全面、客观、科学的认识新冠疫情的一些本质属性，从而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未来，在应对多波新冠疫情冲击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的、更可持续的采取一些措施。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来源：金融界网站
记者：刘雪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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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5-22 04:19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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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题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个月体现出的比较好的韧性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和我国开放程度有关，二是中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首当其冲的。但这也只是第一波影响，还要考虑未来的影响。他表示更好的反思新冠病毒的风险程度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才可能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应对未来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并且，他认为诺贝尔学奖得主波恩·鲁默提出的大规模的检测手段和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是很值得考虑的。
另外，在新冠病毒防控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有全局观，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疾病需要注意。同时，目前的疫情防疫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结果，不要过早的乐观的评估我们的措施，更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经济能力上的准备，经济的下滑，可能不是一个V字型而是一个U字型下滑。最后，在疫苗的研发上，采取各国合作的方式会更有利于提前疫苗研制的时间。
以下为刘国恩的演讲全文：
谢谢，今天很高兴参加论坛，我知道我们这个环节的主题是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刚刚听到前面几位嘉宾讨论到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个月内体现出了比较好的韧性。我想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同两个因素应该是有关的，第一个是和我们的开放程度有关，第二个是中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首当其冲的，但这也仅仅是第一波的影响而已，我们还要更多的去考虑它对未来可能造成的更大的冲击和危害。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资本市场也好，还是宏观经济也好，它未来的走向和发展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新冠疫情在未来的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的走向，以及我们是否能够采取更有效的、科学的抗疫行动。
目前来看，新冠病毒在全球已经导致了四百多万的确认感染者，接近31万人死于这场瘟疫。我想如果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当中，人类面临的同样、甚至更大规模瘟疫的时候的大概情形，就能更好的理解瘟疫给我们造成的影响。
如果看过去2000年的基本情况，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全球性的大瘟疫，给人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致死情况。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左右，还有一个是中世纪的时候，再一个就是20世纪初面临的西班牙流感，这些大的世纪瘟疫加起来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5亿多人，其实这个数字已经远远大于在这两千年过程当中人类自身战争造成的死亡数。我们今天面临新冠病毒第一波冲击后，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无论是感染的情况还是致死的情况都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状态。从前期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考察所看到的确诊人数，绝大多数的国家目前都处于一个比较平缓甚至下降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除了巴西、俄罗斯情况可能稍微严重一些，整体情况还是比前段时间来说有所缓解。当然如果我们考察第一波疫情造成的死亡情况，大多数国家除了巴西之外，死亡的人数从每天的情况来看都处于一个稳定甚至逐步下行的状态。
目前，我们处于疫情的第一波阶段，对中国来说处于第一波的后期，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更好的去反思新冠病毒的风险程度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才可能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应对未来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就新冠病毒的风险来看，如果我们把它分成感染风险和死亡风险的话，其实它的异质性非常大。如果我们来考察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与年龄的相关程度，其实并没有表现出与年龄增长单向变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年轻人和老人包括中年人在感染风险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但是一旦感染以后我们注意到，死亡风险和年龄就是高度的正相关，目前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下的感染者面临的死亡风险是极低的，都是在千分之一以下，也就是说它比常规的季节性流感造成的死亡风险还小。可是如果当我们的年龄层跨过了50岁，死亡风险就大幅的上升。
另外，死亡风险和每个人的基础疾病有关，这个基础疾病包含了五大类的疾病，一个是心血管疾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慢性呼吸道疾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肿瘤，如果有这五个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他们面临的死亡风险也很高。所以新冠病毒它的特征和过去，比如说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不同人群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很多病毒学家甚至把它称为完全不同的一种疾病。
第二个我们判断和分析它的风险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它在短期和后续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情况，在过去一百年当中，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瘟疫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班牙流感来袭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死亡风险剧烈的上升，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到1919年和1920年的时候，它的死亡风险又是剧烈的下降，则这个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已经跨越了一百年的平均趋势，也就是说在面临这样大瘟疫的时候，很多身体脆弱的人群可能会提前死亡，那就意味着他第二年、第三年的死亡风险会下降，也就是所谓的“收割效应”会在大瘟疫前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认识新冠病毒风险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我想在看待新冠病毒的风险时，应该把它和过去我们发生的那些重大的全球性的大疫病做一些比较，这是很有益处的。比如和2003年的SARS相比，无论是从风险的感染来看，还是感染以后的死亡率来看，SARS都要比新冠病毒严重得多。比如我们从没有干预情况下的自然再生率来看，SARS比新冠病毒要高，也就是说一个患者会传染给几个患者。从得了病毒感染以后死亡风险来看，SARS也比新冠病毒要高。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些数字和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感受的情况又不一样呢？真实世界里边SARS和新冠比，无论是感染人群还是死亡人群都要远比SARS大很多，这取决于新冠病毒和SARS在属性上是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我们要把病毒比喻成其中一个敌人的话，SARS它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敌人，因为SARS一旦感染以后它的病情会迅速的加重，从而到医院里面救治，我们很少发现一个人感染SARS以后还会出现没有症状甚至很轻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的找到敌人并且在医院层面上进行全方位的隔离，这个隔离层面相对来说比较低。可是对于新冠病毒而言，情况就非常不一样了，绝大多数情况感染者是处于一个无症状或者感染以后也是轻症，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敌人是埋藏在整个人群当中的，我们是很难通过全方位的隔离，封锁的手段来实现对敌人进行全面的围堵把它控制起来。这样的话就引出了我们如何能够采取更科学的手段来应对隐藏性极大的新冠病毒的这场战役。
