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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46期（总第462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九
发布日期：2004-10-09 07: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九
（接上期）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自己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分三期报道9月18日上午“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的讨论，本期摘要报道论坛的中间部分内容。
主持人陈平教授：
易纲提出的四个问题和我原来想法是最接近，但易纲已经提出问题在先，我就要找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代化采用西方模式，会面临严重的资源挑战，所以我很理解易纲提出的资源、能源、水、土地问题。但我还要加一个老龄化问题。说到底我认为是一个结构问题、发展模式问题。比如我们都像美国一样，每人开一辆汽车，中国的地都不够修高速公路。这使我联想到什么是劳动成本？什么是制度成本？最大的成本实际上是生活方式成本还要加上社会保障成本，现在中国劳动力低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生活方式消耗得少。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教育问题，现在创造就业问题一个是农业，一个是制造业，包括传统的纺织业和钢铁工业，技术发展需要劳动力越少，就业面临的问题就越大。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只是取消户口制度，自由流动，大量没有受基础教育的人进入城市找不到工作，不可能九个农民给一个城里人当保姆。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发展创新的多样化的教育，而是发展过去科举制、单一化，近亲繁殖的教育。
我的回应包括易纲的问题、张维迎的问题，真正提高生产力，提高效率，要改变中国以科学技术为导向，同类产业放大的现象。另外易纲说的问题跟海闻说的问题和樊纲说的问题都非常有关系。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我认为在中国非常严重。在中国历史上是官商对立，或者官商勾结，现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呼吁，就是腐败。但中国没有探讨腐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没有独立财权。还有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和民间社会三方互动机制，我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变原来的政府、市场二元模式，成为民间、政府、市场三方合作的竞争，而且要具有制衡关系。
下面第二轮是回应。希望把上一个问题深化。可以考虑在诸位提出的问题里面，是否存在现有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否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是简单移植原有理论就可以解决了。
林毅夫教授：
我刚刚谈到要釜底抽薪，不要扬汤止沸。刚才陈平教授对易刚教授的总结，都是扬汤止沸，没有釜底抽薪。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而是只看到问题的表面。易纲讲的是中国要面临资源的压力，当你认为有资源压力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把人当作资源，才会说是自然资源的压力。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惟一赶上发达国家的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东亚经济他们人都非常多，资源也非常少，他们怎么赶上的？因为他们把人作为资源，在发展的早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非常有竞争力；积累了资本，然后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你说的人口压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从一开始就想赶超，想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那么人就成为一个负担，人跟自然资源就有矛盾，就成为负担。
你总结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会给那些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高。有钱的人具有优势的资源是资本，随着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的提升，资本越积累越多，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多，穷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劳动力价值提高，富人拥有的资源（资本）的价格不断降低，穷人所拥有的资源（劳动力）的价格不断提高，这样收入分配就得到改善。这是从东亚经济发展中所看到的变化，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不仅取得了高速增长，而是收入分配也得到了改善。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收入分配能否随着经济发展改善的主要原因。
第三点，你讲官商勾结。为什么能够勾结？就是政府扭曲了经济。政府限制很多市场准入造成垄断，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等。为什么要去压低利率、汇率以及人为造成垄断呢？同样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以，你总结的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是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造成的；而你的评论正如我所讲的，是扬汤止沸而没有釜底抽薪，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挖掘问题背后真正原因。
樊纲教授：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我同意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最终穷人收入会提高，富人的收入会降低。但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有太多的农民需要充分就业，中国解决充分就业将是几十年的事情。在这几十年中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是陈平和易纲所说的挑战。
