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63期(总第285期) 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研讨会纪要
发布日期：2001-12-05 07: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于2001年10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经济学研究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主持。陈平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李稻葵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王则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邹恒甫教授等代表先后发言。下面是他们发言摘要。陈平教授发言
林毅夫主任对于中国得诺贝尔奖的前景很乐观，但是我的危机感却很沉重。今天记者问我："大家都提出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冲击，那么究竟在那些领域有希望?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一问题。在1900年初进入20世纪的时候，英国皇家科学院召开年会，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当时做主席发言的是当时最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姆逊，他说可惜的是天上还有两朵乌云。仅仅5年之后，两朵乌云就变成了两场风暴，一朵是相对论，一朵是量子力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经济学现在面临的形势和物理学1900年的形势是一样的。
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全都面临严重的挑战。首先，微观就只讲企业理论，只许规模递减，不许规模递增，所以我们的微观经济学是不能解释劳动分工的。而Adam Smith的《国富论》头三章讲的就是劳动分工。其二，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理论都跟经济波动有关，有好几大流派，一派认为根本不应该有经济波动,也就根本不应该有宏观经济学,要有问题就是噪声驱动,这就是第一个的获诺贝尔奖的"噪声驱动模型", 计量经济学就是这个基本思想,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白色噪声,如果他是对的话,那就相当于热力学第二类永动机是对的，而这完全是错的。事实上，物理学家在1930年就证明，噪声冲击的阻尼谐振子应该是指数衰减的。所以在我知道的获诺贝尔奖的科学里面，从来没有证明过是对的、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但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的，只有经济学，所以我的危机感非常严重。第三，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时回归分析，即假设这个系统是可计系统，我们现在做"混沌"的人都知道大部分系统都是不可计系统，那怎么能作回归？而且，我知道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可以证明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是不对的。理性预期的第二号人物Sargent写了一本书叫《有界理性》，事实上已经退到他的对立面去了。统计学家认为自己做的是应用统计学，统计学不承认计量经济学是其严格分支，因为小样本作出的计算机模拟很难有严格证明。所以对这些基本方法有这样大程度的疑问，就说明几个问题：一，经济学家任重道远，二，我要稍微修改卢锋教授的引语，我们不是受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愚弄，而是受一些时髦理论的愚弄，包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微观基础理论和噪声驱动理论等。
然而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从中国的观察可以挑战西方主流理论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倡导者之一林毅夫。在今年创立的Gale Johnson讲座的第一位讲演人，不是西方主流派的经济学家，而是林毅夫，而他的讲演内容就是挑战现在最时髦的内增长理论。大家都只道，Solow认为增长是收敛的，而Lucas认为增长是发散的，用规模递增来解释各国发展差别。林毅夫用他的基本比较优势理论挑战Lucas的内增长理论，得到去年诺贝尔奖得主Heckman的认可。所以我认为，假如中国经济学界能够出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人就不应该是象当年清华的留美预备班，仅仅拷贝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向美国的名牌大学输送博士生人才，而是应该观察到中国所不能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的现象，提出能够有意义让人重新思考经济学基础的问题。好问题的提出可以推进经济学的前进，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讨论很多的不是问题。要提出好问题，需要对方法有所贡献，遗憾的是，首届经济年会没有关于方法论的专题研讨。我们方法上要更新。比如杨小凯注意到了劳动分工的问题，但用的办法还是优化均衡的办法，无法取得突破。
最后我补充一下，我对在座的各位对北大的过高期望非常忧虑，我和邹衡甫都不是北大毕业的，我们感到在北大非常难做研究，就象20年代胡适提出巴黎不适合作研究一样，然而，严济慈对此回答道："只有在巴黎还能作研究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做研究的人。"所以我想，能够在北大这个环境中，能够不受金钱、政治、时髦观点的冲击，认真冷静地向问题，是很难却是应该做的。所以相对来讲，非北大的学者相对有更好的机会。北大有个很好的学术传统是兼容并包，但是又有其很致命的弱点：即各个学派之间互不交锋。最近中心正在努力倡导改变这个现象，我们提倡举行semilar，不同观点互相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想现在我们就当场实验,，请各位讨论：到底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那些重要的进展？我们和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方面的改革？
茅于轼先生发言
