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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35期（总第451期）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04-09-20 07:0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谋求两岸经济共同繁荣——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从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每两年召开一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轮流在北京和台北举办。2004年8月30日，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探讨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会议首先由中研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管中闽教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先后致词，他们一致认为在两岸经济联系不断加深背景下，加强经济研究领域学术交流合作，对推进两岸经济发展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本期简报报道上午讨论的主要内容，下期简报报道下午内容
进入WTO对台湾石油产业的影响
台湾中研院经济所梁启源研究员报告这一论文。台湾于2001年11月加入WTO。加入WTO对台湾的出口产业有所帮助，但对台湾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如农业和石油等冲击较大。在2000年之前，台湾石油市场由中国石油（CPC）一家垄断。除零售外，从勘探到炼制等一系列都由它来做。虽然台湾从1990年前后开始申请加入WTO，政府和民间对此也都有所准备，但CPC生产率进步仍然有限。从1997年CPC成本数据看来，除燃料油外，汽油、柴油等其他石油产品的成本普遍比国外进口高。总体而言，CPC的石油产品的平均成本比国外进口产品高出20%。原因应当与CPC的国营和垄断性质有关。国营公司制度比较僵化，财政预算、决算、政策制定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比较刚性；国营公司会有一些来自政府的政策性负担，诸如策略性储油、稳定价格、补贴等；另外，冗员因素也对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台湾政府和相关企业对石油市场开放做了调整准备。从1987年开始，台湾政府一系列相关措施，如开放加油站，价格松绑，开放炼油业，开放进口燃料油。台塑石化运转表明市场基本放开，所以故不再采用油价调整公式，价格由市场决定。加入WTO伴随的关税下调，会导致空气污染加重。为了减轻对空气质量造成的负面的外部影响，在降低关税同时政府提高“货物税”，并且在原油和进口石油产品上征收了“石油基金克征”，作为政府战略储备。
CPC从1990到2002年间采取的应对市场逐步放开的策略主要包括：1）机构重组，以利润为导向进行管理；2）以优退的方式减少冗员；3）借鉴泰国的成功经验扩大零售系统（加油站）；4）加强研发；5）降低或消除政策性负担；6）设法民营化。第5和6改革需要以石油管理法修改为前提，所以直到入世前一个月才完成。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估计可以看出，这些策略产生了积极效果。
论文主要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开放后油价变动对石油整体产业以及城市污染（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模型中包括生产者模型、消费者模型、技术模型等等。分析结果显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表现为物价降低了0.74%，产出增加将近0.4%，能源需求增加。论文结论是，1999-2002年间国际油价上涨了将近一倍，但台湾油价调整只有27%。其中有台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但主要原因在于自由化和加入WTO的作用，如为了迎应市场自由化，中国石油公司本身进行调整，政府采取了一些推动开放政策。台湾石油开放为其他经济体国营事业应对自由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案例。
大陆近年钢铁景气和调控政策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钢铁经济”课题研究，他在会议上报告了这一课题部分初步发现。他首先从产量、进口、价格、投资不同角度观察了我国钢铁业近年高速增长的事实，然后着重讨论了钢铁增长的国际背景、国内供求面支持因素、增长过快的体制原因等问题，最后对政府调控政策提出观察和思考。
就20世纪世界钢铁经济数据观察，一百多年长期全球钢铁经历了“三轮接力”式的增长。第一波增长是从50年代以前3000万到2亿吨，第一波增长有近一半增量贡献来自美国；第二波增长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产量上升到7亿吨以上，第二轮增长主要由日本和苏联推动；第三波增长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产量突破8亿吨后一路增长，今年业内预测可能突破10亿吨，增长贡献主要来自中国。我国已在钢铁领域成为带动全球增长的“领跑国”。百年钢材价格经历了剧烈波动，但是总体而言钢材价格呈下降趋势。钢材价格下降原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铁矿资源相对丰富，钢铁材料可再利用性，替代原材料出现和增长等。钢铁经济的全球化联系程度提升，过去40多年中，铁矿石贸易依存度从50%左右上升到90左右，钢材贸易依存度从大约20%两成上升到90%。
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需求变动，是推动我国新一轮钢铁景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现阶段我国钢铁消费大致是五大块结构：房屋建筑约占43%，基础设施建设占13%，装备型机电品占18%，消费型机电品占7%，其他约占20%。观察具体数据可以看到，推动新一轮钢铁景气的需要面因素主要有：1）房地产增长为重要内容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增长；2）以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和道路建设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长，以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增长；3）各类大型装备型设备生产规模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后恢复快速增长；4）汽车、家电等居民直接消费机电产品快速增长。
