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62期(总第284期) 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研讨会纪要
发布日期：2001-12-05 06:5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于2001年10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教授主持。他指出：提高中国的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特别是普及市场经济学的教育，我国经济和社会转轨和走向世界都很重要，在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方面，高等院校承担着意不容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会上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伟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邹恒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炼成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许罗丹教授等代表先后发言。下面是他们发言摘要。刘伟教授发言
我觉得我们经济学教育现在面临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象北大经济学院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从经济学本身来说，经济学不应成为一个显学。但是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它事实上成为一个显学，什么东西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整个社会对经济学的需求非常大，这恐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这导致我们从事经济学教学时面临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这是一个困惑。另外一个方面，国家提出要创建一百所重点大学，叫做211工程，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北大，至少有一条是世界一流的，即她的学生来源。从中国这么多考生中，经过激烈竞争来到北大，学生的素质是很高的。北大每年招的状元有几十名，大概有三分之二就在经济学科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这里，中国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学发展又有着强烈的需求和呼唤，我们做为经济学的教学单位就着非常重大的责任。一个是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个是一流的学生到这来之后，毕业的时候还是不是一流的毕业生？这就是对我们是不是一个一流大学的最根本的检验。别的我想都是虚的。
我对经济学教学有以下几点困惑。一个是中国经济学的学生学习比较累，我们现在本科生的学分比其他学科的学分要高得多。这里有管理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教学的理解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经济学教学要有两个基础，一是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一是坚实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这两个基础把我们的学生折磨得很痛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要求必须要有两个基础。过去我们传统经济、计划经济，就只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供借鉴和批判的。而西方人就学西方经济学，他们从十九世纪以后，就训练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和标准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可能只是一种流派和观点，仅作为了解。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的学生不然，要有两个基础。这两个系统的训练，放在学生有限的四年学习当中，无论是从学分上，还是在时间分布上，都是比较麻烦的，压力非常大。
第二点困惑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在大学本科包括硕士阶段的训练究竟是打基础，还是做成果？现在由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急切，变化特别快，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的要求就特别迫切，希望能尽快做出能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成果。可是经济学本身恰恰是历史的科学，它是个沉闷的学科，需要很多积累和深入的研究、体会，并不是急功近利的东西。现在评判标准越来越政策化，竟然用是否被领导人重视或批示。甚至有些学者在国外开国际研讨会时，为证明他的观点正确，就源引中国当代高级领导人的评价。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科学精神的体现，它起码反映了一种情绪：我们的经济学越来越浅薄。社会要求我们的经济学有急功近利的应用性质，如果没有这种性质，似乎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引不起所期望的人们的重视和各种关怀，这又是一个矛盾。
第三个困惑是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历史的观点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性知识的训练越来越差。有一些学生掌握了包括经济学、数学在内的工具，对西方经济学模型的认读很熟练，但是在谈到经济学命题的历史问题、制度问题、和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观念的看法时，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很多学生没有观点，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种差距一旦拉出，不是某种工具、某一个知识性缺陷的追赶问题。那么在教学上怎样才能使工具性分析性的东西和学术灵魂、学术价值取向历史价值观方面的积累能够统一起来，这也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形式的处理能力越来越高，灵魂的掌握越来越差。我还兼任《经济科学》主编，发现一些稿子很花哨，用很多复杂形式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前人都已经证明了。我们源引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的时候，有一种深刻的灵魂在里面。而这个灵魂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入，能够融合，是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本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经济学知识的引入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自觉不自觉地拿马克思的某个结论来衡量我们现在得到的某个结论。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很多不按劳动价值论办事的事情。中国同时又想把它说成是正义的事情。那么只能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把这些事情加入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里面，以说明这些事情是正义的事情。我认为，讨论价值论根本不是讨论分配问题，价值论是要说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所以十九世纪之前的经济学家都很关心价值论，包括马克思，因为它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公正性进行论证。而十九世纪中叶后期的经济学家不再关心价值论，而关心均衡价值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统治地位，牢不可破了。要讨论的核心是怎么运用它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所以它本身是要证明一种生产方式的正义性质。我们现在为了证明我们经济现象的正义性，我们通过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我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无法回答我国现在经济现象的正义性和公正性的，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个理想的东西。现在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用一个先天的教条来要求和衡量我们经济学的发展，还是通过生活的总结归纳证明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邹恒甫教授发言