我提倡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有爱的人，首先要给他们自由。但是我的朋友提醒我，也要给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我现在进一步说，也要给敌人以自由。我说的敌人是各位,你不给他自由，他变成敌人了，互相干涉就是敌人。哈耶克说过一句话："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成不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虽然做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有观察能力和深刻见解的经济学家。因此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不仅仅只是经济学，我们要懂得思想，懂得哲学，懂得历史。现在中国最重大的问题，都应当进入到经济学家的视野里面来。什么是最重大的问题？拿政治经济学的眼光来分析一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我们不能因为这是一条高压线就躲得远远的。我们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改革20多年，在政治方面的进步是很大的，只是我们不太敢想，缺乏考虑。我们要去感觉考虑这些问题，没有什么问题经济学家不可以动的。
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帕雷托改进，就是交换，因为交换的时候两个人都能得到利益。但是我们要提出：为什么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出现几千年之后，也就是二三百年以前才出现？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的交换制度不能发展起来？我的回答是：因为人和人不平等。交换的双方必须是平等的自由人。因此制度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权问题。我们看现在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国家，都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凡是人权被践踏的国家，没有一个经济发展得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总结。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个经济系统里面，如果有自由交换加上信息的充分沟通，他必然形成一个价格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均衡价格。偏离了一般均衡价格，经济效率就要降低。如果没有价格，就更完蛋了。为什么计划经济搞不通，就是因为它产生不了价格。所谓的交易费用，是产生价格的成本，交易能够产生价格。价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劳动创造的，它是有成本的。因此交易费用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如果人类历史还要继续存在几千年几百年的话，交易势必存在，价格必需要有。没有价格，我们所有资源配置的方向就没有了。
李稻葵教授发言
非常高兴来到北京大学跟大家交流中国经济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本人是清华的，来北大怀着崇敬的心情。另外也很惭愧，清华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研究环境。我要讲三个问题。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有没有可能对经济学产生一些影响？二、如果可能，则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领域对经济学产生冲击？三、在那些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改进？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很有意思的是，它们完全以国界为划分依据。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没有什么重大贡献，代表人物有哈佛的杰佛里·萨克斯及其追随者。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现实很好解释，完全无需修改现存的经济学知识或产生新的理论。在国内，尤其是北大，主流观点是应该产生新的理论和知识。理由是第一中国经济是个大经济，第二制度变迁十分剧烈，这两条就足以使经济学产生变化。
我同意结论，但认为分析还不够。举个反例，日本的经济曾经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产生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也没有产生有贡献的经济学理论。韩国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所以光说转型条件是不够的。第二点条件在于中国经济根植的文化是主轴文化。西方经济学来自于基督教这一主轴文化。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文明都是很重要的文明。中国的文明也是世界上的主轴文明，中国人是有可能在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
第三，以什么方式做贡献？我认为这是几代人的问题。设想几种方式。一种观点是完全只研究中国自己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经济学是个完整的科学，有统一的研究对象。二是会产生中国学派，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众多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有一大批的经济学家，从中国的问题观察出发，对已有的经济学提出挑战，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提出质问。当然具体怎样研究，那是个人的自由。我认为有三种方式，一是完全研究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政策作出贡献，这很重要。二是完全研究主流经济学方法，这部分的成就值得骄傲，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学家的地位。三是抓住中国经济现象，问一个普遍性问题。这样的经济学才有可能作出一些贡献。
王则柯教授发言
刚才谈到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我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属于全人类的，不会有一门专门的中国经济学。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对于全人类的贡献，不仅仅属于中国。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是一个远期展望，近期没有太大的可能。所以，我有很大的兴趣写一些普及性的文章。
