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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姚洋，席天扬新书《中国新叙事》发布会在北大成功举行
发布日期：2019-01-18 10:2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9年1月15日下午，由姚洋、席天扬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十余位学者联合撰写，格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叙事》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来自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哲学界的多位学者和格致出版社代表共同参加了会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首先就本书的缘起和主旨做了介绍。姚洋教授表示，经济学家要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就必须要关注其中本质的原因，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逻辑不能简单地用“改革开放”或者“市场经济”来完全涵盖。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在理论叙事上还鲜有学者把中国发展历程的内在机理和过程完整地描述出来。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理论叙事是新时代对中国学者的迫切要求。新的理论叙事需要具备两项特征：一是客观地解释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二是要用能够与世界对话的理论语言。
在会议的第二环节，《中国新叙事》的几位作者结合自身研究体会对于具体章节内容逐一介绍。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教授认为，维护法治的根本在于宪法的权威，这就要求先验目标和后验程序的统一。比如说，多数决定权作为政治价值是重要的，但在具体场景中，多数决定权所对应的机制往往起到不同的效果，有些时候导致非理性的集体选择结果。中国特色的制度并非照搬西方理论，是先验目标和后验的实践理性的统一，其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是宽阔光明的。
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以矿难和僵尸企业为案例，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周期现象。从煤矿安全水平和僵尸企业规模演变的时间动态趋势上，都可以观察到鲜明的政治周期特征。在地方两会频繁召开的1月，全国矿难事故的数量显著下降。而在地方官员上任的前半个任期，大多数官员选择稳打稳扎，而后半段才会抓紧处置僵尸企业。企业活动的周期性来源于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这也是理解中国发展经验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分享了对于中国地方改革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政策创新的一大特征是地区性的试点。地方改革往往由具有较强烈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为了提高绩效而推动。地方性的创新需要依靠上下级的互动，由上级通过视察、定性、纠偏和推广来掌控改革节奏，在充分认可后，使得改革进入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同步阶段。在此过程中，上级政府让渡了部分权威，但提高了整体绩效。
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教授探讨了中国官员调动制度。以往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要是财政分权和政治激励，而张牧扬与姚洋合作的研究则创新地从官员人事管理，特别是选拔体制入手，对基于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行为理论做出了进一步拓展。当然，官员调动本身也可能存在问题，中国官员调动的制度设计在未来还有进一步改革空间。
复旦大学陈硕教授从中国乡村治理的案例出发介绍了对基层制度创新的研究。村级自治和基层民主是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单纯的基层选举也带来了许多问题。21世纪以来，许多村庄开始推行“一事一议”制度，引入决策民主的机制。研究发现，大约61%的村庄实施了该制度，而地方改革具有一定的外溢性效应。该研究揭示改革应当在有潜力成为其他地区榜样的地方先行先试，充分利用地方改革的“溢出性”。
在研讨会的最后环节，来自北京大学的姚洋、朱苏力、徐湘林、章永乐四位教授进行了圆桌讨论。朱苏力教授认为，理论解释需要面对中国的复杂现实。经济发展尽管重要，但并不是党和政府的唯一考量。徐湘林教授指出，中国过去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深处都存在有启蒙情结，造成学者思想深处往往对中国缺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叙事应当应运而生，大有可为。章永乐教授表示，这本书中的许多研究都让我们看到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应当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世界大分流的背景下，看待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深刻意义。姚洋教授在回应中表示，选贤任能是一个政治体制运行效率的基准，这也关乎体制合法性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全面理解中国官员的选拔与激励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构建中国制度模式的理论叙事需要找到一套自洽的哲学系统，儒家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
现场观众就中国制度叙事的理论假设和现实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提问。研讨会结束后举行了新书的发布，各界媒体与参会学者就新书内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互动。
《中国新叙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分析》
主编：姚洋、席天扬
作者：陈硕、陈晓平、耿曙、聂辉华、庞保庆、秦子忠、王贤彬、席天扬、徐现祥、姚洋、张牧扬、钟灵娜
出版：格致出版社