我认为如果我们遵循市场的规律、竞争的规律，我们就要跟着主流派走。应该把当前的主流派经济学介绍给中国新一代的青年，尽量避免参与中国任何经济现实的争论，也避免全世界经济现实的争论。我认为素质教育很重要，《四书》、《老子》、《庄子》等书，是中华民族留给我们的一点好东西，我们要继承。所以四书、老庄、国史大纲、中国哲学史是我们必须学的。对于西方文明史、西方历史、西方经济史、西方哲学史，我们把哈佛和斯坦福的教材引进来，经济、金融和数学试验班的学生都必须学这八门文化课，在北大也这么说，在武大也这么说。这应该是北大的校长和武大的校长办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办到，我代替他们办一下。在光华管理学院，这些做为选修课和任选课。往往开始有两百人（现在有三四百人）认认真真讲起西方历史，到最后也就只剩下一二十人。在这些课程中，我们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这样学生的英语水平就大大提高了，这样专业英语课就可以免掉了，四级六级也不成问题了。在专业课方面，因为经济学中，投资和证券比较热门，所以我们把初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作为低年级的教材。第二学期学习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第三学期我们就把哈佛的博士生教材全面铺开。因为我们招来的学生，英语和数学的基础都比较好，所以后面的部分就很容易安排了。现在回到思想史的问题，我办了三个班，西方哲学，西方历史，还有国学班。其中西方历史，英法德拉丁都使用原版教材。还有国学班，我们继承清华大学国学院的传统。中国人往往不能追求形而上的东西，很容易追求形而下的东西，以前的人都学习理工科，认为理工科可以救国，实际上不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北大办一个这样的班，我把历史系的系主任，哲学系的系任，召集在一起，在红楼茶馆里谈过很多次这个事情。
卢锋教授发言
前面两位发言对我启发很大，但我想讲一个简单问题。就是讲经济学理论时，适当运用我们国家本土的事例和数据，使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学教学中为什么需要采用本土化方法，结合中国的经济现象、事例和数据？因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科学，其生命力在于在于对经济生活真实现象及其之间联系方式提出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解释，因而理论与事实、原理与经验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无疑是经济学教学的基本要求。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学生和读者，他们对自己身边的经济现象有丰富的观察经验，运用这些经验现象讲经济学的故事，能够增加经济学教学和应用性的有效性。
从我国经济学教学的历史和现状看，需要特别提出和强调这一问题。从历史看，正统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学，由于其理论体系本质规定，难以在理论假设与"活"的经济生活现象之间进行对话，因而我国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形成了理论与现实两张皮的习惯，忽视理论对现实解释力的评价标准，公众也把经济学理论看作是"宣传工具"，或是"只说不练"，没有实际功能的逻辑游戏或文字游戏。改革开放以来，在老中青几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学研究教学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国外教科书对事例与数据的生动有效运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对事例与数据运用的重视，并且很多经济学家同行在编写"中国版"经济学教科书方面也早已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然而，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学教学和教科书结合我们身边真实世界的事例与数据，仍然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中文版"经济学教科书尚未建立体系。例如，我们看到很多资质秉赋很优秀的国内经济系毕业生，对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的属性理解很弱，对利用经济学解释当天经济新闻或身边经济现象的能力很弱，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中经济学常识普遍缺乏，公共政策讨论和设计中轻率违背经济学常识的现象层出不穷。茱40?t?蕊4?鹓
20年前不会提出这一问题。因为那时的主流看法，是把经济学看作"西方经济学"，因而经济学教学的目的，编写经济学教科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作为解释实际经济现象的工具（所谓"借鉴"），而是作为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理论庸俗性和无用性的反面教材（所谓"批判"）。十年前可能也还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客观条件。当时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尚未完整确立，市场经济运行层面很多特征性属性尚未展开，因而可以用来作为阐述经济学理论的"故事"素材还比较缺乏；另外，经济数据特别是宏观数据统计体系不足之处还比较多，或者即便有数据年度样本数量还比较少。
现在情况有了实质性改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几乎在每一个经济学标准理论的分析场合，都已提供了丰富的真实生活素材。从早期农村改革引入激励机制的出人意料效果，到近年联想等企业在取得骄人业绩后仍需要通过"改制"来求解"产权"难题；从WTO谈判引发的"双赢"还是"单赢"争议，到如何规避"债转股"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从降价竞争到价格串谋；从59岁现象，VCD现象，官出数字现象，王海现象，到电信改组论战，陈家兄弟IP官司，行业自律争论，以及观察人士对国人牛奶消费量不及白酒消费的感叹;…….所有这类曾经作为大众媒体头版消息的"活"的事例，都包含了耐人寻味的经济学道理，都可用作阐述经济学原理的生动素材。另外，宏观和部门经济数据统计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很多经济变量，特别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几十年时间系列数据。因而，在经济学教学中更多运用事例和数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这些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经济学双学位的"经济学原理"教学工作，依据上述理解和教学实际经验，就想写一本"中国版经济学原理"。所谓"中国版经济学原理"不是"中国的经济学原理"--依我愚见，没有国别或区域意义上的经济学原理；它也不是"中文版经济学原理"--现在已经有很多翻译很好的"中文版经济学原理"。"中国版经济学原理"就是大量结合中国真实经济事例来介绍经济学理论，大量利用我国经济数据、特别是宏观经济时间系列数据来讨论经济学原理，就是用本土故事演绎经济学理论。这本书已经大体完成，出版后希望得到各位老师和朋友指教。
前天这里开了一个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话会，主持人问企业家，经济学家能给你们提供什么帮助。企业家就此提了很多好建议，但有一位经济学家出身的企业家，语惊四座地说经济学家毫无用处："经济学家事先没有高瞻远瞩的建议，事后顶多提供一点于事无补的精神按摩"。当然他是正话反说，但我们知道这个反话也代表了人们对经济学作用或功能的一个传统看法，就象那个著名漂气球的笑话，结论是经济学家擅长说一些总是正确但无用的话。我把它称为"幽默的无用论"。陈平教授对企业家的话提出反评，他引用凯恩斯的那段名言说，经济学家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的时候，都比人们想象的有力量，那些自以为自已不受任何一种经济学思想的支配，但是他可能是历史上某个已故的最蹩脚的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萨谬尔森也自信地说过，我只要能写公众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不在乎谁在立法。这些说法显然有自夸或自大性质。我们都知道，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作用在上述两个极端观点之间，然而实际上更靠近无用一些，还是更接近有用一些，并不是由先验因素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经济学家的工作，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在经济学教学上更好地进行本土化努力。
何炼成教授发言
从学术生涯来讲，我60年代是个"造反派"，80年代是"中间派"，现在觉得自己就要变成一个"保守派"了。我认为经济学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抓好基础课的教育。西北大学对经济学基础课程很重视，尤其重视其中五门基础课的教育。一是资本论，二是西方经济学，三是国际经济学，四是发展经济学，五是中国古近现代经济思想史。这五门课程的教学存在不少问题。从资本论来讲，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开好，但当时受到一些学生的抵制。第一界硕士只有五个人，其中只有三个人愿意学，而其中又只有两个人愿意考试。但是我们20年来一直坚持资本论的教学，认为值得学。资本论在市场经济时期仍然适用，尤其对于理论经济学专业。对于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注意师资力量从我的母校武汉大学请来一些资深老教授老师，如张培刚教授，刘迪原教授，谭宗台教授，曾期限教授等到西北大学兼职客座，普及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另一方面注意教材的使用，尝试使用7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主编的教材。
