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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实践智慧的追求——纪念关肇直先生百年诞辰
发布日期：2019-08-23 11:27 来源：
40年前，1979年春季，我们（北京师范学院）77级数学系的学生接到通知，允许破格报考研究生。我报考清华大学的控制理论专业未被录取，却积累了难得的考研经验。次年，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关肇直先生的研究生，被录取。1981年数学系毕业后，我进入系统所读研，在万寿路临时搭建的中科院研究生院与“科大少年班”的同学们一起读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我那时28岁，比那些“神童们”年长至少10岁。阅历不同，兴趣不同，神童们关注纯粹数学，我更关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主题。课程尚未结束，1982年，关先生病逝。我转由系统所控制理论研究室的五位老师集体指导，崔毅老师指导我做论文，韩京清老师帮助我联系出国访学，从始至终与我交往最密切的，是秦化淑老师。
我从阜成门外大街骑自行车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楼群里找到秦老师的家，那是一幢“筒子楼”，每一层楼的长走廊两侧分布着十几套住房。每一套住房里常是三户合住。秦老师夫妇和两个孩子，住一间房，大约9平方米。我坐在房间门口的小板凳上，屋里摆放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双层单人床，剩余的空间刚够摆放一张长条书桌。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感触极深，终生难忘。多年之后，我听到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陈述中国城市地区人均住房面积从改革开放前的3平方米增加至30平方米，立即想到秦老师四口之家住9平方米的那幢中科院筒子楼。
我在系统所读研究生到第二年，与关先生晚年思路一致，特别关注国民经济领域的数学问题，也最常与秦老师探讨这些问题。秦老师热情洋溢，有四川女性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她的厨艺太吸引我，以致我常毫不犹豫接受邀请，带妻子“小李”共赴秦老师家宴。我们结识了廖老师（秦老师的丈夫）、小谦和小雯（秦老师和廖老师的儿女）。逢年过节，秦老师常设家宴邀请我们参加。主要因为秦老师热心引荐，我认识了几位熟悉国民经济运筹学的数学家。他们都很热心帮助年轻人，我骑自行车拿着秦老师写的介绍信逐一拜访。申请出国时，我拜访吴文俊先生，他笑着说，只要是系统所的学生，他写推荐信义不容辞。
大约1983年，赵紫阳委托马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筹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总干事（主任））展开“2000年的中国”大型研究项目。我和几位朋友参加了这一项目，兴奋不已，日夜探讨国计民生问题，真是“一边做一边学”，使我对数学用于国民经济建模有了深切感受。即将毕业，1984年，秦老师通知我，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月薪45元。到了年底，有一次我去拜访秦老师。她搬家到中关村的另一幢楼，终于结束了“合住房”的筒子楼时代。1985年初，我即将出国访学，身无分文。秦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20美元的现钞交给我，同时告诉我出国不能一分钱都不带，“总有不时之需呀。”我留美读博，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1990年赴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1997年加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今天回溯我与关先生的缘分，我认为，关先生毕生坚持的核心思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也是我最认同的思路（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也是我在十年实验教育中的基本思路（即我所谓的“汇通中西的行为社会科学”）。我希望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高于理论原则，也高于实践原则。
其实，我是从秦老师的日常叙述里感受到关先生这一原则的，那时，我常与秦老师讨论数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问题，在这样的讨论中，我逐渐习惯了三分法而不是中国知识界习以为常的两分法。所谓三分，就是：理论、应用、应用基础。可以说，这是我的知识观，当然，这是我在关肇直先生创建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学到的知识观。也是基于“三分法”，我建议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既不应成为另一个应用经济学中心也不应成为另一个理论经济学中心，而是要成为“应用基础”经济学研究中心（扩展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就是“公共政策基础”研究中心）。