我国钢铁业是开放度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开放经济环境下钢铁市场需求增加能在国内生产部门和投资领域引发强劲反应，另一方面基本背景因素在于我国钢铁经过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历练和成长，已经在国内市场需求的绝大多数钢材品种上大体具备了程度不同的国际竞争力，并在技术资金门坎较高的高端产品领域显示出活跃的学习能力和提升相对竞争力的趋势。促进我国钢铁行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基本因素包括：学习和改进国外先进技术，本土市场规模扩大的便利，钢铁装备设施成功进口替代和成本下降，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大量利用外部优质铁矿等资源的条件，企业改革和市场竞争带来企业效率提高等。
新一轮钢铁增长确有供求基本面因素支撑，但也出现了某些过热现象，如钢铁投资增速过快，有的建设项目出现违规操作等。出现这些问题存在多方面原因，如面向未来投资决策难免可能出现预期判断偏差，去年非典之后部门和金融机构鼓励投资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体制性因素。目前我国土地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通过廉价土地融资加剧投资增长过猛问题；国有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仍可能出于上市之类短期目标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投资信贷的微观审查；现行地方政府和官员绩效评估实际偏重经济指标，激励官员不适当利用权力过度鼓励企业投资，等等。
鉴于对若干部门和宏观经济某些过热表现，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下对钢铁等行业实行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如2003年11月发改委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三个部门低水平重复建设提出批评并实施特殊管制措施；2004年2月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控制三部门投资过热问题；4月底有关部门对钢铁等行业提高投资自有资金比率，公开报道查处铁本事件等。对于钢铁等三部门管制措施，成为观察今年收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演变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仍在展开的新一轮钢铁景气以及相关的政府调控政策，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成长机制和规律，理解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互动关系和改进方式，都提供了有意义的观察案例。在一个竞争度和开放度不断增长的制度环境下，经济成长阶段性特点伴随的需求和供给面因素变动，为我国钢铁业前所未有的增长提供了现实条件和依据，从一个侧面提示出中国经济崛起的内在冲动和力量。制度不完善因素和其它随机因素影响，又使这一增长在特定阶段可能表现出令人担忧的过快过热现象和违规操作问题，显示出我国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互动进程的具体展开路径。
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初步阶段，各方面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健全；同时又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参数都在快速变动。在大转型背景下，对某个行业增长过快及其可能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短期采取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正在加深，中央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政策方针，因而在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上，需要重新反思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并在九十年代形成的宏观调控概念，逐步向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更好协调一致的方向改进。因而，深入研究钢铁景气成因和调控政策实践，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进宏观管理方式，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东亚产业发展阶梯的经验研究
台湾中研院钟经樊教授报告了关于“东亚产业发展梯的理论”的论文。依据产业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国家阶梯理论，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是流转的，诸如纺织业，最先在日本，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又退到东盟一些国家。由于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发展程度，就有相对比较优势不同的产业。
国家阶梯理论可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每一个产业都会从先进的国家向后进的国家转移；其次，每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展不同的产业。“国家阶梯”在媒体上的通常说法是“飞雁理论”，从纺织业等行业发展历程看，日本最先发展，是雁头，由它带领其他国家的发展。钟教授指出，已有研究一般只看横断面的静态表现，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是什么，进而研究它的产业结构应该是什么，或者是比较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产业结构，动态的研究不多。他的研究则采用了多国和多时点的分析。
分析的架构相对简单，主要看的数据是两个。一是显现的比较优势指数，即某产业在某国中出口比例与世界这个产业平均出口比例的比率，度量这个国家这一产业在世界上是相对高出口还是低出口。指数值在0到无穷大之间，1表示平均水平，越大表示比较优势越强。比较利益指数有个缺点，即不能处理我们现在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分工问题。另一个相对的指数就是Net trade index，考虑的是出口和进口差的概念。具体做法是一个国家的出口和进口额相减除以他们的总和绝对值，数值会在-1到1之间。正的指数表示出口相对的多，有比较优势；负值则表示相对地没有比较优势。该论文实证研究集中利用这个指数。若用图表来表示“国家阶梯”的假说，用纵轴表示比较优势大小，横轴表示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用三个倒U字形来代表三个国家系统，那么我们希望从左到右依次代表的是日本、NIES和东盟国家，这样也就印证了“国家阶梯”理论。
通过设立二次模型方程式，并采用电子业数据回归，得出这样的结果：日本、NIES、东盟国家间的图像以及相对图像位置与“国家阶梯”假说图像都基本相同，证实了国家阶梯的假说。对大陆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解释是大陆正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一个产业的下降马上会由另一个产业来代替，所以不会呈现倒U字形的图像。另外，通过对四个国家系统，日本、NIES、东盟（以越南为代表）、中国大陆回归结果进行残差分析，可观察各国之间关系，是否存在日本引领别的国家，即雁行理论是否成立。回归结果发现：先进国家会影响后进的，诸如日本会对NIES、东盟有影响，NIES也会对东盟有影响，这三个国家的产业之间存在替代作用。中国大陆不受其他国家影响，并且与日本经济有互补的作用。