第二点是，我们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学，因为这门学问尤为适用于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原来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工业化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扩展到"八化"：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知识化。这些都和中国发展紧密相连。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符合发展经济学原理的理论。张培刚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实行工业化，也就是从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后来刘易斯，舒尔茨等西方学者的学术发展就沿着这条路线。80年代，张培刚教授仍在继续对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张教授的引路给了我们很好的帮助。现在北大尤其是中心经济研究中心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很多卓越见解。另外，光华和经济学院，南开，复旦，武汉，华中理工，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我认为，现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可以从发展经济学这方面入手。关于中国历代发展思想，我认为每个学经济的学生都应该懂得一些。三个代表指出要代表优秀文化，先进文化，先进文化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它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先秦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儒家，法家，道家，名家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论述，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包括了丰富的辩证法，对当前经济发展有着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第三点，曾经提出两个三不方针。一是："不惟上，不惟书，不惟师"，是"不惟上，不惟书"是陈云同志讲的，"不畏师"是我们提出的。提倡要打破对上面的迷信，打破对苏联的迷信，还要打破对老师的迷信，不管什么老师都是这样。允许学生与老师辩论，提出不同看法，对经典文献质疑。第二个三不方针是："不戴帽子，不抓棍子，不拿辫子"。这是50年代毛主席提出的。我们还加一个"不装档案"。所以我们的学生出来思想比较开放。很多学生提出很多很尖锐而有见地的意见。有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张维迎的，他两次提出不同思想，都遭到了上面一些人的压制，甚至通知我们校方对他大批判，但是校方领导坚决抵制，顶住了压力。我们认为学术就是学术，一定要追求学术自由》。
第四点，我们提出"走出去，请进来"政策。"走出去"是指先后派出30多人次出国学习；"请进来"是指先后聘请150多个兼职教授来我校任教，比如毛老师，樊纲教授等都是我们的兼职教授。我们海在北大还聘请了很多教授，比如厉以宁，萧灼基等教授。我们甚至还请到了Klein，和Morris两位诺奖得主。
第五点，我们要求所培养的博士硕士"胸怀大目标，路从脚下走"。起点要高，眼界要宽。放眼世界，立足西部。刻苦攻关，联合全国同仁，问鼎诺贝尔奖。中国建国50年以来，特别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时期，有充分的条件。我想我们只要努力，诺贝尔奖就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张军教授发言
刘伟所讲的问题在复旦大学同样存在。我是比较晚的在81年进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当时有很多有实力的老师，现在很多人都去世了。我觉得当时学的西方经济学没有什麽教材的，都是用自己编的一些教材。而且主要的内容是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史和经济的思想，主要的精力是念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复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队伍是比较强大的，由老中青的三代人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当然主要的课程设置也是这方面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关于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方面，宋承先先生亲自编了一本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本提要。张熏华老师也编写提要，今天已经成为复旦大学考博士生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时间去年资本论，而是要念她的资本论提要。然后就是政治经济学，蒋学模老师编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他的书现在还在用。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本科生有没有用这本书，但是考博士的学生得看他的书，发行量已经达到两千万多册，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很抱歉我对复旦大学教学方面接触不是很多，虽然我也很重视。虽然我也教学，但我不是很了解我们的课程表。但我印象中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大量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已经被压缩，压缩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可以想象许多教师的工作量变得很小了，很多人要休息了。现在很多人还是愿意休息的，但是现在是将教学工作量与酬金挂钩，而且酬金的单价越来越高，大约是两三百元钱吧。所以如果要我不上课我可以一年都不上课的，因为工作量紧缺，大家都想竞争工作量。这个变化的受益者肯定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所以我想经济中心这边也有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他们有这方面的体会。复旦的情况介于邹恒甫和刘伟所讲的之间。大量传统的东西已经在复旦大学消失，现在基本上还是和北大差不多的。若看课程结构的话，我注意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金融学科比较重要。复旦大学的金融学院以及金融教学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个我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事实上许多资源的投入已朝这个方面走了。金融方面的课程在增加，我们在师资方面也引入大量这方面的人才，引进很多做金融方面的学者。
林毅夫提到南方经济学家问题，我现在不能理解的是，南方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是比较稳定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南方能不能成长出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可能也是我们大家也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一个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是一个方面，若把教学和科研分开来看是有问题的，所以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是一样，校领导和下面都在争论：要办一个研究性的大学，是不是就对教学不太重视。事实上我不相信没有研究的学者上课有很好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和北大以及经济中心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就是对教师研究的投入不足。这可以部分解释在南方比较优秀的经济学家是比较少的。我想大量老师（在我看来）在做咨询，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咨询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比较普遍的是，许多教师都在相互攀比谁有车子，上海财经大学晚上门口停满车子，复旦大学的车子数量还不够，很多人为此在奋斗，三年五年的计划要怎麽样。上海的机会比较多，许多教师将精力分出一部分的话，收入的回报会比较高，所以他们可以在上海很好的经营自己，而不需要将主要的精力用在科研方面。