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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40期（总第456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04-09-27 07:0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三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本期摘要报道“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国际视角”问题的发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和国际视角（哈佛大学Dwight Perkins教授）
我想通过回顾历史，看看能否很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衰退。1949年前，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十九世纪90年代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以纺织品生产为例，30年代已经完成了对进口的替代，中国东北在日本人的开发下，铁路、采矿业与重工业也已经有了相当发展。许多工业设备在战争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人力资源有一部分转移到台湾和香港等地，但确实还是有了一个相当基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增长，除了与新投资相关，很大程度上也是原有增长趋势的扩展和恢复，因而早期工业化基础与复苏这么快是有历史背景原因的。
下面主要谈一下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我采取增长核算的方法。总的来讲，是消除一些价格扭曲，包括剔除工业产品偏高的价格扭曲和偏低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然后作一些增长核算，并对官方统计数字作一些评估。官方数据表明，1957-7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约是6％，剔除价格扭曲因素后，增长率大约有3.5％。此外，剔除价格扭曲后的资本积累率也远远低于官方统计水平，并且1957-78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负值。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发展经历与一般增长规律是一致的。一般的增长规律表明，开放对经济增长是好的，而中国在1957-78年相对来讲是封闭的。在研究经济增长时还有人考虑了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理因素差异。中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有利的。中国处于温带地区，而不是赤道地区；有很长的海岸线，而不是内陆国家。没有海岸线一般是不利于经济增长，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交通不便的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内陆国家与世界的信息传递是不畅顺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不错，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的教育在早期如60年代质量并不高，当然这是很难测量的。此外，政治上的不稳定也是存在的。在制度方面，中国尤其是在70年代，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体系，很多的律师都没有工作。政治上不稳定，包括很多内战、西方列强与日本的侵略，都产生了很大问题，“文革”也造成了很多的不稳定，政治上的不稳定对经济增长有很大负面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不稳定性，比如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是不一样的，60年代和70年代都有这样的问题。
中国在1978年前后变化，主要不是投资率差异。投资率在1978年前就很高了，在1978年之后仍然很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关键。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跟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重要差异，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非常快。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么快呢？对外开放是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早期人力资本情况实际上并不太好。此外，制度上也有很大的改进，法制也开始逐步建立。
总结一下，中国的增长经验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经验就是采取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逐步消除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扭曲。最后，提一个问题，中国过去25年的增长是由于改革消除了经济扭曲，从而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而现在很多的扭曲已经消失了，FDI与出口增长势头已经开始下滑，那么怎么保证中国经济在下个10年或20年高速增长呢？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Ross Garnaut教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25年的改革，政治有序，经济持续发展，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政治秩序保持稳定并且政策保持一致的最长时间。过去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中国政治不稳定的开始与结束都伴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融入世界的收益不是自然产生的，开放的收益依赖于中国自身把握机遇的能力。中国外贸的发展是中国转型的中心，加入世界分工，使得中国摆脱了许多资源与技术上的约束。中国丰富的劳动力成为资源。中国劳动力优势为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更多地向世界开放，而中国曾经一直是远离全球经济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25年的发展是拉近与世界距离这样一个追赶过程。中国的位置非常好，改革开放的时机也非常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在70年代开始外移，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80年代中期也步入这一阶段，从而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获得了一个优良的外部条件。中国处于东亚地区，日本和东亚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蓝图，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具体模式可以模仿，中国必须自己去摸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为重要是改革的理念。1987年赵紫阳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首位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同时他也谈到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这一点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都说到过，其他国家改革的模式有很多不适合中国的地方，中国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因此，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比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允许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先对小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私有化。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与经验的积累，逐步进行制度改革的探讨。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将越来越显著，但是在中国简单套用现有的经济理论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与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相关，这些都是各国不同历史形成的，因此中国需要创造性地运用经济学理论，需要先进的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制度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樊纲教授）
