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58期（总第280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简报之四
发布日期：2001-12-03 06:5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巫和懋教授做了题为"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的报告。巫和懋教授现任台湾大学经济系和国际企业系合聘教授，兼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巫教授关于"台湾经济学发展"的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1901年至1945年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学。这一时期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是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对其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
1945年以后，台湾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至1961年是劳工密集，轻工业进口替代时期；1962年至1979年是出口导向时期；1980年至今是科技导向时期。由于经济学发展与经济阶段有密切关联，尤其是经济政策形成影响到经济学的发展，因而巫教授以1966年台湾大学经济系筹办博士班开始学术本土化过程及1981年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成立为分水岭，将台湾经济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至1965年为战后复元时期；1966年至1980年为经济学生根时期；1981年后为萌芽时期， 对每一时期巫教授都从学术发展与经济政策形成两方面进行讨论。
1945年至1965年战后复元期，一批教授从大陆前往台湾，他们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很大，尤以蒋硕杰、刘大中教授为代表。在经济政策形成方面，蒋刘两位教授的建议成为台湾战后稳定的主要指导方针，包括注重宏观调控，控制通货膨胀，提出"汇率自由化"政策，提倡单一汇率等。当时的政策建议形成了经济学术的主流思潮，也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体现在学术本土化过程。巫教授认为只有在国内做出国际水准的研究，并为国际学界所接受才称之为学术本土化。由于当时的研究环境相当困难，经济学前辈花费了大量心血想要经济学在台湾生根。
1966年至1980年生根时期，当时学术发展过程主要依靠学术领导者，例如：蒋教授在货币理论，尤其是融资限制方面都重要贡献，多次获诺贝尔奖提名。台湾经济学发展以这批院士为领导，带领学界发展，另外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对学术发展影响很大。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新一代的经济学者，例如：陈昭南教授就是推动学术本土化的重要人物，此时的台湾大学经济系以张汉玉、施建生、王硕荣为代表阵容强大，是最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学风是学而优则仕，对经济运作和经济政策形成有好的帮助。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院士建言，内容包括：经济政策要尽可能与市场供需力量配合，尊重市场供需力量，敦促政府加速经济自由化的步骤，形成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这种经济学术与经济政策互相交互影响是在台湾学界发展的现象。
1981年至2001年萌芽时期，1981年中华经济研究院成立，成为一个正常的研究政策的管道。在学术研究上有开始开展的现象。巫教授认为由于有许多缺失之处，这一时期不能算作茁壮期，只是萌芽期。在这一时期台湾学术发展的经验在于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台湾国科会在1991年至1995年间补助3亿新台币，来提升学术研究，支持的领域广泛，但也受当时研究者的兴趣影响而偏重于数理、数量方法、国际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产业组织、人力资源、农业、自然资源和城乡资源等方面。这一阶段台湾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多，1000多名博士，每年近一亿新台币的补助，使得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逐年上升，据统计，在国际七大顶尖期刊发表的论文：1981年至1985年有两篇；1986年至1990年有五篇；1991年至1995年有四篇；1996年至2000年有四篇。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后，学术本土化得以展现，取得小有规模的成果。在经济政策上：一方面是有正常的研究政策的管道，另一方面则是"蒋王大战"，蒋教授是自由经济学派的代表；王教授则认为：利率要压低，才能让企业获得较便宜的资金，鼓励企业投资，这场辩论激起了更多人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表明经济学在台湾还是显学，而经济学者通过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从中学到了对经济学的了解。
最后，巫教授对台湾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台湾经济学的发展在实务面、政策面上有相当的贡献，政策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学而优则仕，在这一层次上发挥了经世济民学问的任务，应予以肯定。现在学界学术研究仍有变数，在七大顶尖期刊的发表有一定的瓶颈，对台湾本土的研究一向不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对大陆问题的研究一向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这种困难成为台湾经济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巫教授认为：由于两岸经济关系密切，对台湾本土任意问题的研究都无法与大陆经济发展切割，未来的研究方向会与大陆经济难以割舍，因此台湾经济学界应加强两岸关系的研究和中国大陆问题的研究，才可以突破现在遇到的瓶颈。巫教授还对当前台湾经济学术本土化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检讨：一是发表文章的瓶颈；二是学而优则仕虽然有益于国计民生，但经济学界受到了人才流失的影响；三是鼓励研究的机制不够理想，看量不看质，关键要看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及被应用的次数才能鼓励学术发展。四是学界的自我规范不足。
展望新世纪，巫教授认为台湾学术发展累积了一些经验，对本土学术如何生根看到了一个走过的途径，可以作为国内规划以后学术界发展的一些参考，同时两岸学术界有许多互补的地方，希望能够加强两岸学术界的交流，能够一起合作研究中国问题，一起向诺贝尔奖进军。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58期（总第280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简报之四
