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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49期（总第465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二
发布日期：2004-10-09 07: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周其仁教授讲演（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二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自己十年走过的历程。18日下午中心教授周其仁做专题讲演。到会的易纲教授、梁能教授、黄海洲博士、杨壮教授也参加了讨论。分两期简报报道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
主持人卢锋教授：欢迎并感谢大家参加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今天下午的活动，是请中心资深教授周其仁先生作一场讲演。我知道大家迫不及待要听讲演，但还是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其仁教授的学术经历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周其仁教授早年下乡黑龙江，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其间悉心学习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观察经济现象，为他今后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打下一个基础。恢复高考后，其仁教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不久便一头扎进当时还是一个业余研究机构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活动，主要研究当时起步维艰的农村改革。1982到1989年，他在杜润生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农村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培养了他观察真实经济现象的持久兴趣。同时他很注重理论思考，学习经济学传统，通过把认识一般化的努力，力求达到理论层面的理解。他和同事们当年组织读书小组，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消化能获得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文献。他逐步认定，现代产权理论对解释中国的转型具有特殊的分析价值。
1989-1995年是周其仁教授的海外留学时期。先是访问游学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然后在加尼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博士。留学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加仔细地考察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理论思想武库所提供的十八般兵器，同时也使他有时间过滤以往的知识积淀，对亲身观察和经历的改革经验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审视和总结。1994年，他完成了长篇论文“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其中把广阔的观察视野、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精练的文字表达这三方面能力精彩地结合在一起，突出表现了他在运用产权理论观察和阐释转型经济大问题的出色能力。他当时写的读书笔记表明，他正在关注另一个方向的工作，就是将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结合起来，为一般化地分析公有制企业进行理论准备。这些工作，在现代产权的理论前沿和应用方面留下了一位大陆学者的思想痕迹。
1995年底，其仁教授决定回国来中心工作。他在北大上课可谓“棚棚爆满”，曾被同学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之一。1998年，他以“三网复合、数网竞争”一文，参与了当时电信开放政策的论战，对争论命题和实际政策演变产生了显著影响。他2000年完成“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一文，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对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的一般逻辑提供了独到的理论分析。同时，其仁教授还是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专栏作家。收录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等文集中文章，或长或短，或庄或谐，都是思想和文字俱佳的难得作品。
据我观察，其仁教授平时处事低调，不上电视，不接受记者的被动采访，从不写应景文字。但他最近回应郎咸平的长篇访谈，不但使经济观察报一时洛阳纸贵，也使他自己一不小心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不过，他今天要报告的是另外一个题目：《“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让我们欢迎周其仁教授讲演。
周其仁教授：中国是不是个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一个国际上被广泛关心的问题。从国内可以观察的现象来看，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市场经济的程度已经非常之高。一个四川农民，打个包袱，上了火车到全中国找工作。这个事情，印度可能就做不到。印度的劳动力市场远远没有像中国这样打通，语言不一样，种姓不一样，听说有各种各样的隔阂。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达与自由程度应该在世界上可数的。各种劳动合约，双方同意就订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在某些方面，比欧美、日本都要高。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以有今天这个竞争力，是跟这块相当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有关。
但我们这个经济里，还有一块是所谓“价格不管用”的。这里讲的“价格不管用”，有三个含义。第一是描述性的：有些资源不按价格机制配置，价格机制对这个资源的使用、消费、生产没有影响或基本没有影响。第二个含义有一点争论性。不少人认为，有些特殊资源是不应该由价格机制去管用，或者一旦价格机制管用，后果会极其严重。第三个含义是作为转型时期现象存在的：价格机制应该管用，也可以管用，但是现在还没有条件让它管用，改革就是创造条件让价格机制来管用。
什么地方“价格不管用”呢？第一，汇率到现在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我们官方的声明加了好多定语：有条件的、有管理的、以市场条件为基础的、单一的，实际上基本上还是一个固定汇率，就是以一个大体不变的比率盯住美元。汇率是货币与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究竟怎样是好，一直争论不休。我认为在讨论中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绞在一起：一个问题是币值要不要稳定；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比价要不要灵活。从1994年以后，中国的汇率机制与发钞机制基本一体化，这有很大好处，就是政府不能乱发钞。发展中经济、转型经济，社会矛盾压力很大，搞得不好政府会通过多发钞票去解决问题。很多转型经济，宏观稳定出现问题要害就在这个地方。