我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学处于一个缺乏学术标准的年代，许多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基本概念都是混乱的。并不是坐到什么位置就有什么学问。我想说一下张五常教授，他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我认为他现在没落了。张五常教授说现在不需要学什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我认为他这样说是误人子弟的。
再来谈一谈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大家现在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本科生比硕士生好，硕士生比博士生好。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入学考试看经济学博士生的培养》，我规定博士生入学考试必需要考50分的微观经济学题目，结果47个报考的人中只有9个人高于30分。可见对经济学的掌握是不够的。我还的确知道我们那边兄弟院校中录取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存在权钱交易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严肃面对并解决。姚洋教授发言
我同意稻葵的看法，我们应该对现有的经济学提出一些挑战，而不是成立一些学派或者说什么中国经济学。每个成功的研究都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但不是谁都可以站的。我们知道，牛顿的肩膀上只站了一个爱因斯坦。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中国的经济现实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美国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但是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不过几个而已，我们不知道下面有多少人的积累。最多一部分毕业的Ph.D都是去做了技术员，较好的去教书，更好的最后才成了大家。大家是我们看到的，但是下面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印度出了两个诺奖得主，这是很多年积累下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印度的经济一塌糊涂。我们不希望中国出了很多大经济学家，但是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些脚踏实地的研究。有很多人的积累，才可能几十年以后出经济学大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以后的成功打一些基础。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杂志《经济学季刊》，这是林教授高瞻远瞩的一个计划。我们想给中国经济学提供一个平台，强调实证性的研究，反对假大空。我们要用中国人的语言，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做起，从小处做起，这样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最终做出比较大的成就。
邹恒甫教授发言
记得James Tobin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有人问他在哈佛读书时最崇拜谁，受谁的影响最大，他说是熊彼得，因为从熊彼得哪里学了做经济学的样子。在国际贸易中，《国富论》很多篇章是对重商主义的攻击，但是我恰恰是对重商主义辩护的。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一点创建性都没有，认为亚当斯密得不到诺贝尔奖，只不过总结了几个前人的问题，包括劳动的分工、看不见的手等。我个人感觉，经济学是一种艺术的体操。
我最喜欢教书，与学生打交道比较舒服；第二是比较喜欢看书，第三是痛苦的写文章。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很好的想法。我把歌德的话倒过来说："生命总是灰色的，只有理论之树常青。"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只有十年。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尽心地思考理论，疯狂地思考，不要急功近利。
互相评论部分
李稻葵：衡甫是我的老同学，从上学时起，我听他的谬论最多。我不同意他说的学术生涯只有十年。我们首先要享受研究，享受经济学。这就像足球，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
茅于轼：我要挑战陈平。我不赞成把学问瞄准在诺贝尔奖上。我认为经济学家最应该关注地是现实问题，而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各种大问题。《道德经》中有一句话:"人其无私，方得成其私"。要想发财，首先要把财富看得很淡。要得诺贝尔奖，同样也先要把诺贝尔奖看得很淡。
陈平：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和茅老师观点一致，这个问题是记者提出的。我很反对诸如中国需要诺贝尔奖之类的说法。诺贝尔奖中很多也是垃圾，很多没有得诺奖的往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要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享受，看淡名利。现在研究我国东北经济历史，最终要用的材料是侵华日军做的《华北满铁档案》，我们自己几乎没做什么东西。现在实在的研究很少，我们要提倡多做实证研究。我们要提倡互相评论的风气，做review的工作。
邹恒甫：我对理论的看法是历史、数学、哲学是第一流的，而经济学是第三流的。这是我的偏见，正因为我的这个偏见，我得生活过得很有意义。因为正是做不好的东西对于我是很有意义的。我出几个题目，做好的很有可能得诺奖。第一，什么是货币？第二，劳动的收益分配理论再加上资本该怎么处理？第三，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
我很惭愧，1991年我已经得博士学位2年了，却没有读过《四书》。我连四书都没看过，怎么能研究中国历史？我提倡大家多研究《四书》，《道德经》，《资治通鉴》等中国传统文化。
王则柯：茅老师有很多深刻的看法，尤其是关于人权状况方面。但是我想到一个例子新加坡，他的人权状况不是最坏也不是最好，综合国力却很强。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给我们启示。我们要明白一个比较基本的启示，不一定是钱多了，人们就快乐了，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别的追求。我想如果把这些追求体现在经济学里面，会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我不会原谅任何不讲真话的人。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63期(总第285期) 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研讨会纪要