制度转型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从制度Ａ转变为制度Ｂ，转型过程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路。如果把转型比作过河的话，转型要么在河面上顺利地过，要么就是在河底也就是淹死了，这取决于采取什么方式过河。
中国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二是转型。在这里我集中考虑转型的问题。中国现在仍然处在转型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想25年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转型当中成绩不凡。下一步怎么办？中国能否继续成功？能够真正达到过河的目标，或者在河中间停下来，或者被水淹死了，永远的淹死了？我们是否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与学习？乡镇企业是中国第一个已经完成转型的制度安排，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已经完成了私有化——从集体所有企业向典型的私有企业的转型，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总结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与转型的经验。
中国乡镇企业在过去25年当中引起了很多争论，进行了很多探讨和研究。开始时许有人认为镇企业不会成功，认为它是改革最差的一种方法，有很多问题、障碍与困难，不容易发展起来。还有一些人非常推崇乡镇企业，认为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第三条道路。这两种看法都体现了乡镇企业的一些特点，一方面是不完美的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是转型的一个形式，是制度转型的一种模式，是一个转型混合体。转型的混合体不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既不属于制度A，也不属于制度B，它不会永远存留下去，不会永远成为第三种制度，而是转型时的过渡形式。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乡镇企业有内在矛盾和低效率问题，使得人们有动力不断改革乡镇企业；二是因为这种混合体是在一些特殊约束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如果这种约束条件变化了，外部制度环境变化了，就会促使这种混合体发生变化。
乡镇企业是一个包括不同类型的广义概念。第一类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即所谓江苏模式。第二类实质是私人所有乡镇企业，刚开始时就是私人发起创办的，或者后期集体通过协议将所有权让渡给私人，一般是购买者付给集体一笔“买断费”。还有“戴红帽子”形式，即一个由私人创立一个企业，但名义上属于集体的，也会受人控制，还要支付管理费。广义的乡镇企业也包括这类“戴红帽子”的私有企业，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很多沿海地区私营公司都成了“戴红帽子的”的“集体企业”，主要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压力。在私有企业头上加一个红帽子，这个企业肯定要给集体和当地政府支付一笔钱，也受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这种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实际上是转型期私有企业的一种变形。还有一类企业叫做股份合作制，是晚些时候由乡镇企业发展而来的，主要出现在90年代早期。私有化进程本身包括一系列混合体形式，刚开始时经济学家不觉得这种股份合作制会有效，他们觉得股份合作制有很多内部管理的问题，还有一些短视的问题，但结果它很快成长起来。
然后就发展到一个私有化阶段，现在很多乡镇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在80年代后期有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都是作为一个私有企业发展起来的，或者改变成一个私有企业。1989年之后那几年，“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成为一个主要的形式，私有企业里戴红帽子变成“集体企业”比例增加。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很多公司成为股份制公司，最后发展到私有化阶段，这就是整个中国乡镇企业转型的演进过程。从制度A——集体拥有，到制度B——私人拥有，共有四种不同的混合体。这四种混合体在20年当中存在于中国经济当中，那么变革的动力是什么呢？。
直接从集体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是最理想的转型道路，但这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如果刚开始就搞私有化，实际上不是最理想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是最好的呢？完全私有企业并不是当时最好的解决办法，转型期的混合体就是要找到一个最佳解决办法，这是在一些特殊的约束条件下找到的。我曾经在90年代末跟一个乡镇企业的管理人谈过，该公司是他一手创立的，我问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建成一个私有企业。他说，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他更做不了生意。当时整个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对私营企业是相当不利的，这是一种限制因素。改革过程需要关注制度问题，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框架与政策是起作用的，否则俄罗斯的改革就没有问题了。从转型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关注混合体的情况，我们在很多其他的领域还有混合体，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的混合体。我们相信经济发展是有逻辑可寻的，逻辑最后终将胜出，中国的改革终将继续。
主题发言以后，几位评论人发言。
钱颖一教授：Dwight Perkins教授报告有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是从国际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过去25年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一个奇迹。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1957-78年间，由于计划经济各种扭曲与政治动荡使得中国经济的起点相当低，这样的低起点对经济是不好的，但对后来的增长是“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基本上是与其他国家是一致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这些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在改革25年中都是增长比较高。地理因素包括海岸线、温度、气候等，还有开放程度也有助于中国的快速增长。还有就是制度变化推动。从这些方面看，中国过去25年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增长形式或源泉是一致的。另一方面Perkins 教授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特殊性问题。比如说上述增长因素具体重要性如何，资本是怎么积累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如何提高生产力，这些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有它特殊性。有很多穷国起点都比较低，都有潜力增长，但并不是所有穷国都实现了增长，中国确实有它特殊做法和形式值得研究。因为特殊，就使得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从别国照搬一个做法就能成功的问题。