我想这个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尽管如此，复旦大学经济教学以及经济学院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引进了比较好的人才。另外，像复旦这样的学校，目前的优势之一就是还能招到比较好的学生。有了这样好的学生就对我们的教学和科研潜在的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和挑战。复旦大学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怎样将经济学的教学提高上去。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基本赞成，不能自己去编很多教材，经济学教材的引进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源。我们目前经济学教学中所用的教材都是原版教材以及翻译教材，不想在另外去编自己的教材。另外，我想我们国内经济学家的一些研究文献和出版的作品应该说对我们学生的影响很大。我想这个情况在中国所有高校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实际上，这些经济学文献在高校经济学领域很重要而且已经越来越重要。看过这些文献的学生对这些经济学家非常崇拜，并且已经记住他们的名字。这说明学生对经济学的研究非常认真。看了许多这样的文献而且还做出相应的评论。这样的学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的主要想法是：目前也在赶，动力主要来自学生。我们能找到比较好的学生（起码是南方比较的学生），尤其是经济学院集中了好学生中的比较优秀的。所以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中，复旦大学还是能够比较出色的。我们需要南北合作。事实上，北方经济学家通过作品和文献影响南方的学生。我希望经济学年会能够延续下去，这是南北分享经济学资源的一个比较好的手段。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南方能够涌现比较好的经济学家，即使他们可能最后会在北方，在北大，在中心成名，但我还是将他们看成南方的经济学家。
周立群教授发言
（周教授首先利用大量数据对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情况给以概况）。由于近几年在高等院校里，尤其是一些专业的学院行政化，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浓，使得我们平时的教学和科研都没办法做，使得我最近这段时间不得不对这方面进行一些处理和改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把一些基本背景介绍一下，其中的有关分析省略掉。中国高校各个科类在校生的发展速度，我们总体有一个概览（把军事学等几个学科删掉）。经济学学科门类已经次于法学和文学，是在九五期间发展最快的学科。全国经济管理类学生在校生人数在全国在校生中的比例在21%以上，1999年我们在校生人数达到154万，去年年底在校人数已经达到184万。这是一个总体情况。我们的本专科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各自在全国的比例和人数：本专科生比例达到21%，研究生占13%多，博士生占6.7%，而从事经济管理教学的老师在全国教师队伍的比例不到8%，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经济管理门类教师工作责任和所从事的教学任务是非常重大的，经济学的教育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点支撑，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教育的水平的高低以及质量的好坏将对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二，根据国家的十五规划和今后十年发展规划对今后二十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做的一个测算，结果是2010年时在校的经济学门类的学生将达到 340万，到2020年时将达到600多万。这是一个总体概貌。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恐怕要从这个总体情况来审视和考虑我们在这方面的很多战略的思考。我把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和初步的考虑提出来。在这里，我们将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和财经类作为同义语来考虑，因为在统计上不易划分。我们经济学的教育恐怕要放在全球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突出经济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经济的互动，要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和规格上与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内在的结合起来。恐怕经济学的教育上要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恐怕要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对应性要考虑。我们的人才素质结构能力与经济结构的生级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相吻合，要适当超前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这是一个考虑。我们经济学教育，专业建设，课程体系，要很好的考虑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良性的互动。特别是要适应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法律贸易咨询等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的这种需要要加快复合型和外向型紧缺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新一轮的复合型和外向型紧缺人才的培养。
第三，目前经济学的专业点都是由教育部来审批的，一共有1544个，分布在我国不同地区。能够看出来，像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发展很快，在这方面人才要求也特别强烈，但布局不多，这都是我们原来计划体制延续下来的布局，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从这一点出发，教育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要与我们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要有一个连动的问题。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上应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的一个重要支撑。人才的规格和专业的建设应该与区域经济城市化的水平同步提升，并与地区的产业结构保持动态的平衡。这尽管已经超出作为一个教师考虑的问题，国家教育的大格局上要考虑这个问题。
第四，在1544个经济学的本科的专业点分布在四类不同的学校，其中财经类的大学以及综合性的大学占到一半，另外一半是分布在工科的院校，其他类型的院校，包括医学院，农学院以及其他类型的学校，像军事院校和师范院校等。显然分布在这五百多所学校里，在人才培养的力量上和师资的队伍上，原有的底蕴上恐怕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从这一点出发，经济学教育确实要考虑在结构上和布局上有所分工，要注意它的差异化和层次化。在一些学科或者是师资队伍雄厚的重点院校在人才的结构规格层次上要适当上移，也就是说经济学英才的培养恐怕要集中在这些学校。同时大量的一般性的适应性的复合型的应用人才的培养恐怕就需要分布在其他学校。
许罗丹教授发言
人们经常说广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沙漠，或者是一群没有灵魂的商人，但是我们还在做大学教师，首先就要看学生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每年都做学生的跟踪调查，从出校到一两年后他们在干什麽。一般情形从本科学生来看，经济类的学生离开岭南后有40%得到金融机构，30%左右去了跨国公司或一些乡镇企业，还有10%左右留校或到国内其他学校继续读书，每年有7%到8%到国外去，剩下一些可能就当了自己的老板。这是一个趋势，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就会说，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们究竟给他们什麽，他们出去的时候从学校学到的东西有用还是没用。可能我们这里学的都是一些形而下学的东西。在学校里要求本科教学145-150学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公共课，包括政治教育和大学英语，20学分全校的共选课，学院真能控制的就是70左右学分。岭南本科招生时完全文理不分，生源来自不同地区，统一培养， 共有17门共同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贸易，财政金融等。二年级学完这些课程后自由选择专业。在邹恒甫老师的帮助下，1998年开始办数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专业，命名为金融数学双学位，很受欢迎。关于考试机制，我们希望给同学更多发扬自觉精神的机会，而不是感觉象是在监管他们，努力给他们更多自由。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62期(总第284期) 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研讨会纪要
