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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45期（总第461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八
发布日期：2004-10-09 07:0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八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分三期报道9月18日上午“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的讨论，本期摘要报道论坛开始部分内容。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海闻、易纲、樊纲等六位教授在论坛上发言并展开辩论，陈平教授是主持人。
主持人陈平教授：
北京大学是一个中西学术交流的地方。在刚才庆祝大会，来宾高度评价了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但是对我们这些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压力很大。经济学是复杂的科学，寻求对经济现象的科学认识，最好的办法是让不同的学派和观念相互交流和碰撞。今天论坛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在下一个20年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另一个问题，要发展下一代经济科学，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今天在座六位经济学家，不按中国论资排辈顺序，而是以字母顺序就坐。首先请最后一位即周其仁先生发言。由于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每位发言人只有七分钟，然后有3分钟互相回应，最后请在座国内外学术界人士、政治家、企业家和同学参加讨论。
周其仁教授：
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经济中心最适合来讲的应该是宋国青教授，但可惜他今天确实来不了，这是今天讨论的一个损失。我是研究很小事情的人，讨论这么大的中国经济从何谈起？中国经济现象非常复杂。我认为科学方法是要找简单的东西来解释现象，而不是构造一个比现象还要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它。这是我的取向。简单的东西要挑要选。我用一个简单的命题观察中国经济，这个命题就是“成本是在竞争当中决定的”。市场当中一瓶水能卖多少钱？一方面不能超过消费者所能承受的价，另一方面不能超过市场上其他厂商的要价。如果有人比你要的价低，东西一样，那你就要降价，一直降到靠近成本，靠近成本还要降，就要控制成本。如果对手比你成本低，你不控制，你就出局。
25年前中国开放时，中国一个工人和欧美、日本的工人相比，薪水和福利差不多差100倍。改革以前，虽然我们工价很低，但很多产品根本生产不了，生产出来的品质根本摆不上世界市场。圆珠笔当时我们不能生产，后来生产出来了，写字时不出水，不写的时候它出水，所以百分之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看不出来。中国经济一开放，劳动成本差100倍，那不得了。从那儿开始，20多年之后主要是两件事情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厉害。第一、劳动力成本很便宜，但改革前我们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一套经济制度非常昂贵，改革开放就是降低这个制度成本。第二、就是了不起的学习过程。我们劳动力收入低但学习的能力并不低。无论我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改制后的国营企业、三资企业，在开放过程中通过学习进步非常大。中国经济20多年成长，我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制度成本下降和学习效应，然后我们的比较优势出来，竞争优势出来。
今后发展还是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今年已经出现农民工短缺的问题，不要以为随时都有廉价劳动力。随之而来就是制度成本、组织成本在国际上有没有竞争优势？现在不仅中国开放，而且俄罗斯开放、东欧开放、印度开放，亚洲国家开放，今后怎么样还是在竞争当中决定。如果有人成本降低比我们更快，那么中国相对局面就会不利。中国渐进改革有很强的优势，但是渐进改革现在看来有很大的代价。
张维迎教授：
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机会多于挑战，但未来的20年可能是挑战大于机会。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六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种增长的源泉现在变得越来越弱，我自己判断也许还有十来年的时间。十年之后中国经济一定转向以生产效率为主的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就是技术进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过去中国企业家找到一个洞，钻进去，坐在那儿，你就是一个菩萨；未来所有的洞都被人家填满了，你要自己戳一个洞，然后坐进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为菩萨。所以过去是机遇大于挑战，现在是挑战大于机遇。
在制造业部门我们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大家都知道劳动力有效工资是美国的四十二分之一，这是我们的优势。但随着全球化劳动市场形成，随着高素质劳动力的全球化，这个优势逐渐就没有了。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在未雨绸缪，在提高生产效率上面下功夫，那么未来中国就会落入日本现在的情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制造业成本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在高科技方面竞争不过美国，从而被挤在路中间。而要完成这个转变，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制度问题，使中国企业家能够有一个长远预期，为做强和做大中国企业而努力。如果我们企业制度改革不到位，中国企业家没有很好的整合能力，那么我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易纲教授：
我曾经说过中国在本世纪的前30年的最优增长率应该是，前十年GDP平均每年增长7％，第二个十年6％，第三个十年5％。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最优的增长率的话，中国的发展就能够上一个更大的台阶。但要达到最优的增长路径，我们面临几个最主要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资源的挑战。我们各类的矿产资源、能源包括水资源，都非常紧缺。我们现在铁矿石基本上进口一半；我们原油进口接近1亿吨，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我们要应对资源的挑战，包括水资源的挑战、矿产资源的挑战、能源的挑战，将来发展的一定是节约型的经济。我曾经说了很多怎么建立节约型经济的思路，比如我说过中国应该提倡住比较小的公寓。比如三口之家，住100平方米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公寓冬天要烧暖气，夏天要空调，要排放，但现在全国各省市建筑的趋势和老百姓公寓方面需求远远超过这个标准，这是令人担心的。要看看日本人是怎么活着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要舒适，但要比较小。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目前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而城乡的差别主要在于城市的各个要素已经货币化了，而农村没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算，中国实际上的贫富差距没有这么大，基尼系数也没有那么高。
