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57期(总第279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01-12-03 06: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毅夫教授介绍严复以来现代中国经济主持人朱绍文教授发言：
今天由于张培刚先生生病了，由于我和张先生年龄差不多，林毅夫教授让我代替他主持这个会议。现在进行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严复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这也是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的意义所在。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需要有翻译，没有翻译，只读孟子的书，国家永远都不会强大。中国的经济学界很可能正在处于翻译阶段。但是虽然严复翻译了《国富论》，但是受到他自身教育和处境条件的限制，没有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他是中国理解《国富论》的第一人，在翻译时，有许多按语，今天若分析他的按语，对于中国将会大有用途。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的意义非常重大，事关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一本书的事情，这是我们认识现代国民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要顾名思义，比如说，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今天国外也有人讲自由主义，好像两个自由主义是一样的。虽然名称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内容、概念、阶级内容、时代背景和目的完全不一样。今天林毅夫发起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的活动，我非常高兴，我从没有想到中国有人会提倡这样一个学术活动。因为十年前，在同一年我代表中国参加了两个世界性的纪念亚当·斯密逝世两百周年的会议。在会议上，我就讲了一个题为"中国的亚当·斯密"的报告。但是回到中国后，无论是经济研究还是经济学动态或是别的国内权威杂志，都没有一点纪念亚当·斯密的文章，原因是他们认为已经过时了。今天年轻的一代经济学家发起了这个纪念活动，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需继续努力。下面请林毅夫教授讲严复以后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林毅夫教授演讲全文
朱老师让我坐着讲，为了表示我对朱老师的尊敬，我觉得还是应该站着讲。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这篇文章已经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大家都有，我就简单地做一些概要性的介绍。
为什么要纪念严复先生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刚才朱老师已经讲得非常好。《国富论》的翻译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被引入中国。为什么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主办这个纪念会议呢？主要是因为严复是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作为北大的学生和老师，我们有责任来纪念严复先生的贡献，我们有责任来推动经济学科的发展。我本人不是研究经济思想史出身，所以跟我的学生胡书东博士一起写了这篇回顾性的文章。
大家都认为经济思想和概念自古以来就存在，可是只有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出版《国富论》才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个正式的成熟的学科。在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由盛变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以天下为己任。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就想努力寻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把大量西方的先进的社会思潮引进中国。其实在严复翻译《国富论》之前，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介绍就已经存在。早在1867年，北京同仁馆就开始有《富国策》。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来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H. Funcett）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讲稿被汪凤藻先生翻译出版，丁韪良（W. A .P. Martin）做了校订，出了《富国策》这本书。但是只作为讲稿，在国内没有广泛传播。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时就设有经济学课程，由日本的讲师授课。只有到1901年严复翻译《国富论》时，经济学在国内才受到广泛注意。我们知道严复在翻译《国富论》之前，他已经翻译了《天演论》，确立了他在翻译界和启蒙思想界中的地位，由他来翻译《国富论》和加按语，对国内知识界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就在这本书翻译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就开始加速起来。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时，严复是当时的文科学长和首任的校长。同时他也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最早的经济系，叫做商学科。现代经济学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从严复翻译《国富论》到1911年间的二十年当中，中国大陆出版了十六本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的书籍，尤其是日本的，所以大都是二手货。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又有二十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学者根据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理解，结合中国的需要编著的经济学著作。这些书籍不仅仅是直接翻译，而是针对当时的财政金融状况所编写的。
五四运动到五十年代，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更为加速，主要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西方现代经济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五四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比较系统的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以撰写了大量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同时也有一些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还想提出一位与北大很有关系的学者，就是马寅初。1914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1915年回北大任教，1923年，和刘大钧先生一起发起并创建了中国经济学社。我们知道马寅初先生对北大的贡献和经济学科的贡献是非常全面的。在他的推动下，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的经济学家，我想如果看一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著作，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的经济学家有董时进、许璇、何廉、方显廷、李锐、尹文敬、赵兰坪、潘序伦、金国宝等等，都对当时经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那么根据胡寄窗先生的整理，各地图书馆统计结果表明，五四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中国一共出版了1924本经济学著作。其中国人自编的有1362部，翻译的有562部。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1929年到1938年中的十年，这段时间是国民党统治的黄金十年，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可以从当时出版的经济学书籍看出，1928年前从未超过100部，1929年达到282部，在这十年中，平均每年出版数量为200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稳定会对经济学科的发展有更大的需求，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根据胡寄窗先生统计结果，除了经济学著作外，1919－1949年间一共出现了112种经济学期刊，但是不幸的是，大部分期刊都在此后一年内停刊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期刊是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学社出版的会刊，创刊于1930年，期刊名称为《经济学季刊》，它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它在中国经济学的地位就像《美国经济评论》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一样。我在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出版一个新的期刊，我们希望能够按照国外一流刊物的标准来要求这一刊物。我们在选取期刊名字时，全体老师通过的名字就是《经济学季刊》，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马寅初先生当年的中国经济学社创办的期刊也叫《经济学季刊》。所以可能名字上的巧合也在冥冥之中暗示着我们这些后来者有承前启后历史的责任和义务。