发布日期：2001-12-05 06:5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于2001年10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教授主持。他指出：提高中国的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特别是普及市场经济学的教育，我国经济和社会转轨和走向世界都很重要，在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方面，高等院校承担着意不容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会上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伟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邹恒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炼成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许罗丹教授等代表先后发言。下面是他们发言摘要。刘伟教授发言
我觉得我们经济学教育现在面临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象北大经济学院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从经济学本身来说，经济学不应成为一个显学。但是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它事实上成为一个显学，什么东西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整个社会对经济学的需求非常大，这恐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这导致我们从事经济学教学时面临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这是一个困惑。另外一个方面，国家提出要创建一百所重点大学，叫做211工程，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北大，至少有一条是世界一流的，即她的学生来源。从中国这么多考生中，经过激烈竞争来到北大，学生的素质是很高的。北大每年招的状元有几十名，大概有三分之二就在经济学科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这里，中国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学发展又有着强烈的需求和呼唤，我们做为经济学的教学单位就着非常重大的责任。一个是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个是一流的学生到这来之后，毕业的时候还是不是一流的毕业生？这就是对我们是不是一个一流大学的最根本的检验。别的我想都是虚的。
我对经济学教学有以下几点困惑。一个是中国经济学的学生学习比较累，我们现在本科生的学分比其他学科的学分要高得多。这里有管理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教学的理解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经济学教学要有两个基础，一是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一是坚实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这两个基础把我们的学生折磨得很痛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要求必须要有两个基础。过去我们传统经济、计划经济，就只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供借鉴和批判的。而西方人就学西方经济学，他们从十九世纪以后，就训练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和标准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可能只是一种流派和观点，仅作为了解。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的学生不然，要有两个基础。这两个系统的训练，放在学生有限的四年学习当中，无论是从学分上，还是在时间分布上，都是比较麻烦的，压力非常大。
第二点困惑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在大学本科包括硕士阶段的训练究竟是打基础，还是做成果？现在由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急切，变化特别快，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的要求就特别迫切，希望能尽快做出能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成果。可是经济学本身恰恰是历史的科学，它是个沉闷的学科，需要很多积累和深入的研究、体会，并不是急功近利的东西。现在评判标准越来越政策化，竟然用是否被领导人重视或批示。甚至有些学者在国外开国际研讨会时，为证明他的观点正确，就源引中国当代高级领导人的评价。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科学精神的体现，它起码反映了一种情绪：我们的经济学越来越浅薄。社会要求我们的经济学有急功近利的应用性质，如果没有这种性质，似乎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引不起所期望的人们的重视和各种关怀，这又是一个矛盾。
第三个困惑是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历史的观点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性知识的训练越来越差。有一些学生掌握了包括经济学、数学在内的工具，对西方经济学模型的认读很熟练，但是在谈到经济学命题的历史问题、制度问题、和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观念的看法时，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很多学生没有观点，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种差距一旦拉出，不是某种工具、某一个知识性缺陷的追赶问题。那么在教学上怎样才能使工具性分析性的东西和学术灵魂、学术价值取向历史价值观方面的积累能够统一起来，这也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形式的处理能力越来越高，灵魂的掌握越来越差。我还兼任《经济科学》主编，发现一些稿子很花哨，用很多复杂形式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前人都已经证明了。我们源引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的时候，有一种深刻的灵魂在里面。而这个灵魂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入，能够融合，是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本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经济学知识的引入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自觉不自觉地拿马克思的某个结论来衡量我们现在得到的某个结论。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很多不按劳动价值论办事的事情。中国同时又想把它说成是正义的事情。那么只能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把这些事情加入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里面，以说明这些事情是正义的事情。我认为，讨论价值论根本不是讨论分配问题，价值论是要说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所以十九世纪之前的经济学家都很关心价值论，包括马克思，因为它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公正性进行论证。而十九世纪中叶后期的经济学家不再关心价值论，而关心均衡价值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统治地位，牢不可破了。要讨论的核心是怎么运用它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所以它本身是要证明一种生产方式的正义性质。我们现在为了证明我们经济现象的正义性，我们通过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我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无法回答我国现在经济现象的正义性和公正性的，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个理想的东西。现在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用一个先天的教条来要求和衡量我们经济学的发展，还是通过生活的总结归纳证明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邹恒甫教授发言