樊纲教授着重讲了乡镇企业是一个混合性制度安排问题。我也曾经用过一个词，就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对乡镇企业分析概括具有一般性含义。比如说合资企业，中国的三资企业有不同形式，可以有合作型，有合资型，有独资型。一个是农村企业，一个是外资企业，为什么同时出现了类似现象？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制度环境在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在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研究和总结的方面，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如此扭曲和如此低起点情况下，能够达到现在的成果。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更快私有化来更快提高效率，容易直接看到理想中制度的效果，但制度变化都需要时间，重要的是看他如何变化，看制度安排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李稻葵教授：前两篇文章说到，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前发展不好是政治动乱造成的。我的一个感想是，民族的动乱与悲剧，比如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物质财富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但对我们制度创新可能是一个财富。每当中国改革出现争论的时候，每当出现意识形态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用回顾文化大革命，来告诉大家，不搞争论，搞试验，然后总结经验推广好的经验，用文化大革命极端悲剧从反面激励我们。
我赞同樊纲教授的出发点，就是说对乡镇企业的研究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乡镇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过渡性制度本身在不断的创新，创新的过程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有文献在这方面是不够的，这些文献可以分成严肃的和非严肃性的。非严肃性的文献过于意识形态化，讨论是不是要制度创新等；比较严肃的学术性文献，主要是讨论乡镇企业存在的前提，另外讨论当这些前提变化以后，乡镇企业会怎么变化。樊纲教授首先提出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过渡性制度的研究性。第二提出了混合体制度的概念，这也非常重要，对我们讨论很有帮助。第三，用描述性的语言说明混合性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能够不断的进步，其一个核心思想是说，任何的制度安排都是与一系列制度安排里面，共同存在的。当周围的制度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制度安排，也会变化。各种制度之间必须是协调的，这种思想我是很赞同的。
我觉得这个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可能需要对更具体的制度变化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就乡镇企业的制度变化而言，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四种相关制度的变化。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各个地方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争论的不断结束，他们脑子里面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如以前那么强了，更愿意接受私有制度的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完善，包括产品市场的竞争，以前张维迎教授也写过文章，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乡镇企业私有化的进展。第三类是政府改革，政府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对企业的控制。第四是金融体制的改革，从90年代初，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的银行对乡镇企业贷款的力度收缩了，乡镇企业的集体企业性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可以继续推进。
Bert Hofman教授：我想主要对Dwight Perkins发言做评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速度。我认为，主要的制度改革对GDP贡献率需要进一步研究，市场自由化和结构改革等等都应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另外资本贡献率也非常高的。90年代之后，资本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45％。资本事实上是核心的力量。另外劳动力贡献率是30％，现在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低于人口的增长率，增长的速度已经慢慢的降下来了。同时还应该给教育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教育对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促进全面的发展。此外，金融领域对推动生产力也有很大作用，还有财政改革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公司治理是一个弱点，要建立适当的立法制度和法律环境与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另外还有收入分配制度，怎么样使得社会分配更加的公平。这一点我想中国也应该仔细的考虑。中国要保持长期的发展，这些因素都应该加以考虑。
Athar Hussain博士：我谈一谈自己关于中国改革的看法。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谈这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的改革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奇。东欧的价格放开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效果不尽人意，其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受到了破坏。中国改革期间，宏观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实际上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制度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第二，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让我感到惊奇。出口跟增长是相联系的，如果要迎头感上去，减小差距，出口是很重要的，可以减少资本积累的负担。如果想有技术的话，你必须有资本，开放政策对资本的聚集是非常有效的。有这个资本之后，才可以引进一些技术产品。第三，中国在改革之前的一些制度基础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方说乡镇企业，在改革之前，它就存在于中国的一些省份。此外，权力下放也对经济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张晓亮、卢锋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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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9-27 07:0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三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本期摘要报道“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国际视角”问题的发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和国际视角（哈佛大学Dwight Perkins教授）