发布日期：2001-12-03 06:5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巫和懋教授做了题为"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的报告。巫和懋教授现任台湾大学经济系和国际企业系合聘教授，兼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巫教授关于"台湾经济学发展"的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1901年至1945年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学。这一时期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是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对其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
1945年以后，台湾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至1961年是劳工密集，轻工业进口替代时期；1962年至1979年是出口导向时期；1980年至今是科技导向时期。由于经济学发展与经济阶段有密切关联，尤其是经济政策形成影响到经济学的发展，因而巫教授以1966年台湾大学经济系筹办博士班开始学术本土化过程及1981年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成立为分水岭，将台湾经济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至1965年为战后复元时期；1966年至1980年为经济学生根时期；1981年后为萌芽时期， 对每一时期巫教授都从学术发展与经济政策形成两方面进行讨论。
1945年至1965年战后复元期，一批教授从大陆前往台湾，他们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很大，尤以蒋硕杰、刘大中教授为代表。在经济政策形成方面，蒋刘两位教授的建议成为台湾战后稳定的主要指导方针，包括注重宏观调控，控制通货膨胀，提出"汇率自由化"政策，提倡单一汇率等。当时的政策建议形成了经济学术的主流思潮，也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体现在学术本土化过程。巫教授认为只有在国内做出国际水准的研究，并为国际学界所接受才称之为学术本土化。由于当时的研究环境相当困难，经济学前辈花费了大量心血想要经济学在台湾生根。
1966年至1980年生根时期，当时学术发展过程主要依靠学术领导者，例如：蒋教授在货币理论，尤其是融资限制方面都重要贡献，多次获诺贝尔奖提名。台湾经济学发展以这批院士为领导，带领学界发展，另外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对学术发展影响很大。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新一代的经济学者，例如：陈昭南教授就是推动学术本土化的重要人物，此时的台湾大学经济系以张汉玉、施建生、王硕荣为代表阵容强大，是最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学风是学而优则仕，对经济运作和经济政策形成有好的帮助。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院士建言，内容包括：经济政策要尽可能与市场供需力量配合，尊重市场供需力量，敦促政府加速经济自由化的步骤，形成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这种经济学术与经济政策互相交互影响是在台湾学界发展的现象。
1981年至2001年萌芽时期，1981年中华经济研究院成立，成为一个正常的研究政策的管道。在学术研究上有开始开展的现象。巫教授认为由于有许多缺失之处，这一时期不能算作茁壮期，只是萌芽期。在这一时期台湾学术发展的经验在于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台湾国科会在1991年至1995年间补助3亿新台币，来提升学术研究，支持的领域广泛，但也受当时研究者的兴趣影响而偏重于数理、数量方法、国际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产业组织、人力资源、农业、自然资源和城乡资源等方面。这一阶段台湾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多，1000多名博士，每年近一亿新台币的补助，使得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逐年上升，据统计，在国际七大顶尖期刊发表的论文：1981年至1985年有两篇；1986年至1990年有五篇；1991年至1995年有四篇；1996年至2000年有四篇。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后，学术本土化得以展现，取得小有规模的成果。在经济政策上：一方面是有正常的研究政策的管道，另一方面则是"蒋王大战"，蒋教授是自由经济学派的代表；王教授则认为：利率要压低，才能让企业获得较便宜的资金，鼓励企业投资，这场辩论激起了更多人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表明经济学在台湾还是显学，而经济学者通过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从中学到了对经济学的了解。
最后，巫教授对台湾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台湾经济学的发展在实务面、政策面上有相当的贡献，政策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学而优则仕，在这一层次上发挥了经世济民学问的任务，应予以肯定。现在学界学术研究仍有变数，在七大顶尖期刊的发表有一定的瓶颈，对台湾本土的研究一向不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对大陆问题的研究一向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这种困难成为台湾经济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巫教授认为：由于两岸经济关系密切，对台湾本土任意问题的研究都无法与大陆经济发展切割，未来的研究方向会与大陆经济难以割舍，因此台湾经济学界应加强两岸关系的研究和中国大陆问题的研究，才可以突破现在遇到的瓶颈。巫教授还对当前台湾经济学术本土化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检讨：一是发表文章的瓶颈；二是学而优则仕虽然有益于国计民生，但经济学界受到了人才流失的影响；三是鼓励研究的机制不够理想，看量不看质，关键要看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及被应用的次数才能鼓励学术发展。四是学界的自我规范不足。
展望新世纪，巫教授认为台湾学术发展累积了一些经验，对本土学术如何生根看到了一个走过的途径，可以作为国内规划以后学术界发展的一些参考，同时两岸学术界有许多互补的地方，希望能够加强两岸学术界的交流，能够一起合作研究中国问题，一起向诺贝尔奖进军。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