政府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以此为题讲演。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就开始了他们寻求经济发展乃至现代化的努力。早期工业化被理解为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所以从二战后，很多国家都大力推动工业化。实际上，除了NIES和日本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或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没有成功。有关研究显示，从5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在扩大。原来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业化的程度，由于发展中国家经过如此多的努力仍未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所以发展经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流行观点是，缩小差距不仅是工业基础的问题，还有制度的问题。
从新古典经济学来看，最能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是市场经济体系。工业化的努力没有成效，使得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开始经济改革和转型。大陆改革在过去20年取得很大成就，平均每年经济增长达到9.3%，是世界范围内增长最快的国家。研究又显示，对于其他一些做转型努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在80、90年代的发展速度反而不如60、70年代。但是这些国家正是按照经典的市场经济体系应有的指标来做的。如果从他们的一些制度变量来看，诸如私有化程度、外贸依存度等都有改进，但经济未有发展？我的研究试图讨论：首先，为何发展中国家经过50年的努力仍未改善？其次，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
可以定义一个“自生能力（viability）”概念讨论这一问题，定义是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否能获得市场上大家能够接受的利润率，如果它有这个能力，这个企业就会有人愿意投资，该企业就可以正常运转下去。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都假设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在开放市场中，就算管理得很好，也仍然无法等到正常的利润率。因为在这些国家，在50年代开始进行工业化努力时，由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原因,导致一批企业进入到了一个不符合这个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
假设一个经济只有两个要素，资本和劳动，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划出一条等产量线。这个经济到底采取怎样的技术最好？这取决于等成本线。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等成本线的斜率，而不同斜率的等成本线就决定了这个经济应该选择怎样的资本和劳动组合的技术，是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的技术。但依我们一般的直觉，都认为资本越密集的技术就是越现代化的，因此会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从其要素禀赋而言，它应该采取劳动力密集的技术，但政府认为资本密集的技术比较好，并要求企业执行。由此造成企业的亏损，哪怕它有最优秀的管理。我们可以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推广到一个产业、一个经济。一个经济中，一个企业是怎样决定进入哪个产业、采用哪种技术，是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如果没有按照自己本国的要素禀赋选取适当的产业、适当的技术来发展，就会造成这个国家，不论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下，都不能取得好的发展结果。
很多发展中国家，诸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采取的是不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的企业没有自身能力，需要国家补贴才能存活下去。国家给企业政策性的保护和补贴，具体措施包括：赋予其垄断地位，不允许国外企业进入；扭曲各种要素的价格诸如利率等。这些干预和扭曲可以补偿企业没有自身能力的问题，甚至可以让企业赚钱。但是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比如要补贴多少才合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一般向国家索取的会比它实际需要的多，即为经济学中所言的“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另外，这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会导致所谓“裙带资本主义”问题。相反，东亚经济奇迹是由于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比较好地利用了它的比较优势。这样它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是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和补贴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会起作用。但作用只限于协调、信息传递、补偿外部性等，完全不同于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这才是东亚奇迹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战略问题有理由提出三个假说。首先从长期时间来看，如果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那么这个经济会发展的比较好；其次，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会让经济比较稳定；第三，当从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国家转型到符合比较优势的国家，需要鼓励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通过1962到1999年间多国数据计量回归，结果基本上印证以上三个假说。