任何一门知识，有内在于它的理论原则。逻辑学的理论原则是“自洽性”，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普通逻辑，而且也适用于我喜欢的直觉主义逻辑学（只承认同一律和矛盾律而不承认“排中律”）。在知识谱系的另一端，人类学的理论原则是“自由”，适用于古往今来每一学派的人类学。
任何一门知识，有外在于它的实践原则。罗素说，世间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逻辑系统，每一个都是自洽的，但只有极少数是与真实世界“相关的”。在人类的知识谱系里，与真实世界最相关的，称为“技术”。张仲景《伤寒论》开篇就说，“医乃小道”。然而，古儒通医，“大道”与“小道”，不二。
数学划分为三：基础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基础。其中，“应用基础”对应于古希腊人的一个单词，“phronesis”，英文常译为“practical wisdom”，中文直译为“实践智慧”。希腊文的一个单词，在英文和中文里必须用两个单词表达，寓意很深，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关于“实践智慧”的长篇附录。语言的演化，基本规律是“由简入繁”。早发生的语汇，字形简单，涵义重要。单字之于象形文字，单词之于拼音文字，都可运用这一规律。英文和中文，若果然没有对应于“实践智慧”的单词和单字，就意味着，在这两种文字的早期，“实践智慧”不重要或至少它的重要性不足以使它获得单词或单字的表达。事实上，中西社会演化，大约2000年的时间，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前者“高贵”，后者“卑贱”。人类社会的这种知识状况，在西方的改变大约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中国的改变大约在明清两代。就儒家而言，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通儒之学，其言足以匡时，其学足以兴邦。俗儒之学，道术为天下裂。
关先生毕生所求，实乃通儒之学。关先生晚期所不合者，并非任何具体的人，实乃自私自利之学。今天，我们倡导实践智慧，必以人生意义为旨归。6000年来，从苏美尔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到杜威、罗素、梁漱溟，人生意义有如下五问：1）你是谁，2）你能做什么，3）你为谁而做，4）他们是否需要你做，5）他们是否因你做的而改变。
仅以此文，纪念关肇直先生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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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实践智慧的追求——纪念关肇直先生百年诞辰
发布日期：2019-08-23 11:27 来源：
40年前，1979年春季，我们（北京师范学院）77级数学系的学生接到通知，允许破格报考研究生。我报考清华大学的控制理论专业未被录取，却积累了难得的考研经验。次年，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关肇直先生的研究生，被录取。1981年数学系毕业后，我进入系统所读研，在万寿路临时搭建的中科院研究生院与“科大少年班”的同学们一起读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我那时28岁，比那些“神童们”年长至少10岁。阅历不同，兴趣不同，神童们关注纯粹数学，我更关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主题。课程尚未结束，1982年，关先生病逝。我转由系统所控制理论研究室的五位老师集体指导，崔毅老师指导我做论文，韩京清老师帮助我联系出国访学，从始至终与我交往最密切的，是秦化淑老师。
我从阜成门外大街骑自行车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楼群里找到秦老师的家，那是一幢“筒子楼”，每一层楼的长走廊两侧分布着十几套住房。每一套住房里常是三户合住。秦老师夫妇和两个孩子，住一间房，大约9平方米。我坐在房间门口的小板凳上，屋里摆放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双层单人床，剩余的空间刚够摆放一张长条书桌。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感触极深，终生难忘。多年之后，我听到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陈述中国城市地区人均住房面积从改革开放前的3平方米增加至30平方米，立即想到秦老师四口之家住9平方米的那幢中科院筒子楼。
我在系统所读研究生到第二年，与关先生晚年思路一致，特别关注国民经济领域的数学问题，也最常与秦老师探讨这些问题。秦老师热情洋溢，有四川女性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她的厨艺太吸引我，以致我常毫不犹豫接受邀请，带妻子“小李”共赴秦老师家宴。我们结识了廖老师（秦老师的丈夫）、小谦和小雯（秦老师和廖老师的儿女）。逢年过节，秦老师常设家宴邀请我们参加。主要因为秦老师热心引荐，我认识了几位熟悉国民经济运筹学的数学家。他们都很热心帮助年轻人，我骑自行车拿着秦老师写的介绍信逐一拜访。申请出国时，我拜访吴文俊先生，他笑着说，只要是系统所的学生，他写推荐信义不容辞。
