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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39期（总第455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04-09-27 07:0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改革二十五年：经验、教训和比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二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本期摘要报道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这场渐进性的、双轨制的改革，取得相当大成功。在过去25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9.3％，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年均贸易增长率达到了16％，25年内对外贸易额增加了41倍。25年前，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大约在第34、35位，2003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是全球第4位，进口贸易额是全球第3位。
中国改革在初期十年多就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当80年代初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时，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或者国际上很多研究转型的经济学家并不看好中国，而是比较看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认为虽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比中国晚了10来年，但他们改革比较彻底。这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改革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价格自由化，让市场配制资源；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三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按主流经济学界看法，苏联、东欧经济会经过一段时间衰退，但是会很快就增长，呈现所谓“U”曲线。中国改革则会由于体制性问题、改革不彻底问题，遭遇相当大的困难。
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国对外开放也在继续深化。尽管社会当中还有不少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没有停止。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U”曲线。中国改革的方式，与世界上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是相反的。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下子让市场决定所有的价格，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那么，中国的改革有没有一般的借鉴意义？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特殊条件，比如当时80％人口在农村，只要把农村里面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来，就能够保持增长。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是中国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并没有一般的意义。
但也有不少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改革确实对我们现在的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一个挑战。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经济理论很难预测与解释的。但任何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经济学的道理，不能用现有理论解释，并不代表不能够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个人觉得，中国采取的这种渐进式改革，是有一般意义的，即使是对苏联、东欧国家来讲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改革策略，到最后一定都是渐进式的，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转型。制度结构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从这个角度讲，深入了解中国转型当中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我想是有不少一般意义。我想首先讨论计划经济体系里面很多的制度安排背后逻辑是什么，然后分析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最后给一个简单的结论。
怎样理解中国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系。有的说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取消剥削和取消私有产权原则行事。美洲国家历史说明，计划经济体系并不完全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实现发展战略的目标。计划经济体系，即斯大林模式，就是怎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快速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技术很先进的现代重工业。当时苏联是农业国家，资本相当稀缺，这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早年情况是一样的。在资本相当稀缺的国家，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是不符合他们的比较优势的，而这些产业的载体——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那么怎么建立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呢？那就需要政府的支持。
在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发展重工业有三个问题：一是重工业建设周期相对比较长，可能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机器和设备基本上是国内不能生产，都要通过进口；三是这些产业项目的投资，一次性的投入会很大。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剩余比较少，出口也比较少，外汇储备稀缺。需要对市场加以垄断，才可以在市场上高价出售和积累资金。此外这些国家还要采取一系列宏观环境方面扭曲政策。因为建设周期很长，资金又很稀缺，利息就会很高，一般做法就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控制银行体系。为了解决一次性投入大而剩余分散问题，就要利用已建项目产生很高的利润作为积累，然后用于下一个项目的投资。为了它积累很高利润呢，除了压低利率，还要压低原材料的价格，同时也把员工生活必需品价格压低。我把这些称为社会主义的宏观政策环境。在这样价格扭曲之下，必然就会出现短缺经济。我们知道汇率、利率，原材料的价格，都是价格信号，如果把价格压低的话，就会供不应求，就会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