除了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之外，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成为经济学科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支。大家都知道最早是由李大钊向国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1931年，陈启修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册，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年和1933年，潘冬舟翻译《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在北平的东亚书店出版。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资本论》一到三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长春新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基本上把国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引入到了中国。除了出版马克思主义译著外，沈志远、郭大力和王亚南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出版相当多的对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有影响的书籍。
根据我和胡书东的整理，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有三次大的学术上的争论。第一次是1919－1927年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两派经济学家一派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派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第二个争论起始于三十年代，当时陈翰笙创办了中国农村研究社，他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那时金陵大学的一个美国教授卜凯也进行了许多调查，他的一万多户的农户调查数据现在仍被使用。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村经济落后，但是在解释落后的原因上，双方有分歧。卜凯认为中国农村落后的原因是人多地少，土地的承载力不够，造成农业生产没法让农户过上富足的生活。另一派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关系，封建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三十年代的另一个争论是货币本位的争论，当时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就货币以银本位、金本位还是纸币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进行了讨论。这些争论都与当时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从五四到1949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些经济学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个特性是都在国外受到系统的经济学训练，有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意识，想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另一个是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编写的著作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来之南方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寅初先生，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没有什么著作，到了南方时才有大量的著作。这一点和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当然现在南方也有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但是目前来讲，好像北方的经济学家多一点。为什么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多来自南方，而如今南方稍显落后？这可能与时代有点关系，因为在当时北方是政治中心，政治上不稳定，而经济学家一般有很强的时代使命感，北方的经济学家参与的社会运动太多了，所以没有时间来写作。南方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又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有很强的时代使命感，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南方经济学家多产的原因。我们当然希望现在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中出现你追我赶的局势，但是目前来说，北方略占优势。我们希望南北经济学家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使得南北经济学家在相互的交流之中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来。第三个特点是，旧中国有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这包括农村问题，与先进国家差距的民族矛盾。在前苏联，1929年后，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我们知道当时富国强兵是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等同而论的。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吸引力。那么这就是说，虽然有不少的从西方回来的经济学家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训练，而且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也是西方的经济学著作多，但是就是在这些受到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中，他们的思想上普遍地接受了或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三四十年代经济学家的又一共性。
1949年后，随着国土的分离，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学家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一批在大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跟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了台湾。有些人在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任教，教授现代经济学。也有人去了海外，像费景汉、邹至庄和张五常这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那时出去的，为我们华人经济学家争取了很高的荣誉，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但是人数还不多，而且除了张五常外，多数是在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享有建树。
在大陆方面，1953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后，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有很大的转变，他们的角色定位为主要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现行政策的理论依据。不过在计划时期，有三个理论方面的争论，一个是围绕五十年代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节制人口的发展，人口的发展要不要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当然从现在看来，结论是很明显的，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或是从马尔萨斯或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对于如何控制人口有不同的答案，但是都认为人口不是越多越好。可是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在当时的政治影响下是受到批判的，大家也都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另一个争论就是围绕李平心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的争论，就是生产力如何与生产关系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李平心先生认为生产关系应该是服从生产力的，不过五十年代存在一种政治观点：改变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以李平心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还围绕孙冶方先生提出的价值规律和计划规律之间关系进行了讨论。孙冶方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他认为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不能够消除价格，也不能够漠视价值规律。我们现在看来，虽然孙冶方的观点是沿着马克主义思想，用的术语和分析方法也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可是观点也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三个争论都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当时经济学家的定位有关，当时经济学家的定位是为现行的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即使你提出的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而来的，如果不符合当时的政策，那么同样会受到批判的。这是在1949年后发展的一个状况。