大约1983年，赵紫阳委托马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筹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总干事（主任））展开“2000年的中国”大型研究项目。我和几位朋友参加了这一项目，兴奋不已，日夜探讨国计民生问题，真是“一边做一边学”，使我对数学用于国民经济建模有了深切感受。即将毕业，1984年，秦老师通知我，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月薪45元。到了年底，有一次我去拜访秦老师。她搬家到中关村的另一幢楼，终于结束了“合住房”的筒子楼时代。1985年初，我即将出国访学，身无分文。秦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20美元的现钞交给我，同时告诉我出国不能一分钱都不带，“总有不时之需呀。”我留美读博，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1990年赴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1997年加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今天回溯我与关先生的缘分，我认为，关先生毕生坚持的核心思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也是我最认同的思路（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也是我在十年实验教育中的基本思路（即我所谓的“汇通中西的行为社会科学”）。我希望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高于理论原则，也高于实践原则。
其实，我是从秦老师的日常叙述里感受到关先生这一原则的，那时，我常与秦老师讨论数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问题，在这样的讨论中，我逐渐习惯了三分法而不是中国知识界习以为常的两分法。所谓三分，就是：理论、应用、应用基础。可以说，这是我的知识观，当然，这是我在关肇直先生创建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学到的知识观。也是基于“三分法”，我建议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既不应成为另一个应用经济学中心也不应成为另一个理论经济学中心，而是要成为“应用基础”经济学研究中心（扩展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就是“公共政策基础”研究中心）。
任何一门知识，有内在于它的理论原则。逻辑学的理论原则是“自洽性”，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普通逻辑，而且也适用于我喜欢的直觉主义逻辑学（只承认同一律和矛盾律而不承认“排中律”）。在知识谱系的另一端，人类学的理论原则是“自由”，适用于古往今来每一学派的人类学。
任何一门知识，有外在于它的实践原则。罗素说，世间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逻辑系统，每一个都是自洽的，但只有极少数是与真实世界“相关的”。在人类的知识谱系里，与真实世界最相关的，称为“技术”。张仲景《伤寒论》开篇就说，“医乃小道”。然而，古儒通医，“大道”与“小道”，不二。
数学划分为三：基础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基础。其中，“应用基础”对应于古希腊人的一个单词，“phronesis”，英文常译为“practical wisdom”，中文直译为“实践智慧”。希腊文的一个单词，在英文和中文里必须用两个单词表达，寓意很深，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关于“实践智慧”的长篇附录。语言的演化，基本规律是“由简入繁”。早发生的语汇，字形简单，涵义重要。单字之于象形文字，单词之于拼音文字，都可运用这一规律。英文和中文，若果然没有对应于“实践智慧”的单词和单字，就意味着，在这两种文字的早期，“实践智慧”不重要或至少它的重要性不足以使它获得单词或单字的表达。事实上，中西社会演化，大约2000年的时间，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前者“高贵”，后者“卑贱”。人类社会的这种知识状况，在西方的改变大约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中国的改变大约在明清两代。就儒家而言，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通儒之学，其言足以匡时，其学足以兴邦。俗儒之学，道术为天下裂。
关先生毕生所求，实乃通儒之学。关先生晚期所不合者，并非任何具体的人，实乃自私自利之学。今天，我们倡导实践智慧，必以人生意义为旨归。6000年来，从苏美尔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到杜威、罗素、梁漱溟，人生意义有如下五问：1）你是谁，2）你能做什么，3）你为谁而做，4）他们是否需要你做，5）他们是否因你做的而改变。
仅以此文，纪念关肇直先生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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