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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60期(总第282期) 环境经济案例分析：北京沙尘暴的控制
发布日期：2001-12-03 06: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胡大源教授在第一届中国经济年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研讨会上就北京沙尘暴问题做学术报告，摘要如下。这次报告的内容涉及到以前的很多项研究，有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蒙古高原上的实地考察和研究。首先介绍一下环境问题的库兹涅兹曲线。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考察的是环境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曾经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议，许多人都对这条倒U字型的曲线表示怀疑，因为人们认为如果承认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先共同增长，再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国家就可以采取"先发展，后治理环境"的战略。但是，90年代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显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关系。事实上，即使承认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存在，也不一定意味着一定就是"先发展、后治理"，关键的问题是出现转折点的区域。以空气污染物为例，我们可以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可吸入颗粒物的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收入3000-16000美圆的区间中，二氧化硫的转折点大概在3000-8000美圆的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转折点的差距很大，同时，在这条曲线背后，仍然存在着许多影响环境的因素，例如科技水平、教育程度和媒体宣传力度等，都对环境起着作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对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另外，在进行跨国比较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把购买力平价（PPP）因素考虑进来，加入这个因素的分析结果同样支持我国在较早的时候实现环境治理。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看看沙尘暴加重的趋势。我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从空气污染物的情况看，我国80年代的统计数据已经比较完善，虽然其中难免有不可信的成分，因为环境系统的统计部门在表现政绩的时候往往会降低有关污染的数据值，在强调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又难免夸大，这是同数据有关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在50年代之前，我国北方沙尘暴每30年一次，60-70年代每2年1次，进入90年代后每年1次，2000年和2001年的情况更严重，2000年有11次之多。当然这里只是向大家作个警示，因为以前的爆发次数少很有可能是因为统计工作的不充分，沙尘暴确实有加重的趋势，但在我看来还没有达到这种戏剧化的程度。
沙尘暴和沙尘污染的问题在北京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在北京度过春天的人肯定会身有体会。中科院的一位院士在他的最新研究中证明，在影响北京人呼吸道健康的因素中，排在前几位依次为：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另外，国际国内的研究都很重视环境污染和与环境污染有关的行业。沙尘暴不仅影响北京市民的健康，还非常明显地影响了交通。对北京来说，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尽管奥运会在夏季举行，但国际旅游者往往会提前考虑自己的计划，关注北京的情况，沙尘暴无疑会削弱北京的国际形象。
从国际研究的角度看，美国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我们看一个对波士顿的研究，这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案例，并且已经载入了经济学教科书。这个研究表明，随着污染程度的加剧，人们愿意为清洁的空气支付更多的钱，即所谓的支付意愿问题；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清洁空气的支付意愿也随之提高。另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单独对空气污染和汽车尾气的治理作了一项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发现污染治理的收益要高于成本。
我们再回到北京的问题，我们在1996年和2000年分别作了两次调查，96年在调查中发现北京人最关注的环境问题依次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清运和城市绿化，这一结果同联合国的全球观测系统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根据联合国的这一观测结果，北京的悬浮颗粒物污染程度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中排在第五位，大大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安全标准。另外，有研究表明我国北方城市的主要悬浮颗粒物都是沙尘。因此，治理沙尘暴是当务之急。
从环境经济的角度看沙尘暴的治理，我们主要看它的成本和收益。实际上，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环境经济学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美国治理环境的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是自然科学家、技术人员、政治家和律师。只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请经济学家从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治理环境污染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有环境污染引起的医疗保健费用、环卫费用等的增加，以及能见度降低和财产的贬值。根据我们96年和2000年对北京1000户居民的问卷调查结果，96年的结果是每户每年愿为治理环境支付157元，按此估算北京200万户居民每年愿为环境污染支付的费用总值3亿元，这一支付意愿大体相当于北京从陕西引天然气入京项目的总值。从经济学家的传统看法来讲，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对环境的意愿支付也应该相应增长。我们的调查显示，96年到2000年，北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61%，对小区环境治理的支付（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增长的都在160%以上，而对空气污染的支付意愿基本没有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治理环境污染的公共物品性质，人们普遍会有"搭便车"的心理，或者抱着"谁污染，谁治理"的态度，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有人对政府治理环境能力的质疑，认为应该先治理，再收费。