（杨柏龄、卢锋整理，未经每位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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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9-20 07:0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谋求两岸经济共同繁荣——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从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每两年召开一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轮流在北京和台北举办。2004年8月30日，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探讨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会议首先由中研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管中闽教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先后致词，他们一致认为在两岸经济联系不断加深背景下，加强经济研究领域学术交流合作，对推进两岸经济发展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本期简报报道上午讨论的主要内容，下期简报报道下午内容
进入WTO对台湾石油产业的影响
台湾中研院经济所梁启源研究员报告这一论文。台湾于2001年11月加入WTO。加入WTO对台湾的出口产业有所帮助，但对台湾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如农业和石油等冲击较大。在2000年之前，台湾石油市场由中国石油（CPC）一家垄断。除零售外，从勘探到炼制等一系列都由它来做。虽然台湾从1990年前后开始申请加入WTO，政府和民间对此也都有所准备，但CPC生产率进步仍然有限。从1997年CPC成本数据看来，除燃料油外，汽油、柴油等其他石油产品的成本普遍比国外进口高。总体而言，CPC的石油产品的平均成本比国外进口产品高出20%。原因应当与CPC的国营和垄断性质有关。国营公司制度比较僵化，财政预算、决算、政策制定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比较刚性；国营公司会有一些来自政府的政策性负担，诸如策略性储油、稳定价格、补贴等；另外，冗员因素也对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台湾政府和相关企业对石油市场开放做了调整准备。从1987年开始，台湾政府一系列相关措施，如开放加油站，价格松绑，开放炼油业，开放进口燃料油。台塑石化运转表明市场基本放开，所以故不再采用油价调整公式，价格由市场决定。加入WTO伴随的关税下调，会导致空气污染加重。为了减轻对空气质量造成的负面的外部影响，在降低关税同时政府提高“货物税”，并且在原油和进口石油产品上征收了“石油基金克征”，作为政府战略储备。
CPC从1990到2002年间采取的应对市场逐步放开的策略主要包括：1）机构重组，以利润为导向进行管理；2）以优退的方式减少冗员；3）借鉴泰国的成功经验扩大零售系统（加油站）；4）加强研发；5）降低或消除政策性负担；6）设法民营化。第5和6改革需要以石油管理法修改为前提，所以直到入世前一个月才完成。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估计可以看出，这些策略产生了积极效果。
论文主要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开放后油价变动对石油整体产业以及城市污染（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模型中包括生产者模型、消费者模型、技术模型等等。分析结果显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表现为物价降低了0.74%，产出增加将近0.4%，能源需求增加。论文结论是，1999-2002年间国际油价上涨了将近一倍，但台湾油价调整只有27%。其中有台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但主要原因在于自由化和加入WTO的作用，如为了迎应市场自由化，中国石油公司本身进行调整，政府采取了一些推动开放政策。台湾石油开放为其他经济体国营事业应对自由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案例。
大陆近年钢铁景气和调控政策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钢铁经济”课题研究，他在会议上报告了这一课题部分初步发现。他首先从产量、进口、价格、投资不同角度观察了我国钢铁业近年高速增长的事实，然后着重讨论了钢铁增长的国际背景、国内供求面支持因素、增长过快的体制原因等问题，最后对政府调控政策提出观察和思考。
就20世纪世界钢铁经济数据观察，一百多年长期全球钢铁经历了“三轮接力”式的增长。第一波增长是从50年代以前3000万到2亿吨，第一波增长有近一半增量贡献来自美国；第二波增长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产量上升到7亿吨以上，第二轮增长主要由日本和苏联推动；第三波增长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产量突破8亿吨后一路增长，今年业内预测可能突破10亿吨，增长贡献主要来自中国。我国已在钢铁领域成为带动全球增长的“领跑国”。百年钢材价格经历了剧烈波动，但是总体而言钢材价格呈下降趋势。钢材价格下降原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铁矿资源相对丰富，钢铁材料可再利用性，替代原材料出现和增长等。钢铁经济的全球化联系程度提升，过去40多年中，铁矿石贸易依存度从50%左右上升到90左右，钢材贸易依存度从大约20%两成上升到90%。
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需求变动，是推动我国新一轮钢铁景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现阶段我国钢铁消费大致是五大块结构：房屋建筑约占43%，基础设施建设占13%，装备型机电品占18%，消费型机电品占7%，其他约占20%。观察具体数据可以看到，推动新一轮钢铁景气的需要面因素主要有：1）房地产增长为重要内容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增长；2）以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和道路建设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长，以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增长；3）各类大型装备型设备生产规模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后恢复快速增长；4）汽车、家电等居民直接消费机电产品快速增长。
我国钢铁业是开放度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开放经济环境下钢铁市场需求增加能在国内生产部门和投资领域引发强劲反应，另一方面基本背景因素在于我国钢铁经过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历练和成长，已经在国内市场需求的绝大多数钢材品种上大体具备了程度不同的国际竞争力，并在技术资金门坎较高的高端产品领域显示出活跃的学习能力和提升相对竞争力的趋势。促进我国钢铁行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基本因素包括：学习和改进国外先进技术，本土市场规模扩大的便利，钢铁装备设施成功进口替代和成本下降，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大量利用外部优质铁矿等资源的条件，企业改革和市场竞争带来企业效率提高等。