第三个挑战是教育。一个没有文明的国度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但中国的文明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精英文明。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在文明之内的。精英文明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非常脆弱，几千年来中国伟大哲人发表过很多非常精辟的见解，并被发展成系统性的、非常深刻的见解，但能理解中国文明的中国人始终是少数精英，而精英文明非常脆弱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周而复始的对我们文明的巨大破坏。最大的破坏应当说就是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政治运动使几百万知识分子非自然死亡，包括像老舍这样的人。中国人自己把中国人最好的文化古迹破坏掉，如果这个文明不能从精英文明扩大到全国文明或者大多数人的文明，那么这个文明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一定要注重教育，使中国文明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从精英文明转变为中产阶级的文明，转变为覆盖相对多数中国人的文明。
第四个挑战是台海局势，希望在未来的30年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只要把上面几个问题处理好，并保证一个和平的环境，我相信中国在未来的30年能够达到最优的增长路径。
林毅夫教授：
我相信中国只要利用好我们的后发优势，应该有可能再维持20年、30年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有可能最慢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以后超过美国。要实现这个良好的愿望，我觉得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防止四个陷阱。
第一、欲速则不达的陷阱。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发达国家有高科技产业、生化产业、航天产业，我们希望赶快在这些产业上面去发展、跟他竞争。但这些产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政府就只好用各种扭曲、保护以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改革以前，我们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表面上是赶上了发达国家，但实际上是欲速则不达。现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没有人说了，但高科技产业优先发展、生化产业优先发展的声音还是很大，而这就是欲速则不达的陷阱。
第二、专做扬汤止沸，不做釜底抽薪的陷阱。1979年前我们推行赶超战略，为了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建立起来，政府做了很多的扭曲，只有把那些扭曲消除掉，才能逐渐恢复到比较优势的道路上。但是在取消这些扭曲的时候，我们经常忘记这些扭曲是内生的。如果不先改变产生这些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那你就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
第三、好心干坏事的陷阱。我们今天的崛起环境比美国差，美国在崛起的时候，人均收入是英国的70％，经济规模超过英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而且美国和英国的文化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只有美国3%，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8，文化体系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看到中国这么快速的崛起，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不利的外部环境。这样民族主义就会高涨，就会做很多好像是爱国的事情，但其实使中国失去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机会。
第四、试图简单用外国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中国面临转型加发展环境，因而中国经济结构和体制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现在的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它的背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从发达国家理论看中国问题，找不准真正原因。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现象来了解中国的问题，并且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提升理论。如果照搬外国理论，经济学家很可能对中国改革开放帮倒忙，而不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海闻教授：
中国经济未来的15年，我认为增长速度应该会很快。中国这种高速增长能不能持续？这一点我非常乐观，我们跟韩国、日本等国家有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从国内来讲，我们的资源应该比其他国家丰富，特别是日本、韩国，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中国的产业在未来15年仍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包括服务业。
第二、我们可以利用全世界的资源。韩国和日本当年更多是靠自己的资源建立起来，可以说并不是很开放的社会，但现在中国，从国内国际看都是非常开放的。中国现在仍然在改革，还没有改革到位，这是一件坏事，但也是一种希望和激励，我们将来也可以通过改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三、国际情况从原来重视意识形态变为国家安全，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未来的15年中国确实仍然存在很迅速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机遇。
现在挑战是，当我们经济逐步进入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以后，我们制度、人能不能进去？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我们的观念相对经济发展的落后。目前有两个观念是对改革的挑战，一是均贫富思想，和市场经济是冲突的。真正要关心的不是贫富差别，而是最底层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开放观念的矛盾，怎么融入世界经济中而不局限于民族主义，现在政府、群众、媒体都有这样的问题。
樊纲教授：