1979年后，改革开放标志中国经济学界春天的来临。在改革初期，还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诠释当时的政策。早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就已经决定改革开放了。在这种状况下，从经典的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事实上为改革开放减少了很多的阻力。所以，当时学习马列的学者对改革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但是现在年轻的经济学家越来越接受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对中国解决改革当中出现的新的问题，比如说，价格双轨制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和对外开放问题，在理论分析上，在澄清问题的性质上，在探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我们已经回顾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年，回顾过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展望未来。这一点我们很乐观。因为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是一个理论体系，是用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一套逻辑体系，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那么一个理论逻辑体系的重要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想评价的标准不应该是逻辑体系本身，而是来自于它所研究现象的重要性。若一个经济学逻辑体系研究的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也就越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贡献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也就会越来越大。我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也会是经济学大师辈出于中国的世纪，我们应该很乐观地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
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在美国经济评论统计的1969年到1999年所有的西方四百个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我们对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做了统计，我们没有考虑论文的质量，但是单从数量上看，基本是在加速的发展。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升高，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在国外主要的杂志发表也会越来越多。这也可以从华人经济学家在主要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上看出，七十年代后数量是增加的。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粗的统计，只根据作者的姓氏来考虑他是不是中国人，当然也有可能把一些韩国人或是马来西亚算入了中国人，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了是罗马拼音还是汉语拼音，趋势基本上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统计的不是一般杂志，是七个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它们分别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经济和统计学评论》（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应该讲在这上面发表的文章是最高水平的文章。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应该指日可待。
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我个人感觉还有一些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容易照办国外的理论。其实没有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任何理论只有在特定的制度与发展前途下，逻辑才是自洽的。但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未必可以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制度下，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看起来差不多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导致的原因可能是大相径庭。国内的一个倾向就是照办国外的理论，将国外的理论原封不动地运用到中国。另一个就是在争论时，用概念替代逻辑分析，忽视经验实证，没有考察其中的传导机制，找到一个概念就将它套用到实际问题中。在这种状况下，理论的争论就变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我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我用我的概念作为名词，你用你的概念作为名词，我觉得目前的经济理论争论中经常存在这样的争论。这会妨碍我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我在《经济研究》中写的一篇文章提到，经济学理论的争论应该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看这个理论内部逻辑是否自洽，从前提可不可以推出结论。另一个是这套逻辑自洽理论的结论和推论是否与中国的经验相一致。批评一个人的理论要么是批评他的逻辑，要么是批评他的逻辑推论与经验现象不符合。我们若找不出他的逻辑上的错误，也找不出与他的推论不吻合的现象，即使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只能暂时接受他的看法。虽然或许大家有人不同意我的这两个原则，但是我想呼吁，为了让经济学变成一个现代学科，让经济学变成一个可以添砖加瓦，让经济学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我们应该接受这两个原则。第三点就是，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下，社会经常会出现一些浮躁的思绪和急于求成的东西，一些经济学者也难免受其影响。我现在总结一下，百年以来的社会学科中，经济学应该是一个显学，是一个最受重视，学术研究也最多的学科。但自严复翻译《国富论》后，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作大多数还是属于述而不做的，只介绍国外现成的理论，或是以国外现成的理论和观点为框架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就事论事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占多数，基本上没有仔细分析理论的前提。我感觉在中国真正根据中国的现象来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和新的逻辑的理论比较少。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为了使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要以本土问题为对象，以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为方法，这也是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是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改革做出贡献以及让我们经济学界走向国际经济学殿堂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我个人相信随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要我们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必然可以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57期(总第279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01-12-03 06: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毅夫教授介绍严复以来现代中国经济主持人朱绍文教授发言：