我不同意易纲和陈平所讲的资源稀缺的观点。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资源约束。作为后发国家，作为人口极大和土地稀缺的国家，问题更加突出。回过头这么想，中国如果要把劳动力都利用起来，我们恐怕首先就要为全世界生产，因为不为全世界生产，就业就不够。不仅要为自己市场生产，还要为全世界生产，才能解决就业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只要这个东西在中国生产，不管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型，只要符合成本原理，只要真有竞争力，就应该最好在中国制造。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就业率。不管钢材、水泥用多少资源，只要世界上有人用，美国要用、印度要用，最好也在中国生产，不要在美国生产、印度生产，这样才能真正的充分提高我们的就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恰恰应该从中国新增就业角度思考问题，思考为全世界生产利用全世界资源的问题。如果这样看，就回到海闻和毅夫讲的，这是世界的问题，是13亿人口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对世界资源配制造成重新分配产生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后面临的挑战。
周其仁教授：
我赞成陈平关心重大问题，但我反对陈平的观点，他讲了很多问题但实际是没有问题。经济分析涉及现象和理论，理论是解释现象的。有没有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性问题呢，这个硬要拔是拔不出来的。我认为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够用了，重要的是把它简化。经济学这么庞杂，成为很大的学习负担。由于教育体制和其它体制原因，很多经济学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写的，有的是为了得奖写的，很多和解释实际经济现象没有关系。它是个必要条件，因为你不会写论文就当不了经济学家，所以写论文有作用。但是做科学研究应当从论文中挑出可以解释实际现象的东西。
我也不赞成有东方理论和西方理论。理论没有国别，能解决现象就是好理论。我自己的素养比较低一点，我不认为经济学还有什么重大理论上的问题需要攻关，我认为亚当斯密学说加上成本分析理论，再把交易费用和制度因素放进去，解释力应当是很丰富的。各个国家的竞争力，各个人的竞争力，不单单由劳动成本决定，而且是由制度成本决定。如果光看劳动力成本，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多的是，如果没有20年制度成本下降，中国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水平。我看中国经济就是两块，一块是有生命力的，是按照市场准则清楚划定产权的部分，我对这个一直有信心，而且有很多是让我吃惊和让我学习的东西。另一块就不好讲了，有些领域虽然前期改革走得很快，但没有深入涉及。几十年来左碰右碰，一直没有解决。
张维迎教授：
毅夫刚才讲到，后发优势可以导致持续发展30年。假如我们把后发优势分成三类，包括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管理上的后发优势、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应该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包括苏联的发展，基本上都是通过利用技术上后发优势和管理上后发优势获得的，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利用别人现有的技术，不购买知识产权也好，购买知识产权也好。现在管理上也是学习很多西方企业创造的管理制度，商学院大量讲这类东西。现在问题是，技术上后发优势越来越少了，管理上后发优势有的可以利用，有些难以利用。
最大问题就是能不能转到制度上后发优势。杨小凯先生讲过一句话，好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由于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导致了制度上的后发劣势。为什么呢？当它利用发达国家一串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取得经济增长，好多人的眼睛就被蒙蔽住了。我们体制很好了，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增长，但没有看到这些技术管理都是在特定的制度上创造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采取大的变革，我觉得这个后发优势要继续的话就非常难了。我特别要强调一点的是产权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宪政制度，使政府受到有效约束，那么企业家和老百姓没有稳定预期，那么发生很糟糕局面都是很可能的。
毅夫经常讲比较优势问题，这在经济学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实现自由配置，也有一些变化出现。其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价值链分配往两端走，一端是自主知识产权，另一端就是品牌。这两端占有的价值比例，远远超过中间的制造环节。如果中国仅仅盯住制造业环节的话，按物品数量计算，你的增长很快，但按照价值算，按照国际收入分配，你可能就没有任何潜力。
易纲教授：
我讲的教育不只是技术上的教育，而是把文明从精英的文明变成中产阶级的文明，变成覆盖更多民众的文明，主要指的是诚实的教育，在宪法中对财产权和人权尊重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资源的问题最后是一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中国一年出口50亿双鞋，出口的价格是3美元到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卖到50美元至70美元。为什么能以3美元、5美元出口非常好的名牌鞋，是因为在所有皮子处理中，它污染的水都留在中国了。资源的确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的，但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把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污染都留在中国了，而我们中国的土地又是那么紧张。如果没有价格机制使得我们基本上能够覆盖制造的全部成本，包括负面的外部效应，中国的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
关于中国将来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提法，我也是非常有保留的。第一、制造业不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最大的就业是服务业，制造业是附加值比较低、留下污染比较多的一端。第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是法律的执行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怎么赢这个游戏。政府更不应当在经济发展中当招商引资的主体，当各地经济冲动的主体。如果政府的位置转不过来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走很多的弯路。
海闻教授：
易纲进一步谈到的资源问题、价格问题，也是我本来想说的，价格背后还是机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资源这么浪费？因为我们很多改革还没有到位，真正的价格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刚才陈平讲了不能引进西方模式，我觉得不能笼统这么讲。西方有很多模式，有美国模式，有日本模式，引进西方模式，真正引进不是它的生活方式，而是它的机制。所以不能说西方模式就不好，西方模式下很多国家资源利用非常节约，最后还是价格机制的问题。
樊纲讲到腐败，讲地方官员腐败，我想讲中央没有腐败吗？中央可能腐败更厉害。不能把腐败简单归结到地方问题，现在中国的税收制度是造成我们很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地方政府很大的财政收入是来自地方办的企业。防止腐败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减少对经济的控制。
（未完待续）