传统的研究表明，沙尘源主要有四块：西伯利亚、戈壁、内蒙古高原和北京郊区。我们根据90年代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北京沙尘暴的成因作了分析，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冷空气在向南进发的过程中迅速升温，形成很大的上扬力，带起了内蒙古高原表面的大量沙尘，而北京正处在沙尘集中降落的区域。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2000年4月6日北京沙尘暴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起沙？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我们经济发展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内蒙古高原本身的变化，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问题。随着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这造成了草原的过度放牧，草场退化以及草原的大规模开垦问题。其他的一些政策和经济变化也给草原带来了相似的后果。这样作的后果十分明显，失去天然植被保护的草原非常容易受到风蚀，造成土地沙化，成为下风地区的沙尘污染源。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荒漠化，到了一定程度，这些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时间限制，我们不做深入的阐述，对此我有一篇专门的论文，其中的关键是将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放到一起进行研究，其结果具有很强的推广性，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其他情形下。我们的结论是，牧草产量和存量以及表层土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关系，当草和表层土的存量都比较丰沛的时候，可以形成一种生态平衡；但当草和表层土的存量都降到一定程度之下后，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认为的努力，也就是控制放牧和草场开垦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向良性循环发展。
说到"谁污染，谁治理"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因为沙尘源当地居民也是风蚀现象的受害者。早在80年代我们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当地就已经深受风蚀之苦，表达了寻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我们曾经实行过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以及一度过高的粮食定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国际国内通行的有三种方法：建防护林、退耕还牧和少免耕法。建防护林的方法我们比较熟悉，退耕还牧是希望还原草原生态系统，至于少免耕法则是在保存耕作制的前提下减少耕作面积。在这里我们对"绿色长城"这一曾被广为宣传和采纳的政策。因为防护林的作用区域实际上十分有限，仅局限在树高约20倍的范围内，防护林只能在这一范围内降低风速，超过这一范围，防护林带丝毫不起作用。采用防护林比较成功的案例是美国的"林网"，即在防护林的有效范围内构筑第二乃至第三防护林带，这样一来，造防护林的成本就相当客观。我们对以上的三种治理方式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并且考虑长期和动态结果，研究表明，对当地居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少免耕法，其次是退耕还牧，最后才是建防护林；如果考虑对下风地区的影响，退耕还牧成为首选方案，而建防护林仍然是最后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草本植物对地表的保护非常之好，可以有效地防风固沙。
最后的问题是治理工程的实施：我们能否在2008年成功地治理北京的沙尘暴？这次中央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拨款60亿责成国家林业局（也就是林业部）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治理沙尘暴本身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因此，许多有关部门如水利部、环境部也在争取这项拨款。如何协调各个职能不能之间，兼顾地区间的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我们需要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激励和监督机制，这仍然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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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1-12-03 06: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胡大源教授在第一届中国经济年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研讨会上就北京沙尘暴问题做学术报告，摘要如下。这次报告的内容涉及到以前的很多项研究，有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蒙古高原上的实地考察和研究。首先介绍一下环境问题的库兹涅兹曲线。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考察的是环境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曾经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议，许多人都对这条倒U字型的曲线表示怀疑，因为人们认为如果承认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先共同增长，再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国家就可以采取"先发展，后治理环境"的战略。但是，90年代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显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关系。事实上，即使承认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存在，也不一定意味着一定就是"先发展、后治理"，关键的问题是出现转折点的区域。以空气污染物为例，我们可以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可吸入颗粒物的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收入3000-16000美圆的区间中，二氧化硫的转折点大概在3000-8000美圆的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转折点的差距很大，同时，在这条曲线背后，仍然存在着许多影响环境的因素，例如科技水平、教育程度和媒体宣传力度等，都对环境起着作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对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另外，在进行跨国比较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把购买力平价（PPP）因素考虑进来，加入这个因素的分析结果同样支持我国在较早的时候实现环境治理。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看看沙尘暴加重的趋势。我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从空气污染物的情况看，我国80年代的统计数据已经比较完善，虽然其中难免有不可信的成分，因为环境系统的统计部门在表现政绩的时候往往会降低有关污染的数据值，在强调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又难免夸大，这是同数据有关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在50年代之前，我国北方沙尘暴每30年一次，60-70年代每2年1次，进入90年代后每年1次，2000年和2001年的情况更严重，2000年有11次之多。当然这里只是向大家作个警示，因为以前的爆发次数少很有可能是因为统计工作的不充分，沙尘暴确实有加重的趋势，但在我看来还没有达到这种戏剧化的程度。
沙尘暴和沙尘污染的问题在北京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在北京度过春天的人肯定会身有体会。中科院的一位院士在他的最新研究中证明，在影响北京人呼吸道健康的因素中，排在前几位依次为：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另外，国际国内的研究都很重视环境污染和与环境污染有关的行业。沙尘暴不仅影响北京市民的健康，还非常明显地影响了交通。对北京来说，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尽管奥运会在夏季举行，但国际旅游者往往会提前考虑自己的计划，关注北京的情况，沙尘暴无疑会削弱北京的国际形象。