我想通过回顾历史，看看能否很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衰退。1949年前，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十九世纪90年代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以纺织品生产为例，30年代已经完成了对进口的替代，中国东北在日本人的开发下，铁路、采矿业与重工业也已经有了相当发展。许多工业设备在战争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人力资源有一部分转移到台湾和香港等地，但确实还是有了一个相当基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增长，除了与新投资相关，很大程度上也是原有增长趋势的扩展和恢复，因而早期工业化基础与复苏这么快是有历史背景原因的。
下面主要谈一下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我采取增长核算的方法。总的来讲，是消除一些价格扭曲，包括剔除工业产品偏高的价格扭曲和偏低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然后作一些增长核算，并对官方统计数字作一些评估。官方数据表明，1957-7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约是6％，剔除价格扭曲因素后，增长率大约有3.5％。此外，剔除价格扭曲后的资本积累率也远远低于官方统计水平，并且1957-78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负值。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发展经历与一般增长规律是一致的。一般的增长规律表明，开放对经济增长是好的，而中国在1957-78年相对来讲是封闭的。在研究经济增长时还有人考虑了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理因素差异。中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有利的。中国处于温带地区，而不是赤道地区；有很长的海岸线，而不是内陆国家。没有海岸线一般是不利于经济增长，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交通不便的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内陆国家与世界的信息传递是不畅顺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不错，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的教育在早期如60年代质量并不高，当然这是很难测量的。此外，政治上的不稳定也是存在的。在制度方面，中国尤其是在70年代，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体系，很多的律师都没有工作。政治上不稳定，包括很多内战、西方列强与日本的侵略，都产生了很大问题，“文革”也造成了很多的不稳定，政治上的不稳定对经济增长有很大负面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不稳定性，比如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是不一样的，60年代和70年代都有这样的问题。
中国在1978年前后变化，主要不是投资率差异。投资率在1978年前就很高了，在1978年之后仍然很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关键。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跟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重要差异，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非常快。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么快呢？对外开放是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早期人力资本情况实际上并不太好。此外，制度上也有很大的改进，法制也开始逐步建立。
总结一下，中国的增长经验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经验就是采取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逐步消除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扭曲。最后，提一个问题，中国过去25年的增长是由于改革消除了经济扭曲，从而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而现在很多的扭曲已经消失了，FDI与出口增长势头已经开始下滑，那么怎么保证中国经济在下个10年或20年高速增长呢？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Ross Garnaut教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25年的改革，政治有序，经济持续发展，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政治秩序保持稳定并且政策保持一致的最长时间。过去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中国政治不稳定的开始与结束都伴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融入世界的收益不是自然产生的，开放的收益依赖于中国自身把握机遇的能力。中国外贸的发展是中国转型的中心，加入世界分工，使得中国摆脱了许多资源与技术上的约束。中国丰富的劳动力成为资源。中国劳动力优势为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更多地向世界开放，而中国曾经一直是远离全球经济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25年的发展是拉近与世界距离这样一个追赶过程。中国的位置非常好，改革开放的时机也非常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在70年代开始外移，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80年代中期也步入这一阶段，从而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获得了一个优良的外部条件。中国处于东亚地区，日本和东亚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蓝图，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具体模式可以模仿，中国必须自己去摸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为重要是改革的理念。1987年赵紫阳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首位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同时他也谈到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这一点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都说到过，其他国家改革的模式有很多不适合中国的地方，中国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因此，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比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允许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先对小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私有化。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与经验的积累，逐步进行制度改革的探讨。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将越来越显著，但是在中国简单套用现有的经济理论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与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相关，这些都是各国不同历史形成的，因此中国需要创造性地运用经济学理论，需要先进的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制度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樊纲教授）