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能不能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不会被经济的波动或者经济的危机所打断，因此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平稳的增长，减少波动，是作为落后和发展中国家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现在经历着又一次的经济波动，经济过热、投资过度。在投资过度的现象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城市发展建设项目，各种基础设施投资等等，规模非常大，各种生产资料需求高度膨胀，引起是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的关注，为什么钢材、水泥、电解铝那么热？就是因为很多建设工程都需要钢材、水泥、电解铝。这里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各地方的过度投资，其中一个因素比如说是农民或者土地所有者没有得到充分补偿，再比如企业从政府那里搞到土地后可以到银行去抵押贷款，但由于银行体制不健全，对项目的评估没有按照市场的定价原则，很多后面的动机不纯、约束不严，等等，可以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特别值得思考，那就是，搞城市化、发展地方经济对中国来讲本来都是应该做的事情，都是好事情。但为什么大家都做的时候就出现了过热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恨不得在本届任期内，把能够掌控的土地都批出去，全部变成项目，把今后20年要做的事情，都挪到这一任期来做，都是良好的愿望，加速经济发展，但这么一来总需求规模就一定大于现在的供给能力，经济就一定过热。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可以做这种事情？这里有深刻的体制原因，那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不是一种能够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它可以对未来政府的债务这届政府可以不负责任，也可以不对下一届政府的财政收入负责任；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当中，下一代、下一届政府的利益没有一种体现的方式，没有人在现在的决策程序当中代表那些利益，没有纳入到当前经济决策的利益均衡关系中来。地方政府可以不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可能不考虑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在地方经济的层面，总是存在以下的问题，即在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当中谁来代表下一代人，甚至谁来代表下一届政府，因为下一代政府要还债，下一届政府很可能就面临没有土地批的问题他就没有了财源。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我们与欧洲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地方政府就不再是自负盈亏的自治实体，而是由中央任命，也“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当地的选民和纳税人负责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就不断出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地方政府行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后果以及经济波动。这里面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央地方的博弈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讨论往往在这个层次上。也许这次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央把土地的控制权收回来，形成一个中央直管部，由中央直控的土地资源部来控制地方土地使用的行为。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整个的政治体制如何发展与改革的问题。政治体制的功能首先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市场经济一部分，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过程当中，政治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如何实现各种利益，包括农民的利益、地主的利益、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包括下一代人、下一代政府的利益，如何在公共决策当中得以体现？这是问题的实质。
（未完待续）
（韩晓亚、卢锋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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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八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分三期报道9月18日上午“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的讨论，本期摘要报道论坛开始部分内容。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海闻、易纲、樊纲等六位教授在论坛上发言并展开辩论，陈平教授是主持人。
主持人陈平教授：
北京大学是一个中西学术交流的地方。在刚才庆祝大会，来宾高度评价了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但是对我们这些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压力很大。经济学是复杂的科学，寻求对经济现象的科学认识，最好的办法是让不同的学派和观念相互交流和碰撞。今天论坛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在下一个20年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另一个问题，要发展下一代经济科学，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今天在座六位经济学家，不按中国论资排辈顺序，而是以字母顺序就坐。首先请最后一位即周其仁先生发言。由于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每位发言人只有七分钟，然后有3分钟互相回应，最后请在座国内外学术界人士、政治家、企业家和同学参加讨论。
周其仁教授：
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经济中心最适合来讲的应该是宋国青教授，但可惜他今天确实来不了，这是今天讨论的一个损失。我是研究很小事情的人，讨论这么大的中国经济从何谈起？中国经济现象非常复杂。我认为科学方法是要找简单的东西来解释现象，而不是构造一个比现象还要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它。这是我的取向。简单的东西要挑要选。我用一个简单的命题观察中国经济，这个命题就是“成本是在竞争当中决定的”。市场当中一瓶水能卖多少钱？一方面不能超过消费者所能承受的价，另一方面不能超过市场上其他厂商的要价。如果有人比你要的价低，东西一样，那你就要降价，一直降到靠近成本，靠近成本还要降，就要控制成本。如果对手比你成本低，你不控制，你就出局。
25年前中国开放时，中国一个工人和欧美、日本的工人相比，薪水和福利差不多差100倍。改革以前，虽然我们工价很低，但很多产品根本生产不了，生产出来的品质根本摆不上世界市场。圆珠笔当时我们不能生产，后来生产出来了，写字时不出水，不写的时候它出水，所以百分之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看不出来。中国经济一开放，劳动成本差100倍，那不得了。从那儿开始，20多年之后主要是两件事情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厉害。第一、劳动力成本很便宜，但改革前我们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一套经济制度非常昂贵，改革开放就是降低这个制度成本。第二、就是了不起的学习过程。我们劳动力收入低但学习的能力并不低。无论我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改制后的国营企业、三资企业，在开放过程中通过学习进步非常大。中国经济20多年成长，我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制度成本下降和学习效应，然后我们的比较优势出来，竞争优势出来。
