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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36期（总第452期）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04-09-20 07:0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谋求两岸经济共同繁荣——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从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每两年共同召开一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轮流在北京和台北举办。2004年8月30日，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探讨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上期简报报道上午讨论内容，本期简报报道下午讨论的主要内容。
生产外包、知识溢出和增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何茵在报告中指出，以往对生产外包的绝大多数研究或着重于对接受国的的直接影响，或着重于对投资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前者讨论对接收国的诸如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福利之类的直接影响，一般均假设国外的投资是外生的；后者的研究结果往往反对生产外包。似乎投资国向海外投资的动力并不牢固。所以希望从新的角度讨论投资国的其他投资动力，并将投资诱因内生化，同时考虑知识溢出对知识创新的不同作用。重点是生产外包（纵向直接投资）如何通过知识溢出影响转包国及转包接受国的长期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率。
有关知识溢出对知识创新的作用，一般看法是总的知识积累越多，知识创新效率就越高。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创新的影响有两种相反的可能：一种是使创新的预期收益提高，并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另一种是使竞争下降，而维持现状容易，降低创新积极性。问题是另一种更重要？
假设消费者面对两种消费品，同质的和差异的。生产者使用两种要素，劳动力和知识资本。生产同质的产品只需要劳动力，生产差异的产品还需要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由劳动力生产，且作为固定成本进入生产函数。在生产过程中，发达国家可以选择是将资本留在国内还是投向海外。这个模型的关键部分是对知识资本创新的假定：知识创新的效率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掌握的知识资本，不同地域同一产业内的知识溢出和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知识资本之积，以及现场学习（learning by doing）性知识溢出和发达国家生产产品种类之积这三组变量的增函数。一段时间后，受资国会模仿转包国的新产品。模仿率称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跨国公司和受资国的公司进行价格竞争。投资国的跨国公司在是否向海外投资上权衡利弊。均衡状态下，所有公司应在建立国内公司还是跨国公司问题上达到无差异状态。模型中另一个关键的假定是自由进入（free entry condition）。
通过理论分析得到计量模型，然后对1991－2000年间7个发达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似乎表明：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使模仿可能性下降，从而加速生产转包进程，并减少长期内新知识来源。放松对知识产权保护得到相反结果。
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税入和基础设施的作用
台湾中研院经济所陈明郎研究员报告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起飞”过程中，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一向被认为会提升制造业部门增长并促进工业化。但1992年日本经济学家Matsuyama对此观点提出挑战。他使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发现，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若农产品的弹性较低，且通过学习效应提高效率只存在于国内的制造业部门，则农业生产率与工业化之间正的联系就不存在。原因在于如果农业生产率更高，相对制造业更有比较优势，势必从制造业部门吸引劳动力，使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都下降。虽然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成立，但与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不甚符合。世界银行1982年的一份研究发现，23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年增长率超过3％的发展中国家中，有17个国家同期的年GDP增长率超过5％。那么是什么机制使农业增长对非农增长有正的影响？何种试图使有效率的农业部门推动非农部门发展的政策会更有效？
在Matsuyama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政府的作用是课税并投资于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给政府提供更多税入，这便利了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大米换肥料”政策。一般认为公共基础设施会使制造业更好地通过学习效应来提高生产率。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就是很好的例子。更高的农业生产率可以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增长：资源重置效应和税入效应。前者是Matsuyama提出的机制。后者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使税入增加，政府可以在基础设施上增加支出，提高学习效应，使增长率上升。故后者大于前者时，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小型开放经济中农业效率提高对增长的效应不单单取决于其相对于世界其它部分工农业的初始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某个制造业的临界规模。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效率增加会提高制造业规模和经济增长率。论文模型框架与Matsuyama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工业品的生产函数，其技术是内生的，而且其变化是政府支出的增函数。工业品产出和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学习效应。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结果和Mstsuyama相似，农业效率提高会增加经济增长率。
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施建淮教授就此问题做报告。居民储蓄持续超常增长是近期中国经济引人注目的现象。1998-2002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62.7％，年均递增17.1％，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2003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2002年增长17.4％，远远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1％的增长幅度。在此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包括：1996年5月1日起8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从1996年的9.18%降低到目前的1.98%；从1999年10月开始征收20%利息税；鼓励个人信贷消费；提高中低层居民收入。