发布日期：2001-12-05 07: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于2001年10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经济学研究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主持。陈平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李稻葵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王则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邹恒甫教授等代表先后发言。下面是他们发言摘要。陈平教授发言
林毅夫主任对于中国得诺贝尔奖的前景很乐观，但是我的危机感却很沉重。今天记者问我："大家都提出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冲击，那么究竟在那些领域有希望?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一问题。在1900年初进入20世纪的时候，英国皇家科学院召开年会，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当时做主席发言的是当时最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姆逊，他说可惜的是天上还有两朵乌云。仅仅5年之后，两朵乌云就变成了两场风暴，一朵是相对论，一朵是量子力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经济学现在面临的形势和物理学1900年的形势是一样的。
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全都面临严重的挑战。首先，微观就只讲企业理论，只许规模递减，不许规模递增，所以我们的微观经济学是不能解释劳动分工的。而Adam Smith的《国富论》头三章讲的就是劳动分工。其二，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理论都跟经济波动有关，有好几大流派，一派认为根本不应该有经济波动,也就根本不应该有宏观经济学,要有问题就是噪声驱动,这就是第一个的获诺贝尔奖的"噪声驱动模型", 计量经济学就是这个基本思想,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白色噪声,如果他是对的话,那就相当于热力学第二类永动机是对的，而这完全是错的。事实上，物理学家在1930年就证明，噪声冲击的阻尼谐振子应该是指数衰减的。所以在我知道的获诺贝尔奖的科学里面，从来没有证明过是对的、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但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的，只有经济学，所以我的危机感非常严重。第三，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时回归分析，即假设这个系统是可计系统，我们现在做"混沌"的人都知道大部分系统都是不可计系统，那怎么能作回归？而且，我知道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可以证明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是不对的。理性预期的第二号人物Sargent写了一本书叫《有界理性》，事实上已经退到他的对立面去了。统计学家认为自己做的是应用统计学，统计学不承认计量经济学是其严格分支，因为小样本作出的计算机模拟很难有严格证明。所以对这些基本方法有这样大程度的疑问，就说明几个问题：一，经济学家任重道远，二，我要稍微修改卢锋教授的引语，我们不是受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愚弄，而是受一些时髦理论的愚弄，包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微观基础理论和噪声驱动理论等。
然而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从中国的观察可以挑战西方主流理论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倡导者之一林毅夫。在今年创立的Gale Johnson讲座的第一位讲演人，不是西方主流派的经济学家，而是林毅夫，而他的讲演内容就是挑战现在最时髦的内增长理论。大家都只道，Solow认为增长是收敛的，而Lucas认为增长是发散的，用规模递增来解释各国发展差别。林毅夫用他的基本比较优势理论挑战Lucas的内增长理论，得到去年诺贝尔奖得主Heckman的认可。所以我认为，假如中国经济学界能够出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人就不应该是象当年清华的留美预备班，仅仅拷贝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向美国的名牌大学输送博士生人才，而是应该观察到中国所不能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的现象，提出能够有意义让人重新思考经济学基础的问题。好问题的提出可以推进经济学的前进，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讨论很多的不是问题。要提出好问题，需要对方法有所贡献，遗憾的是，首届经济年会没有关于方法论的专题研讨。我们方法上要更新。比如杨小凯注意到了劳动分工的问题，但用的办法还是优化均衡的办法，无法取得突破。
最后我补充一下，我对在座的各位对北大的过高期望非常忧虑，我和邹衡甫都不是北大毕业的，我们感到在北大非常难做研究，就象20年代胡适提出巴黎不适合作研究一样，然而，严济慈对此回答道："只有在巴黎还能作研究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做研究的人。"所以我想，能够在北大这个环境中，能够不受金钱、政治、时髦观点的冲击，认真冷静地向问题，是很难却是应该做的。所以相对来讲，非北大的学者相对有更好的机会。北大有个很好的学术传统是兼容并包，但是又有其很致命的弱点：即各个学派之间互不交锋。最近中心正在努力倡导改变这个现象，我们提倡举行semilar，不同观点互相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想现在我们就当场实验,，请各位讨论：到底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那些重要的进展？我们和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方面的改革？
茅于轼先生发言