今后发展还是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今年已经出现农民工短缺的问题，不要以为随时都有廉价劳动力。随之而来就是制度成本、组织成本在国际上有没有竞争优势？现在不仅中国开放，而且俄罗斯开放、东欧开放、印度开放，亚洲国家开放，今后怎么样还是在竞争当中决定。如果有人成本降低比我们更快，那么中国相对局面就会不利。中国渐进改革有很强的优势，但是渐进改革现在看来有很大的代价。
张维迎教授：
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机会多于挑战，但未来的20年可能是挑战大于机会。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六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种增长的源泉现在变得越来越弱，我自己判断也许还有十来年的时间。十年之后中国经济一定转向以生产效率为主的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就是技术进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过去中国企业家找到一个洞，钻进去，坐在那儿，你就是一个菩萨；未来所有的洞都被人家填满了，你要自己戳一个洞，然后坐进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为菩萨。所以过去是机遇大于挑战，现在是挑战大于机遇。
在制造业部门我们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大家都知道劳动力有效工资是美国的四十二分之一，这是我们的优势。但随着全球化劳动市场形成，随着高素质劳动力的全球化，这个优势逐渐就没有了。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在未雨绸缪，在提高生产效率上面下功夫，那么未来中国就会落入日本现在的情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制造业成本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在高科技方面竞争不过美国，从而被挤在路中间。而要完成这个转变，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制度问题，使中国企业家能够有一个长远预期，为做强和做大中国企业而努力。如果我们企业制度改革不到位，中国企业家没有很好的整合能力，那么我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易纲教授：
我曾经说过中国在本世纪的前30年的最优增长率应该是，前十年GDP平均每年增长7％，第二个十年6％，第三个十年5％。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最优的增长率的话，中国的发展就能够上一个更大的台阶。但要达到最优的增长路径，我们面临几个最主要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资源的挑战。我们各类的矿产资源、能源包括水资源，都非常紧缺。我们现在铁矿石基本上进口一半；我们原油进口接近1亿吨，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我们要应对资源的挑战，包括水资源的挑战、矿产资源的挑战、能源的挑战，将来发展的一定是节约型的经济。我曾经说了很多怎么建立节约型经济的思路，比如我说过中国应该提倡住比较小的公寓。比如三口之家，住100平方米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公寓冬天要烧暖气，夏天要空调，要排放，但现在全国各省市建筑的趋势和老百姓公寓方面需求远远超过这个标准，这是令人担心的。要看看日本人是怎么活着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要舒适，但要比较小。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目前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而城乡的差别主要在于城市的各个要素已经货币化了，而农村没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算，中国实际上的贫富差距没有这么大，基尼系数也没有那么高。
第三个挑战是教育。一个没有文明的国度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但中国的文明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精英文明。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在文明之内的。精英文明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非常脆弱，几千年来中国伟大哲人发表过很多非常精辟的见解，并被发展成系统性的、非常深刻的见解，但能理解中国文明的中国人始终是少数精英，而精英文明非常脆弱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周而复始的对我们文明的巨大破坏。最大的破坏应当说就是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政治运动使几百万知识分子非自然死亡，包括像老舍这样的人。中国人自己把中国人最好的文化古迹破坏掉，如果这个文明不能从精英文明扩大到全国文明或者大多数人的文明，那么这个文明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一定要注重教育，使中国文明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从精英文明转变为中产阶级的文明，转变为覆盖相对多数中国人的文明。
第四个挑战是台海局势，希望在未来的30年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只要把上面几个问题处理好，并保证一个和平的环境，我相信中国在未来的30年能够达到最优的增长路径。
林毅夫教授：
我相信中国只要利用好我们的后发优势，应该有可能再维持20年、30年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有可能最慢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以后超过美国。要实现这个良好的愿望，我觉得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防止四个陷阱。
第一、欲速则不达的陷阱。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发达国家有高科技产业、生化产业、航天产业，我们希望赶快在这些产业上面去发展、跟他竞争。但这些产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政府就只好用各种扭曲、保护以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改革以前，我们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表面上是赶上了发达国家，但实际上是欲速则不达。现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没有人说了，但高科技产业优先发展、生化产业优先发展的声音还是很大，而这就是欲速则不达的陷阱。
第二、专做扬汤止沸，不做釜底抽薪的陷阱。1979年前我们推行赶超战略，为了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建立起来，政府做了很多的扭曲，只有把那些扭曲消除掉，才能逐渐恢复到比较优势的道路上。但是在取消这些扭曲的时候，我们经常忘记这些扭曲是内生的。如果不先改变产生这些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那你就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
第三、好心干坏事的陷阱。我们今天的崛起环境比美国差，美国在崛起的时候，人均收入是英国的70％，经济规模超过英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而且美国和英国的文化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只有美国3%，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8，文化体系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看到中国这么快速的崛起，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不利的外部环境。这样民族主义就会高涨，就会做很多好像是爱国的事情，但其实使中国失去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机会。
