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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评CEJ八田达夫文章——“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发布日期：2018-05-07 03: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导语】
《中国经济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2017年第2期发表了亚洲增长研究院院长八田达夫教授的论文“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作为增长策略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他对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战后日本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可以为我们的争论提供一个参考。
他的基本结论是，促使日本经济成功的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当局开始着迷于产业政策，而这恰恰成了之前高速增长和后期低速增长的分水岭。
最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对八田达夫教授的文章做了回应，他认为“日本在战后到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直都同时存在，Hatta教授在论文中，是有选择的使用证据。”
我们相信，这样的讨论不仅有利于理解日本产业政策的真实作用，也有利于推动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产业政策。
——CEJ编辑部评“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日本政策研究院前院长八田达夫教授认为竞争政策是日本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原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当局开始着迷于产业政策，造成了日本在70年代以后的经济低速增长。他的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政策。前者是政府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反垄断或放松管制的政策，后者则是政府为促进某一特定产业的发展而采取的政策。一个国家的市场竞争经常因企业的垄断和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受到阻碍，有赖于国家采取反垄断或放松管制的竞争政策来消除。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和新产业的出现经常会因先行者的外部性以及所需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缺失等市场失灵问题的阻碍，也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给予克服。
新结构经济学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型。其中，一、二、四种产业以及第三种产业中微笑曲线的两端，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比较中相对低，并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但是，要变成竞争优势，仍然需要针对其先行者的外部性和各个产业相关软硬基础设施缺失的瓶颈限制，由政府的因势利导给予克服以降低交易费用，才能变成竞争优势，这四种产业政策和反垄断及放松管制的竞争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对于第五种战略型产业，则因为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产业发展起来，这种产业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不相容的。战略型产业，有的是因为国防安全的需要，在我国例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有些是重要性和技术发展方向明确，如果我国现在不开始研发，专利都为发达国家所掌握，将来我国想进入时，要取得专利使用权费用会太高或是外国为了阻碍我国的发展根本不授权我国使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现在进入总体成本会较低，例如新能源、新材料、芯片等即属此类。
日本在战后到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直都同时存在，八田教授在论文中，是有选择的使用证据。文章中八田所指出的在上世纪70年代采用的错误的产业政策大多数是保护日本在那时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农业、采矿业、纺织业和造船业等产业的政策，这种违反比较优势，又没有战略价值的产业政策有点像螳臂挡车，失败是必然的。但不能就此否定日本在二战后直到现在采取了许多因势利导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例如在产业政策协调下的大型寡头企业联合投资的研发联合体，对日本的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成功，就是这种模式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这样的产业研发联合体在日本多达200多个。而且，以反垄断的竞争政策为例，日本大财阀因为二战时为军国主义服务，在战后美军占领时期被解散，其后很长时间里，虽然1947年已经通过反垄断法，但日本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并购重组而不是反垄断。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直到1990年代之前，日本几乎没有反垄断的判例，这在通产省编的17卷《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快速发展并非全是竞争政策之功。日本在73年后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日本经济已经从1950年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增加到1973年时的70%，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用尽；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则是金融危机后未能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所致，也并不完全是70年代那些产业政策之过。
林毅夫教授简介
林毅夫教授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英法美加香港10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战胜命运》、《超越发展援助》、《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本体与常无》、《中国的奇迹》等二十余册。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
八田达夫教授简介八田达夫现任亚洲增长研究院院长。他于197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是公共经济学和价格管制。他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埼玉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阪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以及国际基督教大学。他曾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过文章，包括《美国经济研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和《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
有关八田教授的论文见：Tatsuo Hatta (2017),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0:2, 162-174。
中文精编版请点击：【CEJ研究报告】日本经济成在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见：林毅夫“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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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评CEJ八田达夫文章——“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发布日期：2018-05-07 03: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导语】
《中国经济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2017年第2期发表了亚洲增长研究院院长八田达夫教授的论文“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作为增长策略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他对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战后日本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可以为我们的争论提供一个参考。
他的基本结论是，促使日本经济成功的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当局开始着迷于产业政策，而这恰恰成了之前高速增长和后期低速增长的分水岭。
最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对八田达夫教授的文章做了回应，他认为“日本在战后到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直都同时存在，Hatta教授在论文中，是有选择的使用证据。”
我们相信，这样的讨论不仅有利于理解日本产业政策的真实作用，也有利于推动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产业政策。
——CEJ编辑部评“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日本政策研究院前院长八田达夫教授认为竞争政策是日本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原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当局开始着迷于产业政策，造成了日本在70年代以后的经济低速增长。他的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政策。前者是政府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反垄断或放松管制的政策，后者则是政府为促进某一特定产业的发展而采取的政策。一个国家的市场竞争经常因企业的垄断和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受到阻碍，有赖于国家采取反垄断或放松管制的竞争政策来消除。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和新产业的出现经常会因先行者的外部性以及所需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缺失等市场失灵问题的阻碍，也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给予克服。
新结构经济学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型。其中，一、二、四种产业以及第三种产业中微笑曲线的两端，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比较中相对低，并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但是，要变成竞争优势，仍然需要针对其先行者的外部性和各个产业相关软硬基础设施缺失的瓶颈限制，由政府的因势利导给予克服以降低交易费用，才能变成竞争优势，这四种产业政策和反垄断及放松管制的竞争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对于第五种战略型产业，则因为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产业发展起来，这种产业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不相容的。战略型产业，有的是因为国防安全的需要，在我国例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有些是重要性和技术发展方向明确，如果我国现在不开始研发，专利都为发达国家所掌握，将来我国想进入时，要取得专利使用权费用会太高或是外国为了阻碍我国的发展根本不授权我国使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现在进入总体成本会较低，例如新能源、新材料、芯片等即属此类。
日本在战后到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直都同时存在，八田教授在论文中，是有选择的使用证据。文章中八田所指出的在上世纪70年代采用的错误的产业政策大多数是保护日本在那时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农业、采矿业、纺织业和造船业等产业的政策，这种违反比较优势，又没有战略价值的产业政策有点像螳臂挡车，失败是必然的。但不能就此否定日本在二战后直到现在采取了许多因势利导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例如在产业政策协调下的大型寡头企业联合投资的研发联合体，对日本的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成功，就是这种模式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这样的产业研发联合体在日本多达200多个。而且，以反垄断的竞争政策为例，日本大财阀因为二战时为军国主义服务，在战后美军占领时期被解散，其后很长时间里，虽然1947年已经通过反垄断法，但日本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并购重组而不是反垄断。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直到1990年代之前，日本几乎没有反垄断的判例，这在通产省编的17卷《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快速发展并非全是竞争政策之功。日本在73年后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日本经济已经从1950年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增加到1973年时的70%，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用尽；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则是金融危机后未能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所致，也并不完全是70年代那些产业政策之过。
林毅夫教授简介
林毅夫教授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英法美加香港10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战胜命运》、《超越发展援助》、《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本体与常无》、《中国的奇迹》等二十余册。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
八田达夫教授简介八田达夫现任亚洲增长研究院院长。他于197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是公共经济学和价格管制。他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埼玉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阪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以及国际基督教大学。他曾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过文章，包括《美国经济研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和《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
有关八田教授的论文见：Tatsuo Hatta (2017),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0:2, 162-174。
中文精编版请点击：【CEJ研究报告】日本经济成在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见：林毅夫“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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