目前居民储蓄仍呈高增长态势。2004年2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11.75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1万亿元。在通胀压力显现，实际存款利率已转为负值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储蓄愿望依然不减。由此可能引发的问题有：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乏力，并使中国金融承负了太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持续高增长？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究竟是什么？
经济学长期以来对储蓄与收入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过不同理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假设居民有平滑消费动机，预防性储蓄理论则强调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对上述现象解释集中于预防性储蓄动机。那么中国居民是否确实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如果存在，是否确实如直觉所认为得那样强烈。
通过求解一个跨期消费者最优化问题来讨论这一问题。假设劳动收入是随机变量，服从随机游走过程。可以得出最优消费函数和相对谨慎系数公式。据此又有相应计量模型。对1999年1月-2003年3:月35个大中城市的名义月度数据进行回归。对消费（储蓄）函数估计表明，收入的不确定性确实对居民的当前消费有负面影响，所以城市居民确实存在预防性储蓄。相对谨慎系数估计约为0.9，所以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不非常强烈。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20％高收入家庭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量比例分别为64.8％和89.1％，20％低收入家庭拥有的比例分别仅为1.2％和0.2％。高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动机较弱，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主要由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技术人员，IT、金融和其他外企职员，私营企业主组成。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包括：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起覆盖全社会包括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启动高收入群体的高额购买力；完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
连锁超市“通道费”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汪浩教授的报告从一个具体商业现象引伸而来。2003年6月，因为家乐福向供货商收取高额附加费，上海炒货行业协会和家乐福之间爆发公开冲突。该协会宣布从6月14日起，10家会员企业集体暂停向家乐福（中国）34家大卖场供货。与此同时，其行为得到其它许多行业协会声援。家乐福通道费事件表明超市和供货商的关系很特殊，分析其机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道费（slotting allowance）又称进场费，是指制造商为了让零售商经销其产品而支付给零售商的费用。对此理论上有两种解释。有限货架理论认为通道费是层出不穷新产品竞争有限超市空间的结果，是回避新产品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对社会是有利的。这种观点对现实生活中超市对成熟产品收取通道费的现象无法解释。另一种观点是市场力量理论。它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拥有市场控制力的结果，同时还减弱了零售商之间竞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通道费都一致地受到供货商的反对，但直接针对通道费的反垄断案例并不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沃尔马为代表的零售超市兴起使零售业逐渐走向集中。大型连锁超市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其市场控制力的潜在利益，收取通道费就是一种典型的方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双重寡头模型讨论这一问题，其上游制造商是两个对称的厂商，生产相互替代的产品；但是下游零售商不对称，包括一个具有较大市场力量的大型超市，以及许多没有什么市场控制力的小超市。由于解这类模型在技术上很复杂，所以采取一些边际分析手段来简化问题。
在均衡状态下，通道费的存在使大型超市在价格、市场份额上均受益，从而增加了其利润，另一方面，它损害了小超市以及制造商的利益。通道费中与销售量联系的部分被制造商转嫁给小超市和在小超市购物的消费者，而不是大型超市和在大型超市购物的消费者。通道费中一次性总付的部分由制造商全部承担。虽然通道费与零售商的市场力量有关，但只要小超市没有被挤出市场，通道费就不仅不会提高平均零售价，还会使其降低。
通道费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有一次性总付的特点，又有线性支付的特点。这样使得大型超市既可以在不造成效率损失下既得到制造商的利润，又可以以隐蔽的方式扩大其市场份额和利润。从反垄断的角度看，通道费是排他性策略，有一定的不正当竞争的嫌疑。但如果政府直接介入并不可取，因为干预的操作难度很大，而且容易造成其它效率损失。所以，如果能控制大型超市的过度扩张，形成多家势均力敌的商家相互竞争的市场结构，将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空气质量
台湾中研院经济所萧代基研究员报告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Grossman & Krueger在1991发表的著名研究，发现环境质量各种指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其直白政策含义是“先污染后治理”（pollution first, and control pollution later）。存在这一关系的解释原因可以归结为：在曲线上升阶段，受到规模效应作用；在曲线的下降阶段，影响因素有技术提高作用；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政府倾听公众意见，通过种种公私控制措施降低污染排放。其它原因还包括：政治公开程度，收入分配情况以及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latecomers）等。
海峡两岸政治制度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私人社会成本区分，按道理没有污染的诱惑。大陆的情况是否与此相符。台湾和大陆都是后来者能否通过在发展的早期采取环保政策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萧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范围包括大陆1992年－2001年99个城市。由于污染和收入是同时被决定的，简单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会有内生性的问题，所以使用联立方程估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台湾的回归结果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是存在的。二氧化氮的转折点是年人均收入384000新台币，一氧化碳的转折点是年人均收入205000新台币。对大陆的回归结果表明，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及空气污染指数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二氧化硫的转折点是年人均收入6417人民币元，总悬浮颗粒物是11510人民币元，空气污染指数是13361人民币元。研究结果表明，大陆社会主义经济中环境污染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是在经济发展较早时期，这可能是由于“后发优势”因素影响的结果。