第四、试图简单用外国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中国面临转型加发展环境，因而中国经济结构和体制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现在的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它的背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从发达国家理论看中国问题，找不准真正原因。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现象来了解中国的问题，并且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提升理论。如果照搬外国理论，经济学家很可能对中国改革开放帮倒忙，而不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海闻教授：
中国经济未来的15年，我认为增长速度应该会很快。中国这种高速增长能不能持续？这一点我非常乐观，我们跟韩国、日本等国家有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从国内来讲，我们的资源应该比其他国家丰富，特别是日本、韩国，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中国的产业在未来15年仍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包括服务业。
第二、我们可以利用全世界的资源。韩国和日本当年更多是靠自己的资源建立起来，可以说并不是很开放的社会，但现在中国，从国内国际看都是非常开放的。中国现在仍然在改革，还没有改革到位，这是一件坏事，但也是一种希望和激励，我们将来也可以通过改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三、国际情况从原来重视意识形态变为国家安全，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未来的15年中国确实仍然存在很迅速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机遇。
现在挑战是，当我们经济逐步进入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以后，我们制度、人能不能进去？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我们的观念相对经济发展的落后。目前有两个观念是对改革的挑战，一是均贫富思想，和市场经济是冲突的。真正要关心的不是贫富差别，而是最底层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开放观念的矛盾，怎么融入世界经济中而不局限于民族主义，现在政府、群众、媒体都有这样的问题。
樊纲教授：
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能不能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不会被经济的波动或者经济的危机所打断，因此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平稳的增长，减少波动，是作为落后和发展中国家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现在经历着又一次的经济波动，经济过热、投资过度。在投资过度的现象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城市发展建设项目，各种基础设施投资等等，规模非常大，各种生产资料需求高度膨胀，引起是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的关注，为什么钢材、水泥、电解铝那么热？就是因为很多建设工程都需要钢材、水泥、电解铝。这里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各地方的过度投资，其中一个因素比如说是农民或者土地所有者没有得到充分补偿，再比如企业从政府那里搞到土地后可以到银行去抵押贷款，但由于银行体制不健全，对项目的评估没有按照市场的定价原则，很多后面的动机不纯、约束不严，等等，可以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特别值得思考，那就是，搞城市化、发展地方经济对中国来讲本来都是应该做的事情，都是好事情。但为什么大家都做的时候就出现了过热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恨不得在本届任期内，把能够掌控的土地都批出去，全部变成项目，把今后20年要做的事情，都挪到这一任期来做，都是良好的愿望，加速经济发展，但这么一来总需求规模就一定大于现在的供给能力，经济就一定过热。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可以做这种事情？这里有深刻的体制原因，那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不是一种能够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它可以对未来政府的债务这届政府可以不负责任，也可以不对下一届政府的财政收入负责任；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当中，下一代、下一届政府的利益没有一种体现的方式，没有人在现在的决策程序当中代表那些利益，没有纳入到当前经济决策的利益均衡关系中来。地方政府可以不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可能不考虑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在地方经济的层面，总是存在以下的问题，即在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当中谁来代表下一代人，甚至谁来代表下一届政府，因为下一代政府要还债，下一届政府很可能就面临没有土地批的问题他就没有了财源。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我们与欧洲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地方政府就不再是自负盈亏的自治实体，而是由中央任命，也“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当地的选民和纳税人负责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就不断出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地方政府行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后果以及经济波动。这里面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央地方的博弈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讨论往往在这个层次上。也许这次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央把土地的控制权收回来，形成一个中央直管部，由中央直控的土地资源部来控制地方土地使用的行为。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整个的政治体制如何发展与改革的问题。政治体制的功能首先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市场经济一部分，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过程当中，政治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如何实现各种利益，包括农民的利益、地主的利益、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包括下一代人、下一代政府的利益，如何在公共决策当中得以体现？这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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