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月当中各个国家采取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叫做保守类行动，其中主要是基于症状发生以后、出现以后来进行检查、追踪、隔离，这种方法也是中国采取的一个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要基于症状来进行检查，所以它放走了这个“敌人”所谓I类错误比较大，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你查不到它。II类错误也会产生，我们把很多好人也进行了隔离，为什么有很多好人被进行隔离呢？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某一个人产生了这种症状以后，我们找出来和他产生过接触的人都进行隔离，其实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和他发生关系的人是不是也感染了，所以说II类错误也比较大，这是说的比较保守的一种做法。另外一个极端的或者非常式的打击方法就是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进行全面的封锁，这个效果当然非常有助于我们找到新冠病毒这个敌人，I类错误基本上是零，但是II类错误就大幅度增加的，因为你要让广大的居民都要同样的受到封锁的影响，要全面的隔离，所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和人文方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它的好处是你会让敌人跑不掉，这个做法显然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基于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科学认识，其实很多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思考甚至参考的办法，这里面我列举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看法，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个是诺贝尔学奖得主波恩·鲁默提出的看法，他认为病毒是具有潜伏性的，最好的科学的方法是进行大规模的检测，也就是说通过检测手段把人群找出来，目前的检测手段一个是核酸病毒检验，一个是血清病毒检测，目前来看核酸病毒检测，根据最新的数据，以湖北为例，目前招标采购的价格是132元人民币，血清检测更便宜一些，大概是80元人民币。如果两个都做的话是人均200元左右，200元都做乘以14亿人就是2800亿。这和封城极端措施产生的极端代价相比要小很多，因为封城措施很容易跨入万亿级的规模，所以说我觉得鲁默提出的这个方案是很值得考虑的。
另外一个就是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所谓靶向方法是，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它的最大的风险人群是高龄老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如果这样的话，80％以上患病以后属于轻症还有很多是无症状的，我们就对高龄的人群，无论是不是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对他们进行保护，对他们进行隔离，而低风险的人群就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尽快恢复到我们社会和经济当中去，从而使得我们经济的能力不至于长期的、多次的封锁而受到极大的打击，从而影响到我们未来长期抗疫的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所谓靶向管理把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分开，这两个风险因子很清楚，一个是高龄老人，一个是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是比较容易做出判断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来管理我们整个社会，从而可以更好、更有效、更可行、可持续的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二、第三波甚至更多波的冲击。
另外一个我想谈的是，我们该怎么做？从我们这个行动来看，除了我们现在要面临非常紧急的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还得注意到，我们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这些疾病，他们也不会因为新冠病毒对我们的袭击而就完全的离场，比如我们长期的非传染性的重大疾病，他们是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在同生，无论是肿瘤、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还是中风这些，无论是美国的情况，还是中国的情况，他们伴随我们人类的程度、对我们生命的威胁都要远远大于新冠病毒。我们以十万人为基数来看，比如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都是160多个，新冠病毒到目前为止以美国的数据为例只有27个，尽管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可能还会导致更多人死亡，不过从目前来看它对我们的死亡风险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其他疾病对我们的风险更大。
另外一个以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的很清楚，无论是中风、心血管疾病、肺癌、慢性呼吸道疾病，还是道路伤害等等，他们随时随地造成生命的死亡的代价都是非常大的，尤其疾病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同时把可防可控的死亡风险、疾病风险降到可能降到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科学应对的方法尽量避免过度反应而最后导致顾此失彼的代价。这是我讲的在新冠病毒防控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有全局观。
最后我想说一说，新冠病毒如果是一个长期的风险的话，我们不要过早的乐观的评估我们的措施，更不要过早的下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它并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杀手，以死亡率和感染率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目前阶段性的成果，它都不仅仅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的一个结果，它还取决于我们每个国家面临的不同类型的新冠病毒，以及每个国家的人群、种族、他的免疫系统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研究发现，在很多国家使用过BCG这个疫苗处理防疫过结核的国家，新冠病毒的感染和死亡就小一些。所以目前获得的这个阶段性结果，它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民族免疫系统的差异。另外一个还取决于每个国家采取的检测以及计算方法，还有就是付出的经济成本的大小。所以说我们的评判，我们的阶段性成果一定要考虑到目前的成果它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的结果。
另外一点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我们知道它主要的一个动能是来自于我们的总需求计划。新冠病毒和我们以前人类之间的战争不一样，新冠病毒是整个对人类的战争，因此它很难是一个像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受到了影响，可能另外一个国家总需求可能因此而上升。但是在新冠病毒面前，可能很难实现这种灵活的状态，也就是说全年度全世界的系统性总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可能面临我们经济上的下滑，可能不是一个V字型而是一个U字型，尤其是有多波的风险存在的话，我们还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我们经济能力上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应对新冠疫情最终的终极武器当然是疫苗，目前来看疫苗研发要的时间要比我们希望的要长，因为疫苗如果来的太晚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帮助也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太多的牺牲可能会发生。所以这就取决于我们人类，是目前这种分国家的分别进行研发，确定新冠疫情疫苗呢，还是可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比如我们共享数据、共享技术甚至共享资源组成一个全球团队来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它在时间上很可能就会提前，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互相独立甚至处于竞争的状态来研发疫苗。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有关我们如何全面、客观、科学的认识新冠疫情的一些本质属性，从而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未来，在应对多波新冠疫情冲击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的、更可持续的采取一些措施。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来源：金融界网站
记者：刘雪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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