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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艳：解决中美贸易的焦点问题离不开互信
发布日期：2019-05-27 10:52 来源：
导读：
2019年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137次【朗润•格政】论坛在北大国发院朗润园成功举办。与会学者就“中美贸易及中美关系：挑战与前景”这一主题进行广泛探讨，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自中美贸易争端发酵以来，中美双方的磋商次数已达10轮之多，根据此前释放出的消息，中美双方的磋商还会有第11轮。但经过多轮磋商之后，中美双方的谈判仍没有定论。现在有以下三项焦点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第一项是，关税是否在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就应该取消。基于“301调查报告”，我们认为其中需要关注特朗普总统增加关税的依据，所以我们首先对“301调查报告”的合理之处做出了一些批驳。
第二项是，中美贸易协议中关于采购的数量目标制。回顾历史，日美贸易摩擦曾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面临的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外交事务之一。很多学者对日美摩擦的经验教训做了分析，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自愿出口限制，但是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就是美国要求日本采取自愿进口扩张政策，这个历史片段由于经常被贸易教科书所忽视。我们通过数据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对接更加频繁，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使得具有制度异质性的两个国家间的制度矛盾愈加明显。在80年代末期日美谈判的时候更侧重结构性谈判的阶段。1993年下半年至1995年的综合经济协议框架谈判中，美国不仅关注日本具体行业的壁垒，更关注包括宏观、结构等问题，形成了包括政府采购、规制改革和竞争力、汽车及零部件等部门的开放、直接投资、供求关系、知识产权、技术准入等经济协调，以及现有协议的执行等问题的五个篮子的协议。值得注意在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谈判方向和布什时期相比有所调整，协调中从重视过程到更重视结果。克林顿政府提出结果导向型（Results Oriented）思路，要求双方在各领域协商中包括明确数量目标，这些要求反映了用管理型贸易来替代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然而，结果导向型政策采用的自愿进口扩张磋商的效果受到质疑，量化的进口目标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内在的歧视性，自愿进口扩张政策实施对于形成公平、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将带来冲击。日本在谈判中反对量化目标和管理型贸易模式，最终美国取消了结果导向型的政策。
第三项是，中美如何达成平衡的协定。在这个平衡的协定中，我们区分了有解的冲突和无解的冲突，在现在的谈判过程中双方是不是应该致力于有解冲突的解决？另外，在有解的冲突中，我们要关注美方的关切，还要关注中方的关切。在美方的关切中，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否合理，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讨论的。
从1974年至今，美国对贸易伙伴国共发起了125次“301调查”，主要集中在2000年之前。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更多地转向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贸易争端。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关注的问题从关税、配额、歧视性待遇等边界措施，逐步转向政策和制度相关问题，政策问题包括政府采购、产业政策、补贴等方面，制度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垄断等方面。这一变化体现了全球价值链纵深发展背景下，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协调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
（美国“301调查”案件内容分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课题组对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具体要求中，比如说技术转让问题，美方的“301调查报告”里缺乏实质性证据。特别是两个案例，一个是“长安模式”，一个是商飞公司，我们所的研究人员都跟他们进行了联系，最终发现：美方对于所谓“长安模式”只有1页纸的报告，而这个过程中长安自身也进行了研发投资；而商飞确实和16个外资承包商设立了合资企业，但这些承包商是自愿提供自己核心的原材料和技术进行合作。所以可以看出来，美方的这个指责是含糊其词的。
同时，在报告中对于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指责也有些混淆，实际上中国在任何法律中都没有关于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特别是最近发布的《外商投资法》中明确规定了外资股比限制与强制技术转让无关，也规定了发现相关问题进行投诉的渠道。所以说，这背后是不是显示了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过程中，其实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比如，过去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得到了一些优惠待遇，像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现在感觉这些优势正在丧失；同时，随着本土企业的增加、竞争力的增强，这也是他们指责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关于行政许可方面，也有一些指责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许可协议方面规定的不仅仅是针对于外资企业，也针对于中资企业。特别是关于对外投资方面，他们提到了中国发改委对境外投资进行审批和审查过程中有一些鼓励和否定的因素，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相关的程序要求企业以获取技术为目的进行对外投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分析看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企业是有足够的市场动机向价值链高端进行转移的。在政策方面，中国也在不断放松对海外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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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艳：解决中美贸易的焦点问题离不开互信