（杨柏龄、卢锋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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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9-20 07:0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谋求两岸经济共同繁荣——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从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每两年共同召开一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轮流在北京和台北举办。2004年8月30日，第五次两岸经济发展探讨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上期简报报道上午讨论内容，本期简报报道下午讨论的主要内容。
生产外包、知识溢出和增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何茵在报告中指出，以往对生产外包的绝大多数研究或着重于对接受国的的直接影响，或着重于对投资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前者讨论对接收国的诸如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福利之类的直接影响，一般均假设国外的投资是外生的；后者的研究结果往往反对生产外包。似乎投资国向海外投资的动力并不牢固。所以希望从新的角度讨论投资国的其他投资动力，并将投资诱因内生化，同时考虑知识溢出对知识创新的不同作用。重点是生产外包（纵向直接投资）如何通过知识溢出影响转包国及转包接受国的长期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率。
有关知识溢出对知识创新的作用，一般看法是总的知识积累越多，知识创新效率就越高。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创新的影响有两种相反的可能：一种是使创新的预期收益提高，并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另一种是使竞争下降，而维持现状容易，降低创新积极性。问题是另一种更重要？
假设消费者面对两种消费品，同质的和差异的。生产者使用两种要素，劳动力和知识资本。生产同质的产品只需要劳动力，生产差异的产品还需要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由劳动力生产，且作为固定成本进入生产函数。在生产过程中，发达国家可以选择是将资本留在国内还是投向海外。这个模型的关键部分是对知识资本创新的假定：知识创新的效率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掌握的知识资本，不同地域同一产业内的知识溢出和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知识资本之积，以及现场学习（learning by doing）性知识溢出和发达国家生产产品种类之积这三组变量的增函数。一段时间后，受资国会模仿转包国的新产品。模仿率称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跨国公司和受资国的公司进行价格竞争。投资国的跨国公司在是否向海外投资上权衡利弊。均衡状态下，所有公司应在建立国内公司还是跨国公司问题上达到无差异状态。模型中另一个关键的假定是自由进入（free entry condition）。
通过理论分析得到计量模型，然后对1991－2000年间7个发达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似乎表明：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使模仿可能性下降，从而加速生产转包进程，并减少长期内新知识来源。放松对知识产权保护得到相反结果。
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税入和基础设施的作用
台湾中研院经济所陈明郎研究员报告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起飞”过程中，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一向被认为会提升制造业部门增长并促进工业化。但1992年日本经济学家Matsuyama对此观点提出挑战。他使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发现，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若农产品的弹性较低，且通过学习效应提高效率只存在于国内的制造业部门，则农业生产率与工业化之间正的联系就不存在。原因在于如果农业生产率更高，相对制造业更有比较优势，势必从制造业部门吸引劳动力，使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都下降。虽然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成立，但与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不甚符合。世界银行1982年的一份研究发现，23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年增长率超过3％的发展中国家中，有17个国家同期的年GDP增长率超过5％。那么是什么机制使农业增长对非农增长有正的影响？何种试图使有效率的农业部门推动非农部门发展的政策会更有效？
在Matsuyama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政府的作用是课税并投资于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给政府提供更多税入，这便利了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大米换肥料”政策。一般认为公共基础设施会使制造业更好地通过学习效应来提高生产率。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就是很好的例子。更高的农业生产率可以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增长：资源重置效应和税入效应。前者是Matsuyama提出的机制。后者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使税入增加，政府可以在基础设施上增加支出，提高学习效应，使增长率上升。故后者大于前者时，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小型开放经济中农业效率提高对增长的效应不单单取决于其相对于世界其它部分工农业的初始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某个制造业的临界规模。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效率增加会提高制造业规模和经济增长率。论文模型框架与Matsuyama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工业品的生产函数，其技术是内生的，而且其变化是政府支出的增函数。工业品产出和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学习效应。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结果和Mstsuyama相似，农业效率提高会增加经济增长率。
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施建淮教授就此问题做报告。居民储蓄持续超常增长是近期中国经济引人注目的现象。1998-2002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62.7％，年均递增17.1％，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2003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2002年增长17.4％，远远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1％的增长幅度。在此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包括：1996年5月1日起8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从1996年的9.18%降低到目前的1.98%；从1999年10月开始征收20%利息税；鼓励个人信贷消费；提高中低层居民收入。