制度转型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从制度Ａ转变为制度Ｂ，转型过程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路。如果把转型比作过河的话，转型要么在河面上顺利地过，要么就是在河底也就是淹死了，这取决于采取什么方式过河。
中国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二是转型。在这里我集中考虑转型的问题。中国现在仍然处在转型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想25年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转型当中成绩不凡。下一步怎么办？中国能否继续成功？能够真正达到过河的目标，或者在河中间停下来，或者被水淹死了，永远的淹死了？我们是否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与学习？乡镇企业是中国第一个已经完成转型的制度安排，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已经完成了私有化——从集体所有企业向典型的私有企业的转型，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总结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与转型的经验。
中国乡镇企业在过去25年当中引起了很多争论，进行了很多探讨和研究。开始时许有人认为镇企业不会成功，认为它是改革最差的一种方法，有很多问题、障碍与困难，不容易发展起来。还有一些人非常推崇乡镇企业，认为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第三条道路。这两种看法都体现了乡镇企业的一些特点，一方面是不完美的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是转型的一个形式，是制度转型的一种模式，是一个转型混合体。转型的混合体不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既不属于制度A，也不属于制度B，它不会永远存留下去，不会永远成为第三种制度，而是转型时的过渡形式。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乡镇企业有内在矛盾和低效率问题，使得人们有动力不断改革乡镇企业；二是因为这种混合体是在一些特殊约束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如果这种约束条件变化了，外部制度环境变化了，就会促使这种混合体发生变化。
乡镇企业是一个包括不同类型的广义概念。第一类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即所谓江苏模式。第二类实质是私人所有乡镇企业，刚开始时就是私人发起创办的，或者后期集体通过协议将所有权让渡给私人，一般是购买者付给集体一笔“买断费”。还有“戴红帽子”形式，即一个由私人创立一个企业，但名义上属于集体的，也会受人控制，还要支付管理费。广义的乡镇企业也包括这类“戴红帽子”的私有企业，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很多沿海地区私营公司都成了“戴红帽子的”的“集体企业”，主要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压力。在私有企业头上加一个红帽子，这个企业肯定要给集体和当地政府支付一笔钱，也受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这种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实际上是转型期私有企业的一种变形。还有一类企业叫做股份合作制，是晚些时候由乡镇企业发展而来的，主要出现在90年代早期。私有化进程本身包括一系列混合体形式，刚开始时经济学家不觉得这种股份合作制会有效，他们觉得股份合作制有很多内部管理的问题，还有一些短视的问题，但结果它很快成长起来。
然后就发展到一个私有化阶段，现在很多乡镇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在80年代后期有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都是作为一个私有企业发展起来的，或者改变成一个私有企业。1989年之后那几年，“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成为一个主要的形式，私有企业里戴红帽子变成“集体企业”比例增加。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很多公司成为股份制公司，最后发展到私有化阶段，这就是整个中国乡镇企业转型的演进过程。从制度A——集体拥有，到制度B——私人拥有，共有四种不同的混合体。这四种混合体在20年当中存在于中国经济当中，那么变革的动力是什么呢？。
直接从集体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是最理想的转型道路，但这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如果刚开始就搞私有化，实际上不是最理想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是最好的呢？完全私有企业并不是当时最好的解决办法，转型期的混合体就是要找到一个最佳解决办法，这是在一些特殊的约束条件下找到的。我曾经在90年代末跟一个乡镇企业的管理人谈过，该公司是他一手创立的，我问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建成一个私有企业。他说，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他更做不了生意。当时整个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对私营企业是相当不利的，这是一种限制因素。改革过程需要关注制度问题，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框架与政策是起作用的，否则俄罗斯的改革就没有问题了。从转型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关注混合体的情况，我们在很多其他的领域还有混合体，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的混合体。我们相信经济发展是有逻辑可寻的，逻辑最后终将胜出，中国的改革终将继续。
主题发言以后，几位评论人发言。
钱颖一教授：Dwight Perkins教授报告有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是从国际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过去25年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一个奇迹。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1957-78年间，由于计划经济各种扭曲与政治动荡使得中国经济的起点相当低，这样的低起点对经济是不好的，但对后来的增长是“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基本上是与其他国家是一致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这些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在改革25年中都是增长比较高。地理因素包括海岸线、温度、气候等，还有开放程度也有助于中国的快速增长。还有就是制度变化推动。从这些方面看，中国过去25年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增长形式或源泉是一致的。另一方面Perkins 教授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特殊性问题。比如说上述增长因素具体重要性如何，资本是怎么积累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如何提高生产力，这些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有它特殊性。有很多穷国起点都比较低，都有潜力增长，但并不是所有穷国都实现了增长，中国确实有它特殊做法和形式值得研究。因为特殊，就使得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从别国照搬一个做法就能成功的问题。