今天由于张培刚先生生病了，由于我和张先生年龄差不多，林毅夫教授让我代替他主持这个会议。现在进行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严复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这也是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的意义所在。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需要有翻译，没有翻译，只读孟子的书，国家永远都不会强大。中国的经济学界很可能正在处于翻译阶段。但是虽然严复翻译了《国富论》，但是受到他自身教育和处境条件的限制，没有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他是中国理解《国富论》的第一人，在翻译时，有许多按语，今天若分析他的按语，对于中国将会大有用途。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的意义非常重大，事关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一本书的事情，这是我们认识现代国民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要顾名思义，比如说，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今天国外也有人讲自由主义，好像两个自由主义是一样的。虽然名称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内容、概念、阶级内容、时代背景和目的完全不一样。今天林毅夫发起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的活动，我非常高兴，我从没有想到中国有人会提倡这样一个学术活动。因为十年前，在同一年我代表中国参加了两个世界性的纪念亚当·斯密逝世两百周年的会议。在会议上，我就讲了一个题为"中国的亚当·斯密"的报告。但是回到中国后，无论是经济研究还是经济学动态或是别的国内权威杂志，都没有一点纪念亚当·斯密的文章，原因是他们认为已经过时了。今天年轻的一代经济学家发起了这个纪念活动，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需继续努力。下面请林毅夫教授讲严复以后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林毅夫教授演讲全文
朱老师让我坐着讲，为了表示我对朱老师的尊敬，我觉得还是应该站着讲。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这篇文章已经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大家都有，我就简单地做一些概要性的介绍。
为什么要纪念严复先生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刚才朱老师已经讲得非常好。《国富论》的翻译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被引入中国。为什么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主办这个纪念会议呢？主要是因为严复是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作为北大的学生和老师，我们有责任来纪念严复先生的贡献，我们有责任来推动经济学科的发展。我本人不是研究经济思想史出身，所以跟我的学生胡书东博士一起写了这篇回顾性的文章。
大家都认为经济思想和概念自古以来就存在，可是只有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出版《国富论》才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个正式的成熟的学科。在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由盛变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以天下为己任。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就想努力寻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把大量西方的先进的社会思潮引进中国。其实在严复翻译《国富论》之前，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介绍就已经存在。早在1867年，北京同仁馆就开始有《富国策》。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来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H. Funcett）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讲稿被汪凤藻先生翻译出版，丁韪良（W. A .P. Martin）做了校订，出了《富国策》这本书。但是只作为讲稿，在国内没有广泛传播。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时就设有经济学课程，由日本的讲师授课。只有到1901年严复翻译《国富论》时，经济学在国内才受到广泛注意。我们知道严复在翻译《国富论》之前，他已经翻译了《天演论》，确立了他在翻译界和启蒙思想界中的地位，由他来翻译《国富论》和加按语，对国内知识界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就在这本书翻译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就开始加速起来。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时，严复是当时的文科学长和首任的校长。同时他也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最早的经济系，叫做商学科。现代经济学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从严复翻译《国富论》到1911年间的二十年当中，中国大陆出版了十六本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的书籍，尤其是日本的，所以大都是二手货。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又有二十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学者根据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理解，结合中国的需要编著的经济学著作。这些书籍不仅仅是直接翻译，而是针对当时的财政金融状况所编写的。
五四运动到五十年代，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更为加速，主要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西方现代经济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五四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比较系统的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以撰写了大量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同时也有一些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还想提出一位与北大很有关系的学者，就是马寅初。1914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1915年回北大任教，1923年，和刘大钧先生一起发起并创建了中国经济学社。我们知道马寅初先生对北大的贡献和经济学科的贡献是非常全面的。在他的推动下，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的经济学家，我想如果看一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著作，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的经济学家有董时进、许璇、何廉、方显廷、李锐、尹文敬、赵兰坪、潘序伦、金国宝等等，都对当时经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那么根据胡寄窗先生的整理，各地图书馆统计结果表明，五四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中国一共出版了1924本经济学著作。其中国人自编的有1362部，翻译的有562部。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1929年到1938年中的十年，这段时间是国民党统治的黄金十年，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可以从当时出版的经济学书籍看出，1928年前从未超过100部，1929年达到282部，在这十年中，平均每年出版数量为200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稳定会对经济学科的发展有更大的需求，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根据胡寄窗先生统计结果，除了经济学著作外，1919－1949年间一共出现了112种经济学期刊，但是不幸的是，大部分期刊都在此后一年内停刊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期刊是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学社出版的会刊，创刊于1930年，期刊名称为《经济学季刊》，它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它在中国经济学的地位就像《美国经济评论》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一样。我在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出版一个新的期刊，我们希望能够按照国外一流刊物的标准来要求这一刊物。我们在选取期刊名字时，全体老师通过的名字就是《经济学季刊》，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马寅初先生当年的中国经济学社创办的期刊也叫《经济学季刊》。所以可能名字上的巧合也在冥冥之中暗示着我们这些后来者有承前启后历史的责任和义务。