我提倡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有爱的人，首先要给他们自由。但是我的朋友提醒我，也要给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我现在进一步说，也要给敌人以自由。我说的敌人是各位,你不给他自由，他变成敌人了，互相干涉就是敌人。哈耶克说过一句话："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成不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虽然做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有观察能力和深刻见解的经济学家。因此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不仅仅只是经济学，我们要懂得思想，懂得哲学，懂得历史。现在中国最重大的问题，都应当进入到经济学家的视野里面来。什么是最重大的问题？拿政治经济学的眼光来分析一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我们不能因为这是一条高压线就躲得远远的。我们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改革20多年，在政治方面的进步是很大的，只是我们不太敢想，缺乏考虑。我们要去感觉考虑这些问题，没有什么问题经济学家不可以动的。
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帕雷托改进，就是交换，因为交换的时候两个人都能得到利益。但是我们要提出：为什么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出现几千年之后，也就是二三百年以前才出现？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的交换制度不能发展起来？我的回答是：因为人和人不平等。交换的双方必须是平等的自由人。因此制度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权问题。我们看现在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国家，都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凡是人权被践踏的国家，没有一个经济发展得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总结。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个经济系统里面，如果有自由交换加上信息的充分沟通，他必然形成一个价格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均衡价格。偏离了一般均衡价格，经济效率就要降低。如果没有价格，就更完蛋了。为什么计划经济搞不通，就是因为它产生不了价格。所谓的交易费用，是产生价格的成本，交易能够产生价格。价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劳动创造的，它是有成本的。因此交易费用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如果人类历史还要继续存在几千年几百年的话，交易势必存在，价格必需要有。没有价格，我们所有资源配置的方向就没有了。
李稻葵教授发言
非常高兴来到北京大学跟大家交流中国经济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本人是清华的，来北大怀着崇敬的心情。另外也很惭愧，清华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研究环境。我要讲三个问题。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有没有可能对经济学产生一些影响？二、如果可能，则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领域对经济学产生冲击？三、在那些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改进？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很有意思的是，它们完全以国界为划分依据。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没有什么重大贡献，代表人物有哈佛的杰佛里·萨克斯及其追随者。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现实很好解释，完全无需修改现存的经济学知识或产生新的理论。在国内，尤其是北大，主流观点是应该产生新的理论和知识。理由是第一中国经济是个大经济，第二制度变迁十分剧烈，这两条就足以使经济学产生变化。
我同意结论，但认为分析还不够。举个反例，日本的经济曾经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产生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也没有产生有贡献的经济学理论。韩国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所以光说转型条件是不够的。第二点条件在于中国经济根植的文化是主轴文化。西方经济学来自于基督教这一主轴文化。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文明都是很重要的文明。中国的文明也是世界上的主轴文明，中国人是有可能在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
第三，以什么方式做贡献？我认为这是几代人的问题。设想几种方式。一种观点是完全只研究中国自己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经济学是个完整的科学，有统一的研究对象。二是会产生中国学派，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众多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有一大批的经济学家，从中国的问题观察出发，对已有的经济学提出挑战，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提出质问。当然具体怎样研究，那是个人的自由。我认为有三种方式，一是完全研究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政策作出贡献，这很重要。二是完全研究主流经济学方法，这部分的成就值得骄傲，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学家的地位。三是抓住中国经济现象，问一个普遍性问题。这样的经济学才有可能作出一些贡献。
王则柯教授发言
刚才谈到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我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属于全人类的，不会有一门专门的中国经济学。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对于全人类的贡献，不仅仅属于中国。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是一个远期展望，近期没有太大的可能。所以，我有很大的兴趣写一些普及性的文章。