我认为如果我们遵循市场的规律、竞争的规律，我们就要跟着主流派走。应该把当前的主流派经济学介绍给中国新一代的青年，尽量避免参与中国任何经济现实的争论，也避免全世界经济现实的争论。我认为素质教育很重要，《四书》、《老子》、《庄子》等书，是中华民族留给我们的一点好东西，我们要继承。所以四书、老庄、国史大纲、中国哲学史是我们必须学的。对于西方文明史、西方历史、西方经济史、西方哲学史，我们把哈佛和斯坦福的教材引进来，经济、金融和数学试验班的学生都必须学这八门文化课，在北大也这么说，在武大也这么说。这应该是北大的校长和武大的校长办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办到，我代替他们办一下。在光华管理学院，这些做为选修课和任选课。往往开始有两百人（现在有三四百人）认认真真讲起西方历史，到最后也就只剩下一二十人。在这些课程中，我们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这样学生的英语水平就大大提高了，这样专业英语课就可以免掉了，四级六级也不成问题了。在专业课方面，因为经济学中，投资和证券比较热门，所以我们把初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作为低年级的教材。第二学期学习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第三学期我们就把哈佛的博士生教材全面铺开。因为我们招来的学生，英语和数学的基础都比较好，所以后面的部分就很容易安排了。现在回到思想史的问题，我办了三个班，西方哲学，西方历史，还有国学班。其中西方历史，英法德拉丁都使用原版教材。还有国学班，我们继承清华大学国学院的传统。中国人往往不能追求形而上的东西，很容易追求形而下的东西，以前的人都学习理工科，认为理工科可以救国，实际上不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北大办一个这样的班，我把历史系的系主任，哲学系的系任，召集在一起，在红楼茶馆里谈过很多次这个事情。
卢锋教授发言
前面两位发言对我启发很大，但我想讲一个简单问题。就是讲经济学理论时，适当运用我们国家本土的事例和数据，使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学教学中为什么需要采用本土化方法，结合中国的经济现象、事例和数据？因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科学，其生命力在于在于对经济生活真实现象及其之间联系方式提出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解释，因而理论与事实、原理与经验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无疑是经济学教学的基本要求。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学生和读者，他们对自己身边的经济现象有丰富的观察经验，运用这些经验现象讲经济学的故事，能够增加经济学教学和应用性的有效性。
从我国经济学教学的历史和现状看，需要特别提出和强调这一问题。从历史看，正统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学，由于其理论体系本质规定，难以在理论假设与"活"的经济生活现象之间进行对话，因而我国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形成了理论与现实两张皮的习惯，忽视理论对现实解释力的评价标准，公众也把经济学理论看作是"宣传工具"，或是"只说不练"，没有实际功能的逻辑游戏或文字游戏。改革开放以来，在老中青几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学研究教学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国外教科书对事例与数据的生动有效运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对事例与数据运用的重视，并且很多经济学家同行在编写"中国版"经济学教科书方面也早已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然而，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学教学和教科书结合我们身边真实世界的事例与数据，仍然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中文版"经济学教科书尚未建立体系。例如，我们看到很多资质秉赋很优秀的国内经济系毕业生，对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的属性理解很弱，对利用经济学解释当天经济新闻或身边经济现象的能力很弱，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中经济学常识普遍缺乏，公共政策讨论和设计中轻率违背经济学常识的现象层出不穷。茱40?t?蕊4?鹓
20年前不会提出这一问题。因为那时的主流看法，是把经济学看作"西方经济学"，因而经济学教学的目的，编写经济学教科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作为解释实际经济现象的工具（所谓"借鉴"），而是作为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理论庸俗性和无用性的反面教材（所谓"批判"）。十年前可能也还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客观条件。当时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尚未完整确立，市场经济运行层面很多特征性属性尚未展开，因而可以用来作为阐述经济学理论的"故事"素材还比较缺乏；另外，经济数据特别是宏观数据统计体系不足之处还比较多，或者即便有数据年度样本数量还比较少。
现在情况有了实质性改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几乎在每一个经济学标准理论的分析场合，都已提供了丰富的真实生活素材。从早期农村改革引入激励机制的出人意料效果，到近年联想等企业在取得骄人业绩后仍需要通过"改制"来求解"产权"难题；从WTO谈判引发的"双赢"还是"单赢"争议，到如何规避"债转股"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从降价竞争到价格串谋；从59岁现象，VCD现象，官出数字现象，王海现象，到电信改组论战，陈家兄弟IP官司，行业自律争论，以及观察人士对国人牛奶消费量不及白酒消费的感叹;…….所有这类曾经作为大众媒体头版消息的"活"的事例，都包含了耐人寻味的经济学道理，都可用作阐述经济学原理的生动素材。另外，宏观和部门经济数据统计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很多经济变量，特别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几十年时间系列数据。因而，在经济学教学中更多运用事例和数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这些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经济学双学位的"经济学原理"教学工作，依据上述理解和教学实际经验，就想写一本"中国版经济学原理"。所谓"中国版经济学原理"不是"中国的经济学原理"--依我愚见，没有国别或区域意义上的经济学原理；它也不是"中文版经济学原理"--现在已经有很多翻译很好的"中文版经济学原理"。"中国版经济学原理"就是大量结合中国真实经济事例来介绍经济学理论，大量利用我国经济数据、特别是宏观经济时间系列数据来讨论经济学原理，就是用本土故事演绎经济学理论。这本书已经大体完成，出版后希望得到各位老师和朋友指教。
前天这里开了一个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话会，主持人问企业家，经济学家能给你们提供什么帮助。企业家就此提了很多好建议，但有一位经济学家出身的企业家，语惊四座地说经济学家毫无用处："经济学家事先没有高瞻远瞩的建议，事后顶多提供一点于事无补的精神按摩"。当然他是正话反说，但我们知道这个反话也代表了人们对经济学作用或功能的一个传统看法，就象那个著名漂气球的笑话，结论是经济学家擅长说一些总是正确但无用的话。我把它称为"幽默的无用论"。陈平教授对企业家的话提出反评，他引用凯恩斯的那段名言说，经济学家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的时候，都比人们想象的有力量，那些自以为自已不受任何一种经济学思想的支配，但是他可能是历史上某个已故的最蹩脚的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萨谬尔森也自信地说过，我只要能写公众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不在乎谁在立法。这些说法显然有自夸或自大性质。我们都知道，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作用在上述两个极端观点之间，然而实际上更靠近无用一些，还是更接近有用一些，并不是由先验因素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经济学家的工作，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在经济学教学上更好地进行本土化努力。
何炼成教授发言
从学术生涯来讲，我60年代是个"造反派"，80年代是"中间派"，现在觉得自己就要变成一个"保守派"了。我认为经济学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抓好基础课的教育。西北大学对经济学基础课程很重视，尤其重视其中五门基础课的教育。一是资本论，二是西方经济学，三是国际经济学，四是发展经济学，五是中国古近现代经济思想史。这五门课程的教学存在不少问题。从资本论来讲，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开好，但当时受到一些学生的抵制。第一界硕士只有五个人，其中只有三个人愿意学，而其中又只有两个人愿意考试。但是我们20年来一直坚持资本论的教学，认为值得学。资本论在市场经济时期仍然适用，尤其对于理论经济学专业。对于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注意师资力量从我的母校武汉大学请来一些资深老教授老师，如张培刚教授，刘迪原教授，谭宗台教授，曾期限教授等到西北大学兼职客座，普及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另一方面注意教材的使用，尝试使用7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主编的教材。