除了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之外，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成为经济学科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支。大家都知道最早是由李大钊向国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1931年，陈启修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册，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年和1933年，潘冬舟翻译《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在北平的东亚书店出版。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资本论》一到三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长春新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基本上把国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引入到了中国。除了出版马克思主义译著外，沈志远、郭大力和王亚南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出版相当多的对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有影响的书籍。
根据我和胡书东的整理，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有三次大的学术上的争论。第一次是1919－1927年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两派经济学家一派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派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第二个争论起始于三十年代，当时陈翰笙创办了中国农村研究社，他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那时金陵大学的一个美国教授卜凯也进行了许多调查，他的一万多户的农户调查数据现在仍被使用。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村经济落后，但是在解释落后的原因上，双方有分歧。卜凯认为中国农村落后的原因是人多地少，土地的承载力不够，造成农业生产没法让农户过上富足的生活。另一派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关系，封建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三十年代的另一个争论是货币本位的争论，当时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就货币以银本位、金本位还是纸币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进行了讨论。这些争论都与当时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从五四到1949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些经济学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个特性是都在国外受到系统的经济学训练，有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意识，想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另一个是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编写的著作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来之南方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寅初先生，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没有什么著作，到了南方时才有大量的著作。这一点和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当然现在南方也有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但是目前来讲，好像北方的经济学家多一点。为什么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多来自南方，而如今南方稍显落后？这可能与时代有点关系，因为在当时北方是政治中心，政治上不稳定，而经济学家一般有很强的时代使命感，北方的经济学家参与的社会运动太多了，所以没有时间来写作。南方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又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有很强的时代使命感，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南方经济学家多产的原因。我们当然希望现在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中出现你追我赶的局势，但是目前来说，北方略占优势。我们希望南北经济学家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使得南北经济学家在相互的交流之中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来。第三个特点是，旧中国有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这包括农村问题，与先进国家差距的民族矛盾。在前苏联，1929年后，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我们知道当时富国强兵是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等同而论的。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吸引力。那么这就是说，虽然有不少的从西方回来的经济学家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训练，而且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也是西方的经济学著作多，但是就是在这些受到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中，他们的思想上普遍地接受了或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三四十年代经济学家的又一共性。
1949年后，随着国土的分离，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学家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一批在大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跟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了台湾。有些人在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任教，教授现代经济学。也有人去了海外，像费景汉、邹至庄和张五常这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那时出去的，为我们华人经济学家争取了很高的荣誉，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但是人数还不多，而且除了张五常外，多数是在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享有建树。
在大陆方面，1953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后，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有很大的转变，他们的角色定位为主要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现行政策的理论依据。不过在计划时期，有三个理论方面的争论，一个是围绕五十年代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节制人口的发展，人口的发展要不要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当然从现在看来，结论是很明显的，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或是从马尔萨斯或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对于如何控制人口有不同的答案，但是都认为人口不是越多越好。可是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在当时的政治影响下是受到批判的，大家也都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另一个争论就是围绕李平心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的争论，就是生产力如何与生产关系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李平心先生认为生产关系应该是服从生产力的，不过五十年代存在一种政治观点：改变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以李平心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还围绕孙冶方先生提出的价值规律和计划规律之间关系进行了讨论。孙冶方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他认为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不能够消除价格，也不能够漠视价值规律。我们现在看来，虽然孙冶方的观点是沿着马克主义思想，用的术语和分析方法也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可是观点也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三个争论都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当时经济学家的定位有关，当时经济学家的定位是为现行的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即使你提出的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而来的，如果不符合当时的政策，那么同样会受到批判的。这是在1949年后发展的一个状况。