我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学处于一个缺乏学术标准的年代，许多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基本概念都是混乱的。并不是坐到什么位置就有什么学问。我想说一下张五常教授，他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我认为他现在没落了。张五常教授说现在不需要学什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我认为他这样说是误人子弟的。
再来谈一谈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大家现在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本科生比硕士生好，硕士生比博士生好。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入学考试看经济学博士生的培养》，我规定博士生入学考试必需要考50分的微观经济学题目，结果47个报考的人中只有9个人高于30分。可见对经济学的掌握是不够的。我还的确知道我们那边兄弟院校中录取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存在权钱交易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严肃面对并解决。姚洋教授发言
我同意稻葵的看法，我们应该对现有的经济学提出一些挑战，而不是成立一些学派或者说什么中国经济学。每个成功的研究都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但不是谁都可以站的。我们知道，牛顿的肩膀上只站了一个爱因斯坦。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中国的经济现实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美国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但是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不过几个而已，我们不知道下面有多少人的积累。最多一部分毕业的Ph.D都是去做了技术员，较好的去教书，更好的最后才成了大家。大家是我们看到的，但是下面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印度出了两个诺奖得主，这是很多年积累下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印度的经济一塌糊涂。我们不希望中国出了很多大经济学家，但是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些脚踏实地的研究。有很多人的积累，才可能几十年以后出经济学大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以后的成功打一些基础。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杂志《经济学季刊》，这是林教授高瞻远瞩的一个计划。我们想给中国经济学提供一个平台，强调实证性的研究，反对假大空。我们要用中国人的语言，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做起，从小处做起，这样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最终做出比较大的成就。
邹恒甫教授发言
记得James Tobin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有人问他在哈佛读书时最崇拜谁，受谁的影响最大，他说是熊彼得，因为从熊彼得哪里学了做经济学的样子。在国际贸易中，《国富论》很多篇章是对重商主义的攻击，但是我恰恰是对重商主义辩护的。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一点创建性都没有，认为亚当斯密得不到诺贝尔奖，只不过总结了几个前人的问题，包括劳动的分工、看不见的手等。我个人感觉，经济学是一种艺术的体操。
我最喜欢教书，与学生打交道比较舒服；第二是比较喜欢看书，第三是痛苦的写文章。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很好的想法。我把歌德的话倒过来说："生命总是灰色的，只有理论之树常青。"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只有十年。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尽心地思考理论，疯狂地思考，不要急功近利。
互相评论部分
李稻葵：衡甫是我的老同学，从上学时起，我听他的谬论最多。我不同意他说的学术生涯只有十年。我们首先要享受研究，享受经济学。这就像足球，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
茅于轼：我要挑战陈平。我不赞成把学问瞄准在诺贝尔奖上。我认为经济学家最应该关注地是现实问题，而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各种大问题。《道德经》中有一句话:"人其无私，方得成其私"。要想发财，首先要把财富看得很淡。要得诺贝尔奖，同样也先要把诺贝尔奖看得很淡。
陈平：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和茅老师观点一致，这个问题是记者提出的。我很反对诸如中国需要诺贝尔奖之类的说法。诺贝尔奖中很多也是垃圾，很多没有得诺奖的往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要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享受，看淡名利。现在研究我国东北经济历史，最终要用的材料是侵华日军做的《华北满铁档案》，我们自己几乎没做什么东西。现在实在的研究很少，我们要提倡多做实证研究。我们要提倡互相评论的风气，做review的工作。
邹恒甫：我对理论的看法是历史、数学、哲学是第一流的，而经济学是第三流的。这是我的偏见，正因为我的这个偏见，我得生活过得很有意义。因为正是做不好的东西对于我是很有意义的。我出几个题目，做好的很有可能得诺奖。第一，什么是货币？第二，劳动的收益分配理论再加上资本该怎么处理？第三，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
我很惭愧，1991年我已经得博士学位2年了，却没有读过《四书》。我连四书都没看过，怎么能研究中国历史？我提倡大家多研究《四书》，《道德经》，《资治通鉴》等中国传统文化。
王则柯：茅老师有很多深刻的看法，尤其是关于人权状况方面。但是我想到一个例子新加坡，他的人权状况不是最坏也不是最好，综合国力却很强。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给我们启示。我们要明白一个比较基本的启示，不一定是钱多了，人们就快乐了，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别的追求。我想如果把这些追求体现在经济学里面，会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我不会原谅任何不讲真话的人。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