发布日期：2019-05-27 10:5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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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137次【朗润•格政】论坛在北大国发院朗润园成功举办。与会学者就“中美贸易及中美关系：挑战与前景”这一主题进行广泛探讨，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自中美贸易争端发酵以来，中美双方的磋商次数已达10轮之多，根据此前释放出的消息，中美双方的磋商还会有第11轮。但经过多轮磋商之后，中美双方的谈判仍没有定论。现在有以下三项焦点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第一项是，关税是否在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就应该取消。基于“301调查报告”，我们认为其中需要关注特朗普总统增加关税的依据，所以我们首先对“301调查报告”的合理之处做出了一些批驳。
第二项是，中美贸易协议中关于采购的数量目标制。回顾历史，日美贸易摩擦曾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面临的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外交事务之一。很多学者对日美摩擦的经验教训做了分析，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自愿出口限制，但是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就是美国要求日本采取自愿进口扩张政策，这个历史片段由于经常被贸易教科书所忽视。我们通过数据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对接更加频繁，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使得具有制度异质性的两个国家间的制度矛盾愈加明显。在80年代末期日美谈判的时候更侧重结构性谈判的阶段。1993年下半年至1995年的综合经济协议框架谈判中，美国不仅关注日本具体行业的壁垒，更关注包括宏观、结构等问题，形成了包括政府采购、规制改革和竞争力、汽车及零部件等部门的开放、直接投资、供求关系、知识产权、技术准入等经济协调，以及现有协议的执行等问题的五个篮子的协议。值得注意在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谈判方向和布什时期相比有所调整，协调中从重视过程到更重视结果。克林顿政府提出结果导向型（Results Oriented）思路，要求双方在各领域协商中包括明确数量目标，这些要求反映了用管理型贸易来替代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然而，结果导向型政策采用的自愿进口扩张磋商的效果受到质疑，量化的进口目标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内在的歧视性，自愿进口扩张政策实施对于形成公平、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将带来冲击。日本在谈判中反对量化目标和管理型贸易模式，最终美国取消了结果导向型的政策。
第三项是，中美如何达成平衡的协定。在这个平衡的协定中，我们区分了有解的冲突和无解的冲突，在现在的谈判过程中双方是不是应该致力于有解冲突的解决？另外，在有解的冲突中，我们要关注美方的关切，还要关注中方的关切。在美方的关切中，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否合理，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讨论的。
从1974年至今，美国对贸易伙伴国共发起了125次“301调查”，主要集中在2000年之前。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更多地转向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贸易争端。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关注的问题从关税、配额、歧视性待遇等边界措施，逐步转向政策和制度相关问题，政策问题包括政府采购、产业政策、补贴等方面，制度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垄断等方面。这一变化体现了全球价值链纵深发展背景下，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协调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
（美国“301调查”案件内容分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课题组对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具体要求中，比如说技术转让问题，美方的“301调查报告”里缺乏实质性证据。特别是两个案例，一个是“长安模式”，一个是商飞公司，我们所的研究人员都跟他们进行了联系，最终发现：美方对于所谓“长安模式”只有1页纸的报告，而这个过程中长安自身也进行了研发投资；而商飞确实和16个外资承包商设立了合资企业，但这些承包商是自愿提供自己核心的原材料和技术进行合作。所以可以看出来，美方的这个指责是含糊其词的。
同时，在报告中对于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指责也有些混淆，实际上中国在任何法律中都没有关于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特别是最近发布的《外商投资法》中明确规定了外资股比限制与强制技术转让无关，也规定了发现相关问题进行投诉的渠道。所以说，这背后是不是显示了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过程中，其实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比如，过去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得到了一些优惠待遇，像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现在感觉这些优势正在丧失；同时，随着本土企业的增加、竞争力的增强，这也是他们指责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关于行政许可方面，也有一些指责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许可协议方面规定的不仅仅是针对于外资企业，也针对于中资企业。特别是关于对外投资方面，他们提到了中国发改委对境外投资进行审批和审查过程中有一些鼓励和否定的因素，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相关的程序要求企业以获取技术为目的进行对外投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分析看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企业是有足够的市场动机向价值链高端进行转移的。在政策方面，中国也在不断放松对海外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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