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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64期(总第286期) 林毅夫教授谈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
发布日期：2001-12-23 07:0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我国思想界先行者严复翻译《国富论》100周年的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在北大纪念严复先师，同时召开首届经济学年会。两天会议就要结束了，作为这次学术活动发起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我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经济学家和领导、各位同辈经济学家、各界人士和同学们参加会议。最后，我想就今天下午讨论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把现在同100年前严复翻译《国富论》时期的情况做个比较，有很多共同点。100年前中国处于从闭关走向面对世界挑战的时代，中国在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落后于西方，也有必要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我们跟严复所处的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此前马列主义独尊一家，而且还是不允许发展的马列主义，只不过是从经典中寻找对现实政策作解释的条条框框。经济学界如此，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要发展，就要引进国外比较先进的能对我们有帮助的社会科学思想。然而，我们也有跟严复那个时代不同之处。在严复那个时代中国整个国力正在走下坡路，中国当时面临整个民族会不会消亡的问题，危机意识特别强，民族自尊心特别弱。但是现在情况是，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正在往上走，所以我们对未来的展望与严复时期对未来的展望不一样，我们现在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加强了。而且当前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严复时代能做的只是将西方先进的东西引进来，很难有所创新。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我们感到有可能对世界的社会思潮发展做出贡献。我有一个信念，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来自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对重要现象背后的逻辑做出演绎。随着被解释现象重要性的提高，理论的贡献也就提高了。姚洋博士刚才指出在《美国经济评论》或芝加哥的《政治经济学杂志》或哈佛的《经济学季刊》上面发表的很多问题经常只是很不显眼很不重要的问题，但为什麽这些问题能在国际最一流的杂志上发表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在美国一个很小的问题的发生就可能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很大影响。在这种状况下这些小问题就有国际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意义就会提高。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天讨论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用什么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外主流经济学确实数学用的非常复杂，方法论上非常艰深。对这一问题怎样来评价呢？在国外经济学界有一个非统计的说法，就是美国有五万经济学教授，但美国经济却没有多少大问题可以研究。美国是一个非常成熟稳定的国家，不像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问题比较多，那麽多的学者经过高度的分工后只能从方法的技术水平上来比较高低，只能比试谁做得更深更细。其它学科的发展好像也走过类似情况，包括在文学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唐诗喜欢看早唐的唐诗，看宋词喜欢看早宋的宋词。早唐时期诗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那时作诗的人没有那麽多，中唐晚唐做诗的人很多，所以就更多地讲究技巧性的东西。我想西方的经济学发展似乎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经济学在西方读的人很多，教的人也很多，经济学家也很多，但是没有多少好的问题可以研究了。美国经济学家若研究别的国家比如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他们擅长研究的是美国问题，而美国问题又没有那麽多，最后只能从方法的技术性上讲究。我提这个问题不是说不应学数学，而是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如要走向世界的话，要被主流接受，确实需要掌握复杂的数学。但同时我必须提出，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就必须从重要的经济现象中找问题，并从这些问题中总结出一个逻辑体系，然后用包括数学等技术方法加以处理。
比如，在80年代，卢卡斯和克鲁格曼对内生增长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数学复杂。其实他们真正的贡献是在古典Solow 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内生增长理论，用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科研的投入不足和发达国家投的很多，来解释为什麽古典模型中的收敛状态没有出现。所以，一方面要注重方法论，一方面要注意在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快速的经济转型，快速的发展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相对于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说都是新问题。因为，国外理论都是在社会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完善的前提下构建的。我们可以总结这些新问题背后的经济逻辑，然后用西方主流的数学方法加以分析。
我想我们向Nobel的进军也为期不远了。如果不在我们这一代，肯定在下一代。学问必须经历一代人到两代人，我们要有这样的耐性，然后扎扎实实的做好我们的工作。通过这几天的讨论，让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经济问题需要解决，经济学家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但我们是否准备好来承担学生和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认为这方面我们准备的还不太足。原因是对西方理论我们是不是完全掌握了。在我们教学的领域里面，是不是对自己专业的学科发展状况以及前沿在什麽地方掌握了。在这点上面我非常同意陈平的一个主张，就是每个老师应该在两年，三年或者每一年对自己所在专业领域做一个文献综述。你必须自己先了解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麽，然后你才有办法教好学生现在应该往哪些方向去理解这些问题。这方面我想我们准备不足。但是理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任何理论都有地区性。外国的经济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所以单单了解国外先进理论还不够，我们经济学家要能在理论方面做出创新。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做理论创新方面的工作确实不足。"我们坐在金山上，却不知道去挖金矿"。在理论上有拿来主义，像严复早期。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很有需要来推动这一事情。一方面应该明确我们怎样才能做好研究，怎样做好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包括把基础理论教好，另一方面应该对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理论的教和研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要做到这些，一方面要有平台，一方面要有标准，由此相互推动。比如，在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诸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要出版《经济学季刊》，主要是想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在这一发表的平台上，有一个新的规范，希望大家能热情响应并推动这一举措。我们办经济学年会，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想提倡一种新的方式。只要我们把这些事情坚持下去，立志于本土研究，以一种新的研究规范进行研究，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促进中国的经济研究。