第二点是，我们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学，因为这门学问尤为适用于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原来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工业化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扩展到"八化"：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知识化。这些都和中国发展紧密相连。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符合发展经济学原理的理论。张培刚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实行工业化，也就是从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后来刘易斯，舒尔茨等西方学者的学术发展就沿着这条路线。80年代，张培刚教授仍在继续对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张教授的引路给了我们很好的帮助。现在北大尤其是中心经济研究中心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很多卓越见解。另外，光华和经济学院，南开，复旦，武汉，华中理工，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我认为，现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可以从发展经济学这方面入手。关于中国历代发展思想，我认为每个学经济的学生都应该懂得一些。三个代表指出要代表优秀文化，先进文化，先进文化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它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先秦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儒家，法家，道家，名家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论述，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包括了丰富的辩证法，对当前经济发展有着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第三点，曾经提出两个三不方针。一是："不惟上，不惟书，不惟师"，是"不惟上，不惟书"是陈云同志讲的，"不畏师"是我们提出的。提倡要打破对上面的迷信，打破对苏联的迷信，还要打破对老师的迷信，不管什么老师都是这样。允许学生与老师辩论，提出不同看法，对经典文献质疑。第二个三不方针是："不戴帽子，不抓棍子，不拿辫子"。这是50年代毛主席提出的。我们还加一个"不装档案"。所以我们的学生出来思想比较开放。很多学生提出很多很尖锐而有见地的意见。有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张维迎的，他两次提出不同思想，都遭到了上面一些人的压制，甚至通知我们校方对他大批判，但是校方领导坚决抵制，顶住了压力。我们认为学术就是学术，一定要追求学术自由》。
第四点，我们提出"走出去，请进来"政策。"走出去"是指先后派出30多人次出国学习；"请进来"是指先后聘请150多个兼职教授来我校任教，比如毛老师，樊纲教授等都是我们的兼职教授。我们海在北大还聘请了很多教授，比如厉以宁，萧灼基等教授。我们甚至还请到了Klein，和Morris两位诺奖得主。
第五点，我们要求所培养的博士硕士"胸怀大目标，路从脚下走"。起点要高，眼界要宽。放眼世界，立足西部。刻苦攻关，联合全国同仁，问鼎诺贝尔奖。中国建国50年以来，特别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时期，有充分的条件。我想我们只要努力，诺贝尔奖就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张军教授发言
刘伟所讲的问题在复旦大学同样存在。我是比较晚的在81年进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当时有很多有实力的老师，现在很多人都去世了。我觉得当时学的西方经济学没有什麽教材的，都是用自己编的一些教材。而且主要的内容是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史和经济的思想，主要的精力是念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复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队伍是比较强大的，由老中青的三代人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当然主要的课程设置也是这方面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关于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方面，宋承先先生亲自编了一本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本提要。张熏华老师也编写提要，今天已经成为复旦大学考博士生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时间去年资本论，而是要念她的资本论提要。然后就是政治经济学，蒋学模老师编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他的书现在还在用。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本科生有没有用这本书，但是考博士的学生得看他的书，发行量已经达到两千万多册，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很抱歉我对复旦大学教学方面接触不是很多，虽然我也很重视。虽然我也教学，但我不是很了解我们的课程表。但我印象中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大量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已经被压缩，压缩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可以想象许多教师的工作量变得很小了，很多人要休息了。现在很多人还是愿意休息的，但是现在是将教学工作量与酬金挂钩，而且酬金的单价越来越高，大约是两三百元钱吧。所以如果要我不上课我可以一年都不上课的，因为工作量紧缺，大家都想竞争工作量。这个变化的受益者肯定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所以我想经济中心这边也有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他们有这方面的体会。复旦的情况介于邹恒甫和刘伟所讲的之间。大量传统的东西已经在复旦大学消失，现在基本上还是和北大差不多的。若看课程结构的话，我注意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金融学科比较重要。复旦大学的金融学院以及金融教学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个我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事实上许多资源的投入已朝这个方面走了。金融方面的课程在增加，我们在师资方面也引入大量这方面的人才，引进很多做金融方面的学者。
林毅夫提到南方经济学家问题，我现在不能理解的是，南方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是比较稳定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南方能不能成长出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可能也是我们大家也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一个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是一个方面，若把教学和科研分开来看是有问题的，所以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是一样，校领导和下面都在争论：要办一个研究性的大学，是不是就对教学不太重视。事实上我不相信没有研究的学者上课有很好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和北大以及经济中心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就是对教师研究的投入不足。这可以部分解释在南方比较优秀的经济学家是比较少的。我想大量老师（在我看来）在做咨询，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咨询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比较普遍的是，许多教师都在相互攀比谁有车子，上海财经大学晚上门口停满车子，复旦大学的车子数量还不够，很多人为此在奋斗，三年五年的计划要怎麽样。上海的机会比较多，许多教师将精力分出一部分的话，收入的回报会比较高，所以他们可以在上海很好的经营自己，而不需要将主要的精力用在科研方面。