樊纲教授着重讲了乡镇企业是一个混合性制度安排问题。我也曾经用过一个词，就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对乡镇企业分析概括具有一般性含义。比如说合资企业，中国的三资企业有不同形式，可以有合作型，有合资型，有独资型。一个是农村企业，一个是外资企业，为什么同时出现了类似现象？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制度环境在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在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研究和总结的方面，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如此扭曲和如此低起点情况下，能够达到现在的成果。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更快私有化来更快提高效率，容易直接看到理想中制度的效果，但制度变化都需要时间，重要的是看他如何变化，看制度安排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李稻葵教授：前两篇文章说到，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前发展不好是政治动乱造成的。我的一个感想是，民族的动乱与悲剧，比如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物质财富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但对我们制度创新可能是一个财富。每当中国改革出现争论的时候，每当出现意识形态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用回顾文化大革命，来告诉大家，不搞争论，搞试验，然后总结经验推广好的经验，用文化大革命极端悲剧从反面激励我们。
我赞同樊纲教授的出发点，就是说对乡镇企业的研究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乡镇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过渡性制度本身在不断的创新，创新的过程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有文献在这方面是不够的，这些文献可以分成严肃的和非严肃性的。非严肃性的文献过于意识形态化，讨论是不是要制度创新等；比较严肃的学术性文献，主要是讨论乡镇企业存在的前提，另外讨论当这些前提变化以后，乡镇企业会怎么变化。樊纲教授首先提出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过渡性制度的研究性。第二提出了混合体制度的概念，这也非常重要，对我们讨论很有帮助。第三，用描述性的语言说明混合性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能够不断的进步，其一个核心思想是说，任何的制度安排都是与一系列制度安排里面，共同存在的。当周围的制度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制度安排，也会变化。各种制度之间必须是协调的，这种思想我是很赞同的。
我觉得这个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可能需要对更具体的制度变化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就乡镇企业的制度变化而言，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四种相关制度的变化。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各个地方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争论的不断结束，他们脑子里面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如以前那么强了，更愿意接受私有制度的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完善，包括产品市场的竞争，以前张维迎教授也写过文章，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乡镇企业私有化的进展。第三类是政府改革，政府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对企业的控制。第四是金融体制的改革，从90年代初，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的银行对乡镇企业贷款的力度收缩了，乡镇企业的集体企业性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可以继续推进。
Bert Hofman教授：我想主要对Dwight Perkins发言做评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速度。我认为，主要的制度改革对GDP贡献率需要进一步研究，市场自由化和结构改革等等都应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另外资本贡献率也非常高的。90年代之后，资本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45％。资本事实上是核心的力量。另外劳动力贡献率是30％，现在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低于人口的增长率，增长的速度已经慢慢的降下来了。同时还应该给教育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教育对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促进全面的发展。此外，金融领域对推动生产力也有很大作用，还有财政改革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公司治理是一个弱点，要建立适当的立法制度和法律环境与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另外还有收入分配制度，怎么样使得社会分配更加的公平。这一点我想中国也应该仔细的考虑。中国要保持长期的发展，这些因素都应该加以考虑。
Athar Hussain博士：我谈一谈自己关于中国改革的看法。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谈这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的改革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奇。东欧的价格放开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效果不尽人意，其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受到了破坏。中国改革期间，宏观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实际上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制度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第二，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让我感到惊奇。出口跟增长是相联系的，如果要迎头感上去，减小差距，出口是很重要的，可以减少资本积累的负担。如果想有技术的话，你必须有资本，开放政策对资本的聚集是非常有效的。有这个资本之后，才可以引进一些技术产品。第三，中国在改革之前的一些制度基础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方说乡镇企业，在改革之前，它就存在于中国的一些省份。此外，权力下放也对经济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张晓亮、卢锋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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