1979年后，改革开放标志中国经济学界春天的来临。在改革初期，还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诠释当时的政策。早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就已经决定改革开放了。在这种状况下，从经典的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事实上为改革开放减少了很多的阻力。所以，当时学习马列的学者对改革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但是现在年轻的经济学家越来越接受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对中国解决改革当中出现的新的问题，比如说，价格双轨制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和对外开放问题，在理论分析上，在澄清问题的性质上，在探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我们已经回顾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年，回顾过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展望未来。这一点我们很乐观。因为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是一个理论体系，是用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一套逻辑体系，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那么一个理论逻辑体系的重要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想评价的标准不应该是逻辑体系本身，而是来自于它所研究现象的重要性。若一个经济学逻辑体系研究的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也就越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贡献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也就会越来越大。我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也会是经济学大师辈出于中国的世纪，我们应该很乐观地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
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在美国经济评论统计的1969年到1999年所有的西方四百个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我们对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做了统计，我们没有考虑论文的质量，但是单从数量上看，基本是在加速的发展。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升高，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在国外主要的杂志发表也会越来越多。这也可以从华人经济学家在主要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上看出，七十年代后数量是增加的。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粗的统计，只根据作者的姓氏来考虑他是不是中国人，当然也有可能把一些韩国人或是马来西亚算入了中国人，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了是罗马拼音还是汉语拼音，趋势基本上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统计的不是一般杂志，是七个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它们分别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经济和统计学评论》（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应该讲在这上面发表的文章是最高水平的文章。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应该指日可待。
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我个人感觉还有一些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容易照办国外的理论。其实没有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任何理论只有在特定的制度与发展前途下，逻辑才是自洽的。但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未必可以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制度下，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看起来差不多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导致的原因可能是大相径庭。国内的一个倾向就是照办国外的理论，将国外的理论原封不动地运用到中国。另一个就是在争论时，用概念替代逻辑分析，忽视经验实证，没有考察其中的传导机制，找到一个概念就将它套用到实际问题中。在这种状况下，理论的争论就变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我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我用我的概念作为名词，你用你的概念作为名词，我觉得目前的经济理论争论中经常存在这样的争论。这会妨碍我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我在《经济研究》中写的一篇文章提到，经济学理论的争论应该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看这个理论内部逻辑是否自洽，从前提可不可以推出结论。另一个是这套逻辑自洽理论的结论和推论是否与中国的经验相一致。批评一个人的理论要么是批评他的逻辑，要么是批评他的逻辑推论与经验现象不符合。我们若找不出他的逻辑上的错误，也找不出与他的推论不吻合的现象，即使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只能暂时接受他的看法。虽然或许大家有人不同意我的这两个原则，但是我想呼吁，为了让经济学变成一个现代学科，让经济学变成一个可以添砖加瓦，让经济学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我们应该接受这两个原则。第三点就是，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下，社会经常会出现一些浮躁的思绪和急于求成的东西，一些经济学者也难免受其影响。我现在总结一下，百年以来的社会学科中，经济学应该是一个显学，是一个最受重视，学术研究也最多的学科。但自严复翻译《国富论》后，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作大多数还是属于述而不做的，只介绍国外现成的理论，或是以国外现成的理论和观点为框架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就事论事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占多数，基本上没有仔细分析理论的前提。我感觉在中国真正根据中国的现象来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和新的逻辑的理论比较少。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为了使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要以本土问题为对象，以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为方法，这也是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是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改革做出贡献以及让我们经济学界走向国际经济学殿堂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我个人相信随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要我们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必然可以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