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怎样保证有限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等会被配制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去？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首先用国家计划对产业的各个项目安排一个优先序，然后用国家行政手段，把各种资金、外汇、原材料配制给优先发展的项目，这样就形成了计划经济体系。
经过这些价格的扭曲、资源的配制等等，已建项目应该会有很高的利润。因为产品的价格是垄断价格，投入不管是资金、外汇还是原材料，价格都被压低。然而实际上这类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些企业的高额利润，可以作为下一个项目投资的资本，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的，就可能投资到轻工业项目中去，因为实际上轻工业项目的回报还是比较高。为了保证能够把这些剩余投资到重工业项目，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企业国有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扭曲的资源配制，以及国有产权实际上都是发展战略跟国家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相冲突的结果。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工人作为代理人，他们的目标与国家作为所有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代理人可能大量侵吞资产。所以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国家还把企业的各种自主权剥夺了。
计划经济体系，除了影响城市里的各种制度以外，还对很多农村制度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为压低企业各种投入要素价格，棉花价格与工人工资都要压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要压低。为了保证能够拿到低价棉花，粮食等等一系列农产品，政府在农村里面实行统购统销。城市里面的工人越来越多，怎么保证工人能够拿到更多低价的农产品？一方面要低价，另一方面农产品产量要增加，靠什么手段？当时想到的是通过合作化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此外，地区粮食的自给自足政策也与此有关。有些地方是适合生产粮食的，有些地方是适合生产经济作物的，但粮食价格是人为压低的，因此多生产粮食就相当于多交税，没有人愿意多交税，所以就少种粮食，这样各地就不得不实行粮食的自给自足，所以适合种经济作物的地方也必须少种经济作物，多种粮食。城市里面有低价的农产品，但供应有限，连城市人口都不能满足，于是就禁止农村的劳动力往城市里流动，中国的方法是建立户籍制度。农村很多的制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它的来源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和中国的要素实际状况相违背的这一基本矛盾。
这样的计划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内生的安排，应该说有一定效率。靠国家动员方式，在很短时间内把重工业的体系建立起来。当然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代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制效率比较低，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如果按照比较优势，中国应该多生产轻工业，少生产重工业，但实际国家希望多发展重工业，于是用行政手段调配资源，行政调配资源是有代价的，实际上并不能够达到生产可能线的边界。二是积极性的问题。最后就导致整个经济是在生产可能线之内，这是计划经济体系国家共有的问题。
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问题，其实跟苏东国家开始改革时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中国是在经济上进行改革，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不像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时进行，这是一方面。中国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跟苏联、东欧国家不一样的，并不是把当时所有扭曲的价格一次性取消掉，而是先在微观上放权让利，让工人、农民有更高的积极性生产。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原来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源配制效率非常低，当他们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标准的看法是，应该把制度扭曲取消掉，这是“华盛顿共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扭曲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其实都是一回事。当一个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解决他的外生原因，而简单地把这些制度取消掉，很可能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更低。中国是首先在农村里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把农民从一个生产队变成单户，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产量也就增加了。推行城市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分享它努力所带来的更多的产出，当时推行的办法包括利润留成与利改税，后来又推行责任制，到最后推行现代公司治理。在这样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所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但它让厂长、经理、工人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如果这个企业增收，他们收入也会增加，于是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这种从微观开始的改革，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产出连续几年增加得非常快。同时在工业部门，给厂长、经理增加自主权，让他们多产出多得，对提高积极性同样是有效的。提高积极性，等于是把生产点从生产可能线之内推到生产可能线的边界上。这种微观先行的改革，反过来对资源配置与价格形成机制形成改革要求。为什么？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放权让利后，如果12％的利润是给生产者的，把钱给生产者作为奖励或者福利，或者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在过去，所有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是计划配制，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如果有钱买不到东西，生产者提高积极性增加产出就没有用了。所以就必然要求必须在计划之外，让有钱的工人与农民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买到扩大再生产的各种资料。因此，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双轨制。除了国家计划配置外，还出现计划外调配，大大改进了原来的资源配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控制的资源增加很多，一部分消耗，一部分投资出去，往往投资在市场上短缺且价格比较高，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品上。不仅乡镇企业的投资方式是这样，就是城市里面部分国有企业，也是投资在那些市场上短缺，而且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品。因此，双轨制就造成了中国的资源配制比较符合中国所应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资源配制方式。并且由于这些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所以发展比较快，因此，也给国有企业原来的垄断增加了竞争的压力，给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