（韩晓亚、卢锋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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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10-09 07: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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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自己十年走过的历程。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我们用多期简报报道这些学术活动内容。分三期报道9月18日上午“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的讨论，本期摘要报道论坛的中间部分内容。
主持人陈平教授：
易纲提出的四个问题和我原来想法是最接近，但易纲已经提出问题在先，我就要找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代化采用西方模式，会面临严重的资源挑战，所以我很理解易纲提出的资源、能源、水、土地问题。但我还要加一个老龄化问题。说到底我认为是一个结构问题、发展模式问题。比如我们都像美国一样，每人开一辆汽车，中国的地都不够修高速公路。这使我联想到什么是劳动成本？什么是制度成本？最大的成本实际上是生活方式成本还要加上社会保障成本，现在中国劳动力低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生活方式消耗得少。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教育问题，现在创造就业问题一个是农业，一个是制造业，包括传统的纺织业和钢铁工业，技术发展需要劳动力越少，就业面临的问题就越大。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只是取消户口制度，自由流动，大量没有受基础教育的人进入城市找不到工作，不可能九个农民给一个城里人当保姆。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发展创新的多样化的教育，而是发展过去科举制、单一化，近亲繁殖的教育。
我的回应包括易纲的问题、张维迎的问题，真正提高生产力，提高效率，要改变中国以科学技术为导向，同类产业放大的现象。另外易纲说的问题跟海闻说的问题和樊纲说的问题都非常有关系。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我认为在中国非常严重。在中国历史上是官商对立，或者官商勾结，现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呼吁，就是腐败。但中国没有探讨腐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没有独立财权。还有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和民间社会三方互动机制，我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变原来的政府、市场二元模式，成为民间、政府、市场三方合作的竞争，而且要具有制衡关系。
下面第二轮是回应。希望把上一个问题深化。可以考虑在诸位提出的问题里面，是否存在现有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否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是简单移植原有理论就可以解决了。
林毅夫教授：
我刚刚谈到要釜底抽薪，不要扬汤止沸。刚才陈平教授对易刚教授的总结，都是扬汤止沸，没有釜底抽薪。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而是只看到问题的表面。易纲讲的是中国要面临资源的压力，当你认为有资源压力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把人当作资源，才会说是自然资源的压力。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惟一赶上发达国家的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东亚经济他们人都非常多，资源也非常少，他们怎么赶上的？因为他们把人作为资源，在发展的早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非常有竞争力；积累了资本，然后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你说的人口压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从一开始就想赶超，想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那么人就成为一个负担，人跟自然资源就有矛盾，就成为负担。
你总结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会给那些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高。有钱的人具有优势的资源是资本，随着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的提升，资本越积累越多，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多，穷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劳动力价值提高，富人拥有的资源（资本）的价格不断降低，穷人所拥有的资源（劳动力）的价格不断提高，这样收入分配就得到改善。这是从东亚经济发展中所看到的变化，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不仅取得了高速增长，而是收入分配也得到了改善。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收入分配能否随着经济发展改善的主要原因。
第三点，你讲官商勾结。为什么能够勾结？就是政府扭曲了经济。政府限制很多市场准入造成垄断，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等。为什么要去压低利率、汇率以及人为造成垄断呢？同样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以，你总结的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是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造成的；而你的评论正如我所讲的，是扬汤止沸而没有釜底抽薪，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挖掘问题背后真正原因。
樊纲教授：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我同意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最终穷人收入会提高，富人的收入会降低。但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有太多的农民需要充分就业，中国解决充分就业将是几十年的事情。在这几十年中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是陈平和易纲所说的挑战。
我不同意易纲和陈平所讲的资源稀缺的观点。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资源约束。作为后发国家，作为人口极大和土地稀缺的国家，问题更加突出。回过头这么想，中国如果要把劳动力都利用起来，我们恐怕首先就要为全世界生产，因为不为全世界生产，就业就不够。不仅要为自己市场生产，还要为全世界生产，才能解决就业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只要这个东西在中国生产，不管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型，只要符合成本原理，只要真有竞争力，就应该最好在中国制造。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就业率。不管钢材、水泥用多少资源，只要世界上有人用，美国要用、印度要用，最好也在中国生产，不要在美国生产、印度生产，这样才能真正的充分提高我们的就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恰恰应该从中国新增就业角度思考问题，思考为全世界生产利用全世界资源的问题。如果这样看，就回到海闻和毅夫讲的，这是世界的问题，是13亿人口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对世界资源配制造成重新分配产生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后面临的挑战。