我相信二十一世纪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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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我国思想界先行者严复翻译《国富论》100周年的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在北大纪念严复先师，同时召开首届经济学年会。两天会议就要结束了，作为这次学术活动发起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我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经济学家和领导、各位同辈经济学家、各界人士和同学们参加会议。最后，我想就今天下午讨论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把现在同100年前严复翻译《国富论》时期的情况做个比较，有很多共同点。100年前中国处于从闭关走向面对世界挑战的时代，中国在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落后于西方，也有必要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我们跟严复所处的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此前马列主义独尊一家，而且还是不允许发展的马列主义，只不过是从经典中寻找对现实政策作解释的条条框框。经济学界如此，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要发展，就要引进国外比较先进的能对我们有帮助的社会科学思想。然而，我们也有跟严复那个时代不同之处。在严复那个时代中国整个国力正在走下坡路，中国当时面临整个民族会不会消亡的问题，危机意识特别强，民族自尊心特别弱。但是现在情况是，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正在往上走，所以我们对未来的展望与严复时期对未来的展望不一样，我们现在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加强了。而且当前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严复时代能做的只是将西方先进的东西引进来，很难有所创新。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我们感到有可能对世界的社会思潮发展做出贡献。我有一个信念，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来自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对重要现象背后的逻辑做出演绎。随着被解释现象重要性的提高，理论的贡献也就提高了。姚洋博士刚才指出在《美国经济评论》或芝加哥的《政治经济学杂志》或哈佛的《经济学季刊》上面发表的很多问题经常只是很不显眼很不重要的问题，但为什麽这些问题能在国际最一流的杂志上发表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在美国一个很小的问题的发生就可能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很大影响。在这种状况下这些小问题就有国际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意义就会提高。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天讨论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用什么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外主流经济学确实数学用的非常复杂，方法论上非常艰深。对这一问题怎样来评价呢？在国外经济学界有一个非统计的说法，就是美国有五万经济学教授，但美国经济却没有多少大问题可以研究。美国是一个非常成熟稳定的国家，不像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问题比较多，那麽多的学者经过高度的分工后只能从方法的技术水平上来比较高低，只能比试谁做得更深更细。其它学科的发展好像也走过类似情况，包括在文学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唐诗喜欢看早唐的唐诗，看宋词喜欢看早宋的宋词。早唐时期诗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那时作诗的人没有那麽多，中唐晚唐做诗的人很多，所以就更多地讲究技巧性的东西。我想西方的经济学发展似乎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经济学在西方读的人很多，教的人也很多，经济学家也很多，但是没有多少好的问题可以研究了。美国经济学家若研究别的国家比如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他们擅长研究的是美国问题，而美国问题又没有那麽多，最后只能从方法的技术性上讲究。我提这个问题不是说不应学数学，而是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如要走向世界的话，要被主流接受，确实需要掌握复杂的数学。但同时我必须提出，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就必须从重要的经济现象中找问题，并从这些问题中总结出一个逻辑体系，然后用包括数学等技术方法加以处理。
比如，在80年代，卢卡斯和克鲁格曼对内生增长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数学复杂。其实他们真正的贡献是在古典Solow 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内生增长理论，用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科研的投入不足和发达国家投的很多，来解释为什麽古典模型中的收敛状态没有出现。所以，一方面要注重方法论，一方面要注意在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快速的经济转型，快速的发展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相对于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说都是新问题。因为，国外理论都是在社会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完善的前提下构建的。我们可以总结这些新问题背后的经济逻辑，然后用西方主流的数学方法加以分析。
我想我们向Nobel的进军也为期不远了。如果不在我们这一代，肯定在下一代。学问必须经历一代人到两代人，我们要有这样的耐性，然后扎扎实实的做好我们的工作。通过这几天的讨论，让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经济问题需要解决，经济学家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但我们是否准备好来承担学生和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认为这方面我们准备的还不太足。原因是对西方理论我们是不是完全掌握了。在我们教学的领域里面，是不是对自己专业的学科发展状况以及前沿在什麽地方掌握了。在这点上面我非常同意陈平的一个主张，就是每个老师应该在两年，三年或者每一年对自己所在专业领域做一个文献综述。你必须自己先了解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麽，然后你才有办法教好学生现在应该往哪些方向去理解这些问题。这方面我想我们准备不足。但是理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任何理论都有地区性。外国的经济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所以单单了解国外先进理论还不够，我们经济学家要能在理论方面做出创新。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做理论创新方面的工作确实不足。"我们坐在金山上，却不知道去挖金矿"。在理论上有拿来主义，像严复早期。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很有需要来推动这一事情。一方面应该明确我们怎样才能做好研究，怎样做好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包括把基础理论教好，另一方面应该对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理论的教和研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要做到这些，一方面要有平台，一方面要有标准，由此相互推动。比如，在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诸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要出版《经济学季刊》，主要是想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在这一发表的平台上，有一个新的规范，希望大家能热情响应并推动这一举措。我们办经济学年会，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想提倡一种新的方式。只要我们把这些事情坚持下去，立志于本土研究，以一种新的研究规范进行研究，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促进中国的经济研究。我相信二十一世纪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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