渐进式改革，不仅会影响到资源配制，而且影响到价格信号。因为当允许各种产品有市场轨和计划轨，就必须在计划价格之外还要有市场价格，就出现价格的双轨制。由于市场发展得非常快，计划内配制的东西从绝对量来讲并没有减少，但从相对量来讲，它会越来越少。但保持这种双轨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双轨制带来很多的投机机会，谁能拿到政府的计划配额，谁就可以拿到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倒爷。后来由于这两个价格体系造成了很多贪污腐化，所以最后并为市场价格。现在大部分产品都走完了这个过程，但还有没有走完的，主要就是银行体系。这样一个改革的方式，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既可以维持经济的稳定，但同时又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
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呢？原来的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而需要保护。中国没有一下子私有化，对这些企业国家还是要管理与控制的，还是继续给他各种保护。另一方面，中国又放开部分权利与价格，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权利是让微观的企业来拥有。微观企业的投资基本上是以利益、利润为导向，它的投资必然是中国在哪个地方有比较优势，就投资到哪儿去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包括许多国有企业，都是按照市场来经营的。
计划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同时存在，会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东部地区优势在发展制造业，中部优势是生产农产品，西部是生产矿产资源。但当时主要的农产品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矿产资源价格也没有完全放开，这样东部发展，从中部拿到农产品，从西部拿到矿产资源，就形成了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发展，出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如何转型的主流看法是，快速私有化是市场竞争的先决条件，休克式的一次性价格放开，是避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双轨制，避免资源从高附加值产品转向低附加值产品的方式，从而才能避免经济的滑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竞争并不完全需要私有化。我们发现在双轨制下，实际上经济还是可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验值得重新思考。在前苏联，他们也试图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但失败了。我想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有几方面，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时候，价格是双轨的，企业对超出计划定额的产出是可以市场定价的。前苏联改革的时候，企业对它增产的产品是不能按照市场价格定价的，即使产量增加，也不能把资源配置到符合比较优势和利润较高的轻工业部门，所以不能改进他的资源配制。另外在苏东渐进式改革中，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经济的体系当中来。而中国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可以在双轨制过程中进入。中国方式是改进资源配置同时加强市场竞争，但前苏联进行渐进式改革时，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所以改革不能提高效率。另外苏联在渐进式改革的时候，一方面不允许国有企业提高价格，但却允许厂长经理提高工资。在那种情况下，厂长、经理肯定很快把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以后必然造成交给国家的各种利润越来越少，那么国家的财政就越来越紧张。同时，工资提高以后，老百姓手里面的钱多了，就造成大量的银行储蓄，而这些储蓄又买不到东西，存在膨胀的压力。渐进式的改革可以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渐进式改革都是有效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一方面是政府对工资的增加是控制的，只能用利润留成增加工资；另一方面是中国是允许计划外这一部分按照市场价格来配制的，同时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可以增加市场的竞争。
有不少人认为，苏联东欧渐进式改革不行，是那里的工人、农民不会对市场的机会作反应，因为那里工人得到很多低价保护和国家补贴，甚至农民也得到国家补贴。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完整。苏联东欧工人确实有很多保护，跟中国的工人、农民相比确实比较高，但在苏联东欧价格扭曲也是比中国高得非常多。中国各种价格的扭曲程度，不论是外汇还是普通商品，很少有超过30％的。1991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去，下飞机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出租车司机想跟我换外汇，当时官方汇率是1.5美元换1卢布，但出租车司机愿意以12卢布跟我换1美元，是官方汇率的18倍。在计划经济时代，苏联有所谓的地下经济，按照一般估计，地下经济占它整个GDP至少是30％以上。在严格的控制之下，有人都愿意到黑市上出售市场上短缺的产品，如果改革允许进入的话，我相信在那么高的价差之下，一定会有很多人进入。所以我认为，双轨制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应该是有效的。
简单总结一下，计划经济体系存在资源扭曲和激励机制的抑制，只要把这些抑制取消掉，积极性就能提高，社会各方面产出就会增加。如果政府采用双轨制改革，这些掌握一部分剩余资源的主体，不管是农民、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会投资在符合这个国家比较优势而且市场价格很高的产业部门。这样资源的配制效率就可以提高，就可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因为政府还对经济有一部分的控制与保护，所以国有企业也可以生存，也就可以维持稳定。当这种由市场生产与配制的部分越来越大时，国家补贴比较小时，把价格放开，有可能在不产生很大供求冲击前提下，完成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