周其仁教授：
我赞成陈平关心重大问题，但我反对陈平的观点，他讲了很多问题但实际是没有问题。经济分析涉及现象和理论，理论是解释现象的。有没有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性问题呢，这个硬要拔是拔不出来的。我认为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够用了，重要的是把它简化。经济学这么庞杂，成为很大的学习负担。由于教育体制和其它体制原因，很多经济学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写的，有的是为了得奖写的，很多和解释实际经济现象没有关系。它是个必要条件，因为你不会写论文就当不了经济学家，所以写论文有作用。但是做科学研究应当从论文中挑出可以解释实际现象的东西。
我也不赞成有东方理论和西方理论。理论没有国别，能解决现象就是好理论。我自己的素养比较低一点，我不认为经济学还有什么重大理论上的问题需要攻关，我认为亚当斯密学说加上成本分析理论，再把交易费用和制度因素放进去，解释力应当是很丰富的。各个国家的竞争力，各个人的竞争力，不单单由劳动成本决定，而且是由制度成本决定。如果光看劳动力成本，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多的是，如果没有20年制度成本下降，中国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水平。我看中国经济就是两块，一块是有生命力的，是按照市场准则清楚划定产权的部分，我对这个一直有信心，而且有很多是让我吃惊和让我学习的东西。另一块就不好讲了，有些领域虽然前期改革走得很快，但没有深入涉及。几十年来左碰右碰，一直没有解决。
张维迎教授：
毅夫刚才讲到，后发优势可以导致持续发展30年。假如我们把后发优势分成三类，包括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管理上的后发优势、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应该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包括苏联的发展，基本上都是通过利用技术上后发优势和管理上后发优势获得的，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利用别人现有的技术，不购买知识产权也好，购买知识产权也好。现在管理上也是学习很多西方企业创造的管理制度，商学院大量讲这类东西。现在问题是，技术上后发优势越来越少了，管理上后发优势有的可以利用，有些难以利用。
最大问题就是能不能转到制度上后发优势。杨小凯先生讲过一句话，好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由于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导致了制度上的后发劣势。为什么呢？当它利用发达国家一串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取得经济增长，好多人的眼睛就被蒙蔽住了。我们体制很好了，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增长，但没有看到这些技术管理都是在特定的制度上创造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采取大的变革，我觉得这个后发优势要继续的话就非常难了。我特别要强调一点的是产权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宪政制度，使政府受到有效约束，那么企业家和老百姓没有稳定预期，那么发生很糟糕局面都是很可能的。
毅夫经常讲比较优势问题，这在经济学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实现自由配置，也有一些变化出现。其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价值链分配往两端走，一端是自主知识产权，另一端就是品牌。这两端占有的价值比例，远远超过中间的制造环节。如果中国仅仅盯住制造业环节的话，按物品数量计算，你的增长很快，但按照价值算，按照国际收入分配，你可能就没有任何潜力。
易纲教授：
我讲的教育不只是技术上的教育，而是把文明从精英的文明变成中产阶级的文明，变成覆盖更多民众的文明，主要指的是诚实的教育，在宪法中对财产权和人权尊重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资源的问题最后是一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中国一年出口50亿双鞋，出口的价格是3美元到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卖到50美元至70美元。为什么能以3美元、5美元出口非常好的名牌鞋，是因为在所有皮子处理中，它污染的水都留在中国了。资源的确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的，但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把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污染都留在中国了，而我们中国的土地又是那么紧张。如果没有价格机制使得我们基本上能够覆盖制造的全部成本，包括负面的外部效应，中国的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
关于中国将来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提法，我也是非常有保留的。第一、制造业不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最大的就业是服务业，制造业是附加值比较低、留下污染比较多的一端。第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是法律的执行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怎么赢这个游戏。政府更不应当在经济发展中当招商引资的主体，当各地经济冲动的主体。如果政府的位置转不过来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走很多的弯路。
海闻教授：
易纲进一步谈到的资源问题、价格问题，也是我本来想说的，价格背后还是机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资源这么浪费？因为我们很多改革还没有到位，真正的价格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刚才陈平讲了不能引进西方模式，我觉得不能笼统这么讲。西方有很多模式，有美国模式，有日本模式，引进西方模式，真正引进不是它的生活方式，而是它的机制。所以不能说西方模式就不好，西方模式下很多国家资源利用非常节约，最后还是价格机制的问题。
樊纲讲到腐败，讲地方官员腐败，我想讲中央没有腐败吗？中央可能腐败更厉害。不能把腐败简单归结到地方问题，现在中国的税收制度是造成我们很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地方政府很大的财政收入是来自地方办的企业。防止腐败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减少对经济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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