我想这个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尽管如此，复旦大学经济教学以及经济学院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引进了比较好的人才。另外，像复旦这样的学校，目前的优势之一就是还能招到比较好的学生。有了这样好的学生就对我们的教学和科研潜在的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和挑战。复旦大学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怎样将经济学的教学提高上去。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基本赞成，不能自己去编很多教材，经济学教材的引进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源。我们目前经济学教学中所用的教材都是原版教材以及翻译教材，不想在另外去编自己的教材。另外，我想我们国内经济学家的一些研究文献和出版的作品应该说对我们学生的影响很大。我想这个情况在中国所有高校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实际上，这些经济学文献在高校经济学领域很重要而且已经越来越重要。看过这些文献的学生对这些经济学家非常崇拜，并且已经记住他们的名字。这说明学生对经济学的研究非常认真。看了许多这样的文献而且还做出相应的评论。这样的学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的主要想法是：目前也在赶，动力主要来自学生。我们能找到比较好的学生（起码是南方比较的学生），尤其是经济学院集中了好学生中的比较优秀的。所以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中，复旦大学还是能够比较出色的。我们需要南北合作。事实上，北方经济学家通过作品和文献影响南方的学生。我希望经济学年会能够延续下去，这是南北分享经济学资源的一个比较好的手段。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南方能够涌现比较好的经济学家，即使他们可能最后会在北方，在北大，在中心成名，但我还是将他们看成南方的经济学家。
周立群教授发言
（周教授首先利用大量数据对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情况给以概况）。由于近几年在高等院校里，尤其是一些专业的学院行政化，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浓，使得我们平时的教学和科研都没办法做，使得我最近这段时间不得不对这方面进行一些处理和改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把一些基本背景介绍一下，其中的有关分析省略掉。中国高校各个科类在校生的发展速度，我们总体有一个概览（把军事学等几个学科删掉）。经济学学科门类已经次于法学和文学，是在九五期间发展最快的学科。全国经济管理类学生在校生人数在全国在校生中的比例在21%以上，1999年我们在校生人数达到154万，去年年底在校人数已经达到184万。这是一个总体情况。我们的本专科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各自在全国的比例和人数：本专科生比例达到21%，研究生占13%多，博士生占6.7%，而从事经济管理教学的老师在全国教师队伍的比例不到8%，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经济管理门类教师工作责任和所从事的教学任务是非常重大的，经济学的教育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点支撑，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教育的水平的高低以及质量的好坏将对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二，根据国家的十五规划和今后十年发展规划对今后二十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做的一个测算，结果是2010年时在校的经济学门类的学生将达到 340万，到2020年时将达到600多万。这是一个总体概貌。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恐怕要从这个总体情况来审视和考虑我们在这方面的很多战略的思考。我把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和初步的考虑提出来。在这里，我们将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和财经类作为同义语来考虑，因为在统计上不易划分。我们经济学的教育恐怕要放在全球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突出经济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经济的互动，要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和规格上与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内在的结合起来。恐怕经济学的教育上要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恐怕要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对应性要考虑。我们的人才素质结构能力与经济结构的生级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相吻合，要适当超前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这是一个考虑。我们经济学教育，专业建设，课程体系，要很好的考虑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良性的互动。特别是要适应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法律贸易咨询等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的这种需要要加快复合型和外向型紧缺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新一轮的复合型和外向型紧缺人才的培养。
第三，目前经济学的专业点都是由教育部来审批的，一共有1544个，分布在我国不同地区。能够看出来，像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发展很快，在这方面人才要求也特别强烈，但布局不多，这都是我们原来计划体制延续下来的布局，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从这一点出发，教育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要与我们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要有一个连动的问题。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上应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的一个重要支撑。人才的规格和专业的建设应该与区域经济城市化的水平同步提升，并与地区的产业结构保持动态的平衡。这尽管已经超出作为一个教师考虑的问题，国家教育的大格局上要考虑这个问题。
第四，在1544个经济学的本科的专业点分布在四类不同的学校，其中财经类的大学以及综合性的大学占到一半，另外一半是分布在工科的院校，其他类型的院校，包括医学院，农学院以及其他类型的学校，像军事院校和师范院校等。显然分布在这五百多所学校里，在人才培养的力量上和师资的队伍上，原有的底蕴上恐怕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从这一点出发，经济学教育确实要考虑在结构上和布局上有所分工，要注意它的差异化和层次化。在一些学科或者是师资队伍雄厚的重点院校在人才的结构规格层次上要适当上移，也就是说经济学英才的培养恐怕要集中在这些学校。同时大量的一般性的适应性的复合型的应用人才的培养恐怕就需要分布在其他学校。
许罗丹教授发言
人们经常说广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沙漠，或者是一群没有灵魂的商人，但是我们还在做大学教师，首先就要看学生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每年都做学生的跟踪调查，从出校到一两年后他们在干什麽。一般情形从本科学生来看，经济类的学生离开岭南后有40%得到金融机构，30%左右去了跨国公司或一些乡镇企业，还有10%左右留校或到国内其他学校继续读书，每年有7%到8%到国外去，剩下一些可能就当了自己的老板。这是一个趋势，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就会说，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们究竟给他们什麽，他们出去的时候从学校学到的东西有用还是没用。可能我们这里学的都是一些形而下学的东西。在学校里要求本科教学145-150学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公共课，包括政治教育和大学英语，20学分全校的共选课，学院真能控制的就是70左右学分。岭南本科招生时完全文理不分，生源来自不同地区，统一培养， 共有17门共同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贸易，财政金融等。二年级学完这些课程后自由选择专业。在邹恒甫老师的帮助下，1998年开始办数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专业，命名为金融数学双学位，很受欢迎。关于考试机制，我们希望给同学更多发扬自觉精神的机会，而不是感觉象是在监管他们，努力给他们更多自由。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