(张晓亮、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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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二十五年：经验、教训和比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二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本期摘要报道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这场渐进性的、双轨制的改革，取得相当大成功。在过去25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9.3％，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年均贸易增长率达到了16％，25年内对外贸易额增加了41倍。25年前，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大约在第34、35位，2003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是全球第4位，进口贸易额是全球第3位。
中国改革在初期十年多就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当80年代初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时，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或者国际上很多研究转型的经济学家并不看好中国，而是比较看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认为虽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比中国晚了10来年，但他们改革比较彻底。这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改革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价格自由化，让市场配制资源；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三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按主流经济学界看法，苏联、东欧经济会经过一段时间衰退，但是会很快就增长，呈现所谓“U”曲线。中国改革则会由于体制性问题、改革不彻底问题，遭遇相当大的困难。
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国对外开放也在继续深化。尽管社会当中还有不少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没有停止。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U”曲线。中国改革的方式，与世界上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是相反的。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下子让市场决定所有的价格，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那么，中国的改革有没有一般的借鉴意义？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特殊条件，比如当时80％人口在农村，只要把农村里面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来，就能够保持增长。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是中国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并没有一般的意义。
但也有不少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改革确实对我们现在的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一个挑战。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经济理论很难预测与解释的。但任何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经济学的道理，不能用现有理论解释，并不代表不能够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个人觉得，中国采取的这种渐进式改革，是有一般意义的，即使是对苏联、东欧国家来讲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改革策略，到最后一定都是渐进式的，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转型。制度结构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从这个角度讲，深入了解中国转型当中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我想是有不少一般意义。我想首先讨论计划经济体系里面很多的制度安排背后逻辑是什么，然后分析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最后给一个简单的结论。
怎样理解中国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系。有的说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取消剥削和取消私有产权原则行事。美洲国家历史说明，计划经济体系并不完全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实现发展战略的目标。计划经济体系，即斯大林模式，就是怎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快速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技术很先进的现代重工业。当时苏联是农业国家，资本相当稀缺，这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早年情况是一样的。在资本相当稀缺的国家，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是不符合他们的比较优势的，而这些产业的载体——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那么怎么建立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呢？那就需要政府的支持。
在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发展重工业有三个问题：一是重工业建设周期相对比较长，可能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机器和设备基本上是国内不能生产，都要通过进口；三是这些产业项目的投资，一次性的投入会很大。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剩余比较少，出口也比较少，外汇储备稀缺。需要对市场加以垄断，才可以在市场上高价出售和积累资金。此外这些国家还要采取一系列宏观环境方面扭曲政策。因为建设周期很长，资金又很稀缺，利息就会很高，一般做法就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控制银行体系。为了解决一次性投入大而剩余分散问题，就要利用已建项目产生很高的利润作为积累，然后用于下一个项目的投资。为了它积累很高利润呢，除了压低利率，还要压低原材料的价格，同时也把员工生活必需品价格压低。我把这些称为社会主义的宏观政策环境。在这样价格扭曲之下，必然就会出现短缺经济。我们知道汇率、利率，原材料的价格，都是价格信号，如果把价格压低的话，就会供不应求，就会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
