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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挑战与应对
发布日期：2020-02-28 09:18 来源：
人口结构变迁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与社会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中国“塑造”了一个富于“生产性”的人口结构（生产人口大于消费人口），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伴随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加速了人口结构从“生产型”向“负债型”（消费人口大于劳动人口）的转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与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深刻地影响并考验着党和政府的应对与决策能力。
新时代中国老龄化总体呈现“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
正确把握中国人口老化趋势是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根本前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预测成果，中国老龄化呈现出“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其中，“两高”指的是老年人口“高增长”与年龄结构“高龄化”。未来三十年，中国老年人口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特别是2030年以后，年均增速超过1100万人。与此同时，高龄化进程不断加剧，高龄老人增速显著提升。“一超”指的是人口抚养比大幅提升，养老负担将超过抚幼负担。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使得老年抚养比预计在2030年前后超过少儿抚养比，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主要压力来源。“一独”指的是家庭小型化趋势下，独居老人规模大幅提升。受家庭小型化的影响，独居老人家庭规模预计将从2010年的近1800万快速上升至2050年的5000多万。
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尽管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重要的是，中国不仅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较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快速老龄化进程让中国在“未富”之时，就不得不面对与发达国家程度相当甚至更甚的“养老压力”，这种“未富先老”局面会在很多方面使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放大，给仍在积极谋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带来更多的挑战 。
“老有所养”——养老保险筹资压力增大。中国政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养老保险从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遗憾的是，这一转轨至今都没有真正实现。与此同时，未来三十年，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养老金领取人数预计大幅上升而缴费人口却逐渐减少，由此带来养老保险基金给付的潜在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转轨成本与隐性债务使得当前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日益巨大的筹资压力。
“老有所依”——老年照料家庭负担沉重。 来自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照料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老年照料模式。但是，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不断削弱着中国未来三十年老年家庭照料的人口基础。可以预见，随着这批人在未来三十年步入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无疑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家庭照料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在机构及社区养老等正式照料服务尚处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家庭照料负担的加重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面对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积极鼓励生育并完善生育保障与服务体系。尽管目前“普遍二孩”政策的实际收效低于预期，但长远来看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增加劳动力供给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的人口政策不仅仅是单纯放开生育而是配套建立起涵盖“家庭支持、婴幼儿托育、生育医疗保障、女性就业保护”等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生育行为的服务与保障体系。
深入发掘“人口红利”，推动人口发展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一方面，需要推进实施“终身学习”战略，加大教育与培训资源对国民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力度，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加强健康投入，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特别对大龄劳动者与老年人，要注重加强职业健康服务和职业病防治，改善职业环境和安全。同时，完善医养结合制度，提高医疗服务对老年群体的便捷性与可及性，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对空巢化与少子化趋势，提高机构与社区养老的服务供给有助于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建立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具有更强积累功能（鼓励储蓄）的养老方式，不仅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筹资压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因预期寿命延长而出现的新的储蓄动机，保持高储蓄率，增加未来经济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的同时提高基金的管理水平和收益率，能够大大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后，面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合理延长退休年限，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退休机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养老金筹资压力，提升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有着积极的意义。
Chen Bai & Xiaoyan Lei (2019) New trends in population aging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3:1, 3-23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80/17538963.2019.1700608作者简介：
雷晓燕，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副主编。雷晓燕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1997）、硕士（2000），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经济学硕士（2003）、博士（2007），200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应用计量学等领域，数十篇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如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和国内顶级期刊如《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上面发表。在国家发展研究院先后教授劳动经济学 （研究生）、实证策略（研究生）、健康经济学（研究生）、中级微观经济学（本科生双学位）等课程。白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人口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健康老龄化与社会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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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2-28 09:18 来源：
人口结构变迁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与社会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中国“塑造”了一个富于“生产性”的人口结构（生产人口大于消费人口），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伴随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加速了人口结构从“生产型”向“负债型”（消费人口大于劳动人口）的转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与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深刻地影响并考验着党和政府的应对与决策能力。
新时代中国老龄化总体呈现“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
正确把握中国人口老化趋势是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根本前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预测成果，中国老龄化呈现出“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其中，“两高”指的是老年人口“高增长”与年龄结构“高龄化”。未来三十年，中国老年人口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特别是2030年以后，年均增速超过1100万人。与此同时，高龄化进程不断加剧，高龄老人增速显著提升。“一超”指的是人口抚养比大幅提升，养老负担将超过抚幼负担。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使得老年抚养比预计在2030年前后超过少儿抚养比，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主要压力来源。“一独”指的是家庭小型化趋势下，独居老人规模大幅提升。受家庭小型化的影响，独居老人家庭规模预计将从2010年的近1800万快速上升至2050年的5000多万。
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尽管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重要的是，中国不仅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较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快速老龄化进程让中国在“未富”之时，就不得不面对与发达国家程度相当甚至更甚的“养老压力”，这种“未富先老”局面会在很多方面使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放大，给仍在积极谋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带来更多的挑战 。
“老有所养”——养老保险筹资压力增大。中国政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养老保险从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遗憾的是，这一转轨至今都没有真正实现。与此同时，未来三十年，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养老金领取人数预计大幅上升而缴费人口却逐渐减少，由此带来养老保险基金给付的潜在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转轨成本与隐性债务使得当前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日益巨大的筹资压力。
“老有所依”——老年照料家庭负担沉重。 来自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照料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老年照料模式。但是，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不断削弱着中国未来三十年老年家庭照料的人口基础。可以预见，随着这批人在未来三十年步入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无疑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家庭照料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在机构及社区养老等正式照料服务尚处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家庭照料负担的加重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面对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积极鼓励生育并完善生育保障与服务体系。尽管目前“普遍二孩”政策的实际收效低于预期，但长远来看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增加劳动力供给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的人口政策不仅仅是单纯放开生育而是配套建立起涵盖“家庭支持、婴幼儿托育、生育医疗保障、女性就业保护”等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生育行为的服务与保障体系。
深入发掘“人口红利”，推动人口发展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一方面，需要推进实施“终身学习”战略，加大教育与培训资源对国民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力度，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加强健康投入，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特别对大龄劳动者与老年人，要注重加强职业健康服务和职业病防治，改善职业环境和安全。同时，完善医养结合制度，提高医疗服务对老年群体的便捷性与可及性，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对空巢化与少子化趋势，提高机构与社区养老的服务供给有助于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建立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具有更强积累功能（鼓励储蓄）的养老方式，不仅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筹资压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因预期寿命延长而出现的新的储蓄动机，保持高储蓄率，增加未来经济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的同时提高基金的管理水平和收益率，能够大大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后，面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合理延长退休年限，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退休机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养老金筹资压力，提升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有着积极的意义。
Chen Bai & Xiaoyan Lei (2019) New trends in population aging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3:1, 3-23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80/17538963.2019.1700608作者简介：
雷晓燕，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副主编。雷晓燕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1997）、硕士（2000），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经济学硕士（2003）、博士（2007），200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应用计量学等领域，数十篇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如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和国内顶级期刊如《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上面发表。在国家发展研究院先后教授劳动经济学 （研究生）、实证策略（研究生）、健康经济学（研究生）、中级微观经济学（本科生双学位）等课程。白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人口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健康老龄化与社会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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