从国际研究的角度看，美国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我们看一个对波士顿的研究，这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案例，并且已经载入了经济学教科书。这个研究表明，随着污染程度的加剧，人们愿意为清洁的空气支付更多的钱，即所谓的支付意愿问题；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清洁空气的支付意愿也随之提高。另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单独对空气污染和汽车尾气的治理作了一项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发现污染治理的收益要高于成本。
我们再回到北京的问题，我们在1996年和2000年分别作了两次调查，96年在调查中发现北京人最关注的环境问题依次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清运和城市绿化，这一结果同联合国的全球观测系统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根据联合国的这一观测结果，北京的悬浮颗粒物污染程度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中排在第五位，大大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安全标准。另外，有研究表明我国北方城市的主要悬浮颗粒物都是沙尘。因此，治理沙尘暴是当务之急。
从环境经济的角度看沙尘暴的治理，我们主要看它的成本和收益。实际上，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环境经济学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美国治理环境的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是自然科学家、技术人员、政治家和律师。只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请经济学家从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治理环境污染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有环境污染引起的医疗保健费用、环卫费用等的增加，以及能见度降低和财产的贬值。根据我们96年和2000年对北京1000户居民的问卷调查结果，96年的结果是每户每年愿为治理环境支付157元，按此估算北京200万户居民每年愿为环境污染支付的费用总值3亿元，这一支付意愿大体相当于北京从陕西引天然气入京项目的总值。从经济学家的传统看法来讲，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对环境的意愿支付也应该相应增长。我们的调查显示，96年到2000年，北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61%，对小区环境治理的支付（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增长的都在160%以上，而对空气污染的支付意愿基本没有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治理环境污染的公共物品性质，人们普遍会有"搭便车"的心理，或者抱着"谁污染，谁治理"的态度，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有人对政府治理环境能力的质疑，认为应该先治理，再收费。
传统的研究表明，沙尘源主要有四块：西伯利亚、戈壁、内蒙古高原和北京郊区。我们根据90年代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北京沙尘暴的成因作了分析，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冷空气在向南进发的过程中迅速升温，形成很大的上扬力，带起了内蒙古高原表面的大量沙尘，而北京正处在沙尘集中降落的区域。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2000年4月6日北京沙尘暴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起沙？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我们经济发展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内蒙古高原本身的变化，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问题。随着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这造成了草原的过度放牧，草场退化以及草原的大规模开垦问题。其他的一些政策和经济变化也给草原带来了相似的后果。这样作的后果十分明显，失去天然植被保护的草原非常容易受到风蚀，造成土地沙化，成为下风地区的沙尘污染源。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荒漠化，到了一定程度，这些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时间限制，我们不做深入的阐述，对此我有一篇专门的论文，其中的关键是将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放到一起进行研究，其结果具有很强的推广性，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其他情形下。我们的结论是，牧草产量和存量以及表层土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关系，当草和表层土的存量都比较丰沛的时候，可以形成一种生态平衡；但当草和表层土的存量都降到一定程度之下后，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认为的努力，也就是控制放牧和草场开垦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向良性循环发展。
说到"谁污染，谁治理"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因为沙尘源当地居民也是风蚀现象的受害者。早在80年代我们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当地就已经深受风蚀之苦，表达了寻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我们曾经实行过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以及一度过高的粮食定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国际国内通行的有三种方法：建防护林、退耕还牧和少免耕法。建防护林的方法我们比较熟悉，退耕还牧是希望还原草原生态系统，至于少免耕法则是在保存耕作制的前提下减少耕作面积。在这里我们对"绿色长城"这一曾被广为宣传和采纳的政策。因为防护林的作用区域实际上十分有限，仅局限在树高约20倍的范围内，防护林只能在这一范围内降低风速，超过这一范围，防护林带丝毫不起作用。采用防护林比较成功的案例是美国的"林网"，即在防护林的有效范围内构筑第二乃至第三防护林带，这样一来，造防护林的成本就相当客观。我们对以上的三种治理方式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并且考虑长期和动态结果，研究表明，对当地居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少免耕法，其次是退耕还牧，最后才是建防护林；如果考虑对下风地区的影响，退耕还牧成为首选方案，而建防护林仍然是最后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草本植物对地表的保护非常之好，可以有效地防风固沙。
最后的问题是治理工程的实施：我们能否在2008年成功地治理北京的沙尘暴？这次中央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拨款60亿责成国家林业局（也就是林业部）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治理沙尘暴本身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因此，许多有关部门如水利部、环境部也在争取这项拨款。如何协调各个职能不能之间，兼顾地区间的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我们需要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激励和监督机制，这仍然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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