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怎样保证有限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等会被配制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去？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首先用国家计划对产业的各个项目安排一个优先序，然后用国家行政手段，把各种资金、外汇、原材料配制给优先发展的项目，这样就形成了计划经济体系。
经过这些价格的扭曲、资源的配制等等，已建项目应该会有很高的利润。因为产品的价格是垄断价格，投入不管是资金、外汇还是原材料，价格都被压低。然而实际上这类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些企业的高额利润，可以作为下一个项目投资的资本，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的，就可能投资到轻工业项目中去，因为实际上轻工业项目的回报还是比较高。为了保证能够把这些剩余投资到重工业项目，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企业国有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扭曲的资源配制，以及国有产权实际上都是发展战略跟国家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相冲突的结果。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工人作为代理人，他们的目标与国家作为所有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代理人可能大量侵吞资产。所以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国家还把企业的各种自主权剥夺了。
计划经济体系，除了影响城市里的各种制度以外，还对很多农村制度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为压低企业各种投入要素价格，棉花价格与工人工资都要压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要压低。为了保证能够拿到低价棉花，粮食等等一系列农产品，政府在农村里面实行统购统销。城市里面的工人越来越多，怎么保证工人能够拿到更多低价的农产品？一方面要低价，另一方面农产品产量要增加，靠什么手段？当时想到的是通过合作化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此外，地区粮食的自给自足政策也与此有关。有些地方是适合生产粮食的，有些地方是适合生产经济作物的，但粮食价格是人为压低的，因此多生产粮食就相当于多交税，没有人愿意多交税，所以就少种粮食，这样各地就不得不实行粮食的自给自足，所以适合种经济作物的地方也必须少种经济作物，多种粮食。城市里面有低价的农产品，但供应有限，连城市人口都不能满足，于是就禁止农村的劳动力往城市里流动，中国的方法是建立户籍制度。农村很多的制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它的来源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和中国的要素实际状况相违背的这一基本矛盾。
这样的计划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内生的安排，应该说有一定效率。靠国家动员方式，在很短时间内把重工业的体系建立起来。当然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代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制效率比较低，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如果按照比较优势，中国应该多生产轻工业，少生产重工业，但实际国家希望多发展重工业，于是用行政手段调配资源，行政调配资源是有代价的，实际上并不能够达到生产可能线的边界。二是积极性的问题。最后就导致整个经济是在生产可能线之内，这是计划经济体系国家共有的问题。
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问题，其实跟苏东国家开始改革时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中国是在经济上进行改革，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不像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时进行，这是一方面。中国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跟苏联、东欧国家不一样的，并不是把当时所有扭曲的价格一次性取消掉，而是先在微观上放权让利，让工人、农民有更高的积极性生产。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原来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源配制效率非常低，当他们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标准的看法是，应该把制度扭曲取消掉，这是“华盛顿共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扭曲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其实都是一回事。当一个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解决他的外生原因，而简单地把这些制度取消掉，很可能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更低。中国是首先在农村里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把农民从一个生产队变成单户，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产量也就增加了。推行城市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分享它努力所带来的更多的产出，当时推行的办法包括利润留成与利改税，后来又推行责任制，到最后推行现代公司治理。在这样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所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但它让厂长、经理、工人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如果这个企业增收，他们收入也会增加，于是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这种从微观开始的改革，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产出连续几年增加得非常快。同时在工业部门，给厂长、经理增加自主权，让他们多产出多得，对提高积极性同样是有效的。提高积极性，等于是把生产点从生产可能线之内推到生产可能线的边界上。这种微观先行的改革，反过来对资源配置与价格形成机制形成改革要求。为什么？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放权让利后，如果12％的利润是给生产者的，把钱给生产者作为奖励或者福利，或者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在过去，所有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是计划配制，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如果有钱买不到东西，生产者提高积极性增加产出就没有用了。所以就必然要求必须在计划之外，让有钱的工人与农民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买到扩大再生产的各种资料。因此，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双轨制。除了国家计划配置外，还出现计划外调配，大大改进了原来的资源配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控制的资源增加很多，一部分消耗，一部分投资出去，往往投资在市场上短缺且价格比较高，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品上。不仅乡镇企业的投资方式是这样，就是城市里面部分国有企业，也是投资在那些市场上短缺，而且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品。因此，双轨制就造成了中国的资源配制比较符合中国所应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资源配制方式。并且由于这些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所以发展比较快，因此，也给国有企业原来的垄断增加了竞争的压力，给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