目前居民储蓄仍呈高增长态势。2004年2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11.75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1万亿元。在通胀压力显现，实际存款利率已转为负值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储蓄愿望依然不减。由此可能引发的问题有：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乏力，并使中国金融承负了太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持续高增长？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究竟是什么？
经济学长期以来对储蓄与收入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过不同理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假设居民有平滑消费动机，预防性储蓄理论则强调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对上述现象解释集中于预防性储蓄动机。那么中国居民是否确实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如果存在，是否确实如直觉所认为得那样强烈。
通过求解一个跨期消费者最优化问题来讨论这一问题。假设劳动收入是随机变量，服从随机游走过程。可以得出最优消费函数和相对谨慎系数公式。据此又有相应计量模型。对1999年1月-2003年3:月35个大中城市的名义月度数据进行回归。对消费（储蓄）函数估计表明，收入的不确定性确实对居民的当前消费有负面影响，所以城市居民确实存在预防性储蓄。相对谨慎系数估计约为0.9，所以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不非常强烈。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20％高收入家庭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量比例分别为64.8％和89.1％，20％低收入家庭拥有的比例分别仅为1.2％和0.2％。高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动机较弱，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主要由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技术人员，IT、金融和其他外企职员，私营企业主组成。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包括：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起覆盖全社会包括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启动高收入群体的高额购买力；完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
连锁超市“通道费”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汪浩教授的报告从一个具体商业现象引伸而来。2003年6月，因为家乐福向供货商收取高额附加费，上海炒货行业协会和家乐福之间爆发公开冲突。该协会宣布从6月14日起，10家会员企业集体暂停向家乐福（中国）34家大卖场供货。与此同时，其行为得到其它许多行业协会声援。家乐福通道费事件表明超市和供货商的关系很特殊，分析其机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道费（slotting allowance）又称进场费，是指制造商为了让零售商经销其产品而支付给零售商的费用。对此理论上有两种解释。有限货架理论认为通道费是层出不穷新产品竞争有限超市空间的结果，是回避新产品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对社会是有利的。这种观点对现实生活中超市对成熟产品收取通道费的现象无法解释。另一种观点是市场力量理论。它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拥有市场控制力的结果，同时还减弱了零售商之间竞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通道费都一致地受到供货商的反对，但直接针对通道费的反垄断案例并不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沃尔马为代表的零售超市兴起使零售业逐渐走向集中。大型连锁超市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其市场控制力的潜在利益，收取通道费就是一种典型的方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双重寡头模型讨论这一问题，其上游制造商是两个对称的厂商，生产相互替代的产品；但是下游零售商不对称，包括一个具有较大市场力量的大型超市，以及许多没有什么市场控制力的小超市。由于解这类模型在技术上很复杂，所以采取一些边际分析手段来简化问题。
在均衡状态下，通道费的存在使大型超市在价格、市场份额上均受益，从而增加了其利润，另一方面，它损害了小超市以及制造商的利益。通道费中与销售量联系的部分被制造商转嫁给小超市和在小超市购物的消费者，而不是大型超市和在大型超市购物的消费者。通道费中一次性总付的部分由制造商全部承担。虽然通道费与零售商的市场力量有关，但只要小超市没有被挤出市场，通道费就不仅不会提高平均零售价，还会使其降低。
通道费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有一次性总付的特点，又有线性支付的特点。这样使得大型超市既可以在不造成效率损失下既得到制造商的利润，又可以以隐蔽的方式扩大其市场份额和利润。从反垄断的角度看，通道费是排他性策略，有一定的不正当竞争的嫌疑。但如果政府直接介入并不可取，因为干预的操作难度很大，而且容易造成其它效率损失。所以，如果能控制大型超市的过度扩张，形成多家势均力敌的商家相互竞争的市场结构，将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空气质量
台湾中研院经济所萧代基研究员报告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Grossman & Krueger在1991发表的著名研究，发现环境质量各种指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其直白政策含义是“先污染后治理”（pollution first, and control pollution later）。存在这一关系的解释原因可以归结为：在曲线上升阶段，受到规模效应作用；在曲线的下降阶段，影响因素有技术提高作用；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政府倾听公众意见，通过种种公私控制措施降低污染排放。其它原因还包括：政治公开程度，收入分配情况以及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latecomers）等。
海峡两岸政治制度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私人社会成本区分，按道理没有污染的诱惑。大陆的情况是否与此相符。台湾和大陆都是后来者能否通过在发展的早期采取环保政策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萧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范围包括大陆1992年－2001年99个城市。由于污染和收入是同时被决定的，简单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会有内生性的问题，所以使用联立方程估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台湾的回归结果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是存在的。二氧化氮的转折点是年人均收入384000新台币，一氧化碳的转折点是年人均收入205000新台币。对大陆的回归结果表明，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及空气污染指数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二氧化硫的转折点是年人均收入6417人民币元，总悬浮颗粒物是11510人民币元，空气污染指数是13361人民币元。研究结果表明，大陆社会主义经济中环境污染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是在经济发展较早时期，这可能是由于“后发优势”因素影响的结果。
（杨柏龄、卢锋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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