新一轮钢铁增长确有供求基本面因素支撑，但也出现了某些过热现象，如钢铁投资增速过快，有的建设项目出现违规操作等。出现这些问题存在多方面原因，如面向未来投资决策难免可能出现预期判断偏差，去年非典之后部门和金融机构鼓励投资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体制性因素。目前我国土地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通过廉价土地融资加剧投资增长过猛问题；国有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仍可能出于上市之类短期目标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投资信贷的微观审查；现行地方政府和官员绩效评估实际偏重经济指标，激励官员不适当利用权力过度鼓励企业投资，等等。
鉴于对若干部门和宏观经济某些过热表现，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下对钢铁等行业实行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如2003年11月发改委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三个部门低水平重复建设提出批评并实施特殊管制措施；2004年2月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控制三部门投资过热问题；4月底有关部门对钢铁等行业提高投资自有资金比率，公开报道查处铁本事件等。对于钢铁等三部门管制措施，成为观察今年收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演变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仍在展开的新一轮钢铁景气以及相关的政府调控政策，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成长机制和规律，理解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互动关系和改进方式，都提供了有意义的观察案例。在一个竞争度和开放度不断增长的制度环境下，经济成长阶段性特点伴随的需求和供给面因素变动，为我国钢铁业前所未有的增长提供了现实条件和依据，从一个侧面提示出中国经济崛起的内在冲动和力量。制度不完善因素和其它随机因素影响，又使这一增长在特定阶段可能表现出令人担忧的过快过热现象和违规操作问题，显示出我国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互动进程的具体展开路径。
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初步阶段，各方面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健全；同时又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参数都在快速变动。在大转型背景下，对某个行业增长过快及其可能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短期采取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正在加深，中央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政策方针，因而在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上，需要重新反思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并在九十年代形成的宏观调控概念，逐步向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更好协调一致的方向改进。因而，深入研究钢铁景气成因和调控政策实践，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进宏观管理方式，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东亚产业发展阶梯的经验研究
台湾中研院钟经樊教授报告了关于“东亚产业发展梯的理论”的论文。依据产业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国家阶梯理论，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是流转的，诸如纺织业，最先在日本，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又退到东盟一些国家。由于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发展程度，就有相对比较优势不同的产业。
国家阶梯理论可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每一个产业都会从先进的国家向后进的国家转移；其次，每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展不同的产业。“国家阶梯”在媒体上的通常说法是“飞雁理论”，从纺织业等行业发展历程看，日本最先发展，是雁头，由它带领其他国家的发展。钟教授指出，已有研究一般只看横断面的静态表现，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是什么，进而研究它的产业结构应该是什么，或者是比较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产业结构，动态的研究不多。他的研究则采用了多国和多时点的分析。
分析的架构相对简单，主要看的数据是两个。一是显现的比较优势指数，即某产业在某国中出口比例与世界这个产业平均出口比例的比率，度量这个国家这一产业在世界上是相对高出口还是低出口。指数值在0到无穷大之间，1表示平均水平，越大表示比较优势越强。比较利益指数有个缺点，即不能处理我们现在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分工问题。另一个相对的指数就是Net trade index，考虑的是出口和进口差的概念。具体做法是一个国家的出口和进口额相减除以他们的总和绝对值，数值会在-1到1之间。正的指数表示出口相对的多，有比较优势；负值则表示相对地没有比较优势。该论文实证研究集中利用这个指数。若用图表来表示“国家阶梯”的假说，用纵轴表示比较优势大小，横轴表示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用三个倒U字形来代表三个国家系统，那么我们希望从左到右依次代表的是日本、NIES和东盟国家，这样也就印证了“国家阶梯”理论。
通过设立二次模型方程式，并采用电子业数据回归，得出这样的结果：日本、NIES、东盟国家间的图像以及相对图像位置与“国家阶梯”假说图像都基本相同，证实了国家阶梯的假说。对大陆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解释是大陆正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一个产业的下降马上会由另一个产业来代替，所以不会呈现倒U字形的图像。另外，通过对四个国家系统，日本、NIES、东盟（以越南为代表）、中国大陆回归结果进行残差分析，可观察各国之间关系，是否存在日本引领别的国家，即雁行理论是否成立。回归结果发现：先进国家会影响后进的，诸如日本会对NIES、东盟有影响，NIES也会对东盟有影响，这三个国家的产业之间存在替代作用。中国大陆不受其他国家影响，并且与日本经济有互补的作用。