渐进式改革，不仅会影响到资源配制，而且影响到价格信号。因为当允许各种产品有市场轨和计划轨，就必须在计划价格之外还要有市场价格，就出现价格的双轨制。由于市场发展得非常快，计划内配制的东西从绝对量来讲并没有减少，但从相对量来讲，它会越来越少。但保持这种双轨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双轨制带来很多的投机机会，谁能拿到政府的计划配额，谁就可以拿到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倒爷。后来由于这两个价格体系造成了很多贪污腐化，所以最后并为市场价格。现在大部分产品都走完了这个过程，但还有没有走完的，主要就是银行体系。这样一个改革的方式，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既可以维持经济的稳定，但同时又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
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呢？原来的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而需要保护。中国没有一下子私有化，对这些企业国家还是要管理与控制的，还是继续给他各种保护。另一方面，中国又放开部分权利与价格，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权利是让微观的企业来拥有。微观企业的投资基本上是以利益、利润为导向，它的投资必然是中国在哪个地方有比较优势，就投资到哪儿去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包括许多国有企业，都是按照市场来经营的。
计划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同时存在，会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东部地区优势在发展制造业，中部优势是生产农产品，西部是生产矿产资源。但当时主要的农产品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矿产资源价格也没有完全放开，这样东部发展，从中部拿到农产品，从西部拿到矿产资源，就形成了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发展，出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如何转型的主流看法是，快速私有化是市场竞争的先决条件，休克式的一次性价格放开，是避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双轨制，避免资源从高附加值产品转向低附加值产品的方式，从而才能避免经济的滑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竞争并不完全需要私有化。我们发现在双轨制下，实际上经济还是可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验值得重新思考。在前苏联，他们也试图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但失败了。我想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有几方面，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时候，价格是双轨的，企业对超出计划定额的产出是可以市场定价的。前苏联改革的时候，企业对它增产的产品是不能按照市场价格定价的，即使产量增加，也不能把资源配置到符合比较优势和利润较高的轻工业部门，所以不能改进他的资源配制。另外在苏东渐进式改革中，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经济的体系当中来。而中国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可以在双轨制过程中进入。中国方式是改进资源配置同时加强市场竞争，但前苏联进行渐进式改革时，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所以改革不能提高效率。另外苏联在渐进式改革的时候，一方面不允许国有企业提高价格，但却允许厂长经理提高工资。在那种情况下，厂长、经理肯定很快把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以后必然造成交给国家的各种利润越来越少，那么国家的财政就越来越紧张。同时，工资提高以后，老百姓手里面的钱多了，就造成大量的银行储蓄，而这些储蓄又买不到东西，存在膨胀的压力。渐进式的改革可以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渐进式改革都是有效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一方面是政府对工资的增加是控制的，只能用利润留成增加工资；另一方面是中国是允许计划外这一部分按照市场价格来配制的，同时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可以增加市场的竞争。
有不少人认为，苏联东欧渐进式改革不行，是那里的工人、农民不会对市场的机会作反应，因为那里工人得到很多低价保护和国家补贴，甚至农民也得到国家补贴。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完整。苏联东欧工人确实有很多保护，跟中国的工人、农民相比确实比较高，但在苏联东欧价格扭曲也是比中国高得非常多。中国各种价格的扭曲程度，不论是外汇还是普通商品，很少有超过30％的。1991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去，下飞机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出租车司机想跟我换外汇，当时官方汇率是1.5美元换1卢布，但出租车司机愿意以12卢布跟我换1美元，是官方汇率的18倍。在计划经济时代，苏联有所谓的地下经济，按照一般估计，地下经济占它整个GDP至少是30％以上。在严格的控制之下，有人都愿意到黑市上出售市场上短缺的产品，如果改革允许进入的话，我相信在那么高的价差之下，一定会有很多人进入。所以我认为，双轨制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应该是有效的。
简单总结一下，计划经济体系存在资源扭曲和激励机制的抑制，只要把这些抑制取消掉，积极性就能提高，社会各方面产出就会增加。如果政府采用双轨制改革，这些掌握一部分剩余资源的主体，不管是农民、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会投资在符合这个国家比较优势而且市场价格很高的产业部门。这样资源的配制效率就可以提高，就可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因为政府还对经济有一部分的控制与保护，所以国有企业也可以生存，也就可以维持稳定。当这种由市场生产与配制的部分越来越大时，国家补贴比较小时，把价格放开，有可能在不产生很大供求冲击前提下，完成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
(张晓亮、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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