201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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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01-18 10:2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9年1月15日下午，由姚洋、席天扬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十余位学者联合撰写，格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叙事》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来自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哲学界的多位学者和格致出版社代表共同参加了会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首先就本书的缘起和主旨做了介绍。姚洋教授表示，经济学家要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就必须要关注其中本质的原因，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逻辑不能简单地用“改革开放”或者“市场经济”来完全涵盖。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在理论叙事上还鲜有学者把中国发展历程的内在机理和过程完整地描述出来。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理论叙事是新时代对中国学者的迫切要求。新的理论叙事需要具备两项特征：一是客观地解释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二是要用能够与世界对话的理论语言。
在会议的第二环节，《中国新叙事》的几位作者结合自身研究体会对于具体章节内容逐一介绍。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教授认为，维护法治的根本在于宪法的权威，这就要求先验目标和后验程序的统一。比如说，多数决定权作为政治价值是重要的，但在具体场景中，多数决定权所对应的机制往往起到不同的效果，有些时候导致非理性的集体选择结果。中国特色的制度并非照搬西方理论，是先验目标和后验的实践理性的统一，其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是宽阔光明的。
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以矿难和僵尸企业为案例，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周期现象。从煤矿安全水平和僵尸企业规模演变的时间动态趋势上，都可以观察到鲜明的政治周期特征。在地方两会频繁召开的1月，全国矿难事故的数量显著下降。而在地方官员上任的前半个任期，大多数官员选择稳打稳扎，而后半段才会抓紧处置僵尸企业。企业活动的周期性来源于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这也是理解中国发展经验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分享了对于中国地方改革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政策创新的一大特征是地区性的试点。地方改革往往由具有较强烈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为了提高绩效而推动。地方性的创新需要依靠上下级的互动，由上级通过视察、定性、纠偏和推广来掌控改革节奏，在充分认可后，使得改革进入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同步阶段。在此过程中，上级政府让渡了部分权威，但提高了整体绩效。
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教授探讨了中国官员调动制度。以往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要是财政分权和政治激励，而张牧扬与姚洋合作的研究则创新地从官员人事管理，特别是选拔体制入手，对基于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行为理论做出了进一步拓展。当然，官员调动本身也可能存在问题，中国官员调动的制度设计在未来还有进一步改革空间。
复旦大学陈硕教授从中国乡村治理的案例出发介绍了对基层制度创新的研究。村级自治和基层民主是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单纯的基层选举也带来了许多问题。21世纪以来，许多村庄开始推行“一事一议”制度，引入决策民主的机制。研究发现，大约61%的村庄实施了该制度，而地方改革具有一定的外溢性效应。该研究揭示改革应当在有潜力成为其他地区榜样的地方先行先试，充分利用地方改革的“溢出性”。
在研讨会的最后环节，来自北京大学的姚洋、朱苏力、徐湘林、章永乐四位教授进行了圆桌讨论。朱苏力教授认为，理论解释需要面对中国的复杂现实。经济发展尽管重要，但并不是党和政府的唯一考量。徐湘林教授指出，中国过去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深处都存在有启蒙情结，造成学者思想深处往往对中国缺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叙事应当应运而生，大有可为。章永乐教授表示，这本书中的许多研究都让我们看到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应当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世界大分流的背景下，看待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深刻意义。姚洋教授在回应中表示，选贤任能是一个政治体制运行效率的基准，这也关乎体制合法性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全面理解中国官员的选拔与激励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构建中国制度模式的理论叙事需要找到一套自洽的哲学系统，儒家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
现场观众就中国制度叙事的理论假设和现实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提问。研讨会结束后举行了新书的发布，各界媒体与参会学者就新书内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互动。
《中国新叙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分析》
主编：姚洋、席天扬
作者：陈硕、陈晓平、耿曙、聂辉华、庞保庆、秦子忠、王贤彬、席天扬、徐现祥、姚洋、张牧扬、钟灵娜
出版：格致出版社
201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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