政府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以此为题讲演。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就开始了他们寻求经济发展乃至现代化的努力。早期工业化被理解为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所以从二战后，很多国家都大力推动工业化。实际上，除了NIES和日本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或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没有成功。有关研究显示，从5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在扩大。原来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业化的程度，由于发展中国家经过如此多的努力仍未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所以发展经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流行观点是，缩小差距不仅是工业基础的问题，还有制度的问题。
从新古典经济学来看，最能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是市场经济体系。工业化的努力没有成效，使得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开始经济改革和转型。大陆改革在过去20年取得很大成就，平均每年经济增长达到9.3%，是世界范围内增长最快的国家。研究又显示，对于其他一些做转型努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在80、90年代的发展速度反而不如60、70年代。但是这些国家正是按照经典的市场经济体系应有的指标来做的。如果从他们的一些制度变量来看，诸如私有化程度、外贸依存度等都有改进，但经济未有发展？我的研究试图讨论：首先，为何发展中国家经过50年的努力仍未改善？其次，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
可以定义一个“自生能力（viability）”概念讨论这一问题，定义是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否能获得市场上大家能够接受的利润率，如果它有这个能力，这个企业就会有人愿意投资，该企业就可以正常运转下去。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都假设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在开放市场中，就算管理得很好，也仍然无法等到正常的利润率。因为在这些国家，在50年代开始进行工业化努力时，由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原因,导致一批企业进入到了一个不符合这个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
假设一个经济只有两个要素，资本和劳动，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划出一条等产量线。这个经济到底采取怎样的技术最好？这取决于等成本线。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等成本线的斜率，而不同斜率的等成本线就决定了这个经济应该选择怎样的资本和劳动组合的技术，是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的技术。但依我们一般的直觉，都认为资本越密集的技术就是越现代化的，因此会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从其要素禀赋而言，它应该采取劳动力密集的技术，但政府认为资本密集的技术比较好，并要求企业执行。由此造成企业的亏损，哪怕它有最优秀的管理。我们可以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推广到一个产业、一个经济。一个经济中，一个企业是怎样决定进入哪个产业、采用哪种技术，是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如果没有按照自己本国的要素禀赋选取适当的产业、适当的技术来发展，就会造成这个国家，不论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下，都不能取得好的发展结果。
很多发展中国家，诸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采取的是不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的企业没有自身能力，需要国家补贴才能存活下去。国家给企业政策性的保护和补贴，具体措施包括：赋予其垄断地位，不允许国外企业进入；扭曲各种要素的价格诸如利率等。这些干预和扭曲可以补偿企业没有自身能力的问题，甚至可以让企业赚钱。但是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比如要补贴多少才合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一般向国家索取的会比它实际需要的多，即为经济学中所言的“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另外，这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会导致所谓“裙带资本主义”问题。相反，东亚经济奇迹是由于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比较好地利用了它的比较优势。这样它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是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和补贴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会起作用。但作用只限于协调、信息传递、补偿外部性等，完全不同于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这才是东亚奇迹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战略问题有理由提出三个假说。首先从长期时间来看，如果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那么这个经济会发展的比较好；其次，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会让经济比较稳定；第三，当从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国家转型到符合比较优势的国家，需要鼓励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通过1962到1999年间多国数据计量回归，结果基本上印证以上三个假说。
（杨柏龄、卢锋整理，未经每位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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