1994年以后，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从这个角度看非常好。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由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使得1994年定的1：8点几的汇率不能反映中国与美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这个汇率机制不调，就没有办法很好地配置资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不能动。难题是币值稳定和汇率灵活怎样分开处理。首当其冲的就是先要将汇率与美元的钩脱下来。但是无论怎么难，汇率没有足够的灵活性，压力总要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当前所谓过热，电力紧张，运输紧张，出口火暴，汇率误差是基本的。更大的麻烦是，汇率误差反过来影响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第二个是利率。说经济过热，吵来吵去，利率就是不能动。我不是说利率现在是否应当调，以及调多少，而是讨论利率是不是可以动的宏观经济调节工具。很多人认为利率在中国不管用。中国很特别，是公有制，是地方政府，借钱不还。问题是，如果中国人真能借钱都不还，银行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钱？实际上，还是有约束机制在起作用的。银行也做了很多改革，是还不到位。但是，既有不应该投放的钱投放出去的问题，也有该投放的钱不投放的问题。两类问题都存在，所以不可以笼统地说，由于中国有地方政府，存在公有经济，所有这个利率就失灵，唯一的出路只能靠窗口指导，靠行政干预。用这个办法来调控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大有疑问。从经验看，利率从来很管用，不但今天民营经济比例大的时候管用，十年前民营经济少的时候也管用。宋国青教授1998年有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是“利率至关重要”。现在还值得读，看看利率是否在实际上管用。利率本来是央行官员和专家操作的问题，现在变成一个公众讨论的问题，甚至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越讨论越不敢动，结果这个国民经济越不容易摆得顺。
可见利率这个变量，至少在观察层面上，它还不是一个受价格机制作用的变量。很多人认为这里头有很大“道德风险”因素。就是说，有人敢冒风险，出高利率，然后借钱不还。其实说利息是贷款的价格，这个说法我看不大对。一百块钱贷款的“价格”，不是作为利息的那每年三块钱或五块钱，而是连本带利的一百零三块或一百零五块！，与其它商品不同的是，用一百零几块的代价购买一百块的“贷款商品”，先付一个零头（利息），到期再还本。所以，天下没有人只看利率高低就决定是不是放款。从我们自己老祖宗晋商票号开始，就没有。债权人总要估计还款的可靠性。在还款可靠性相等的情况下，才是“出价高者得”。借口道德风险就宣布价格机制在利率上不管用，理论上就有漏洞。现在这么大一个国民经济，除了国有部分，还有民营经济，还有居民消费部分，如果利率杠杆不能让央行的专家系统灵活地决定，而是受其他压力团体影响来操作，这个经济能不能有一个所谓稳定的宏观环境，我是怀疑的。
今天上午讨论到资源浪费和资源紧缺问题。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喊什么缺实际上什么就浪费得利害。什么道理呢？因为“价格不管用”。今年全中国缺电，怎么缺的？缺电是前几年投资周期里就有问题！你说当时所有人都看走了眼，都认为电力过剩，都不愿意做电力投资，我们也就服了。问题是当时很多人早就看到要投资电力啊，浙江省打过多少报告，江苏省打过多少报告要建发电厂？是中央计划部门不批。几年前不批，现在缺电；然后再说，由于缺电所以非加强管制，里外里，审啊批啊派工作组啊，忙得不得了！这么大的国民经济，你怎么知道这个项目要不要上。有人说能预测需求。但需求可不是一个可观察的变量！需求跟价格有关。这杯水如果十块钱，它是一个需求量，如果一块钱那就是另一个需求量，你怎么知道到时候全世界人要用多少钢，你怎么知道哪些钢厂开着，你怎么知道到那时候韩国、台湾的钢厂还能不能维持下去！不完全知道！市场经济的路线，就是遇到不完全知道的事情，就由个人、企业分头去猜嘛！你要让个人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决定什么投资。我们在投资上不让价格机制起作用，然后到了电力紧缺时还不让价格机制起作用，为了保证居民用电所以电价不能动，电力紧缺你不动电价怎么办？派干部说服老百姓节约用电，怎么说服得过来？
再讲到水，你看我们这个水价，低到不能再离奇啦！然后全中国喊水的问题，喊水的紧张。喊吧，行为背后有机制作用。1996年杜老让我和国青去山西做一个水项目的研究。山西太原说严重缺水，要花一百几十个亿投资从黄河引水。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先参考青岛。青岛当年也是修了个大管子从黄河引水，叫“引黄济青”。主管部门想，“引黄济青”的水肯定要贵一点，因为成本高，将来贵的水一来怎么与现在便宜的水衔接？于是就把青岛的水价提高了一点。结果这个价格一提上去，青岛不缺水了，而大管子还没修好呢！最后青岛的水价那才叫出奇，鼓励大家多用水，用得多就便宜。这里的教训是，如果水价不反映它的相对稀缺程度，整个投资项目和布局，甚至我们养成的消费习惯，都没法做到合理。
再看看我们的垄断行业。印度现在移动电信商牌子已经发了15张，私营公司全进去了。最近有一个朋友从新德里回来讲，印度电讯服务的质量、价格比中国好很多啊。我们的手机是普及了，电讯也有了革命性变化，这是竞争决定的，印度变化比我们快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舆论却说，六家竞争太残酷，应该合成四家；四家好象也太多，就搞两家吧！要合并起来进世界五百强。原来不改革全国就一家超级公司，就是进五百强又有什么用啊？靠行政垄断获取的超额利润，讲到底就是增加各行各业的成本，最后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没有变化和进步，但是相对地看，市场开放还是远远不够。你看这个电力，国家审计局审计出来的东西，不得了的黑洞！这种黑洞在经济上都有含义，它会摊到所有生产厂商和老百姓头上去，会影响中国的竞争力。有好多好听的口号，实际上损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我过去开会曾批评过，全世界比如美国说管制，都是因为它有垄断，怕垄断祸害小的顾客，所以防止它价格太高。中国的管制管什么？是营运商要价格降低，政府说不能降低，降低了国有资产就流失了。全世界非常特别的管制模式！我们民航、电讯好几年都是这个矛盾。新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在讲演中说，我们管制价格总不能跟老百姓为敌吧。我以为新的管制思路要来了。但没过两天，发改委与信产部联合发文，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电讯价格政策，不准随便降价。这就卡在那里了，这可是国民经济的大行业啊，所以不要认为这个部分也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我的看法，还差得远。
当然还包括其他很多部门，如文化、出版、医疗等。今年领导人说了，医生不准拿红包，那相应要把医生的质量价格调过来。医生的劳动很特别，他定你生了什么病。我只知道难受，为什么难受？要不要吃药？要不要开刀？要不要使劲开？我都不知道。医生服务里头是两个价，一个是他懂怎么开刀，第二价是他不骗你，也就是说你得付一个价啊，让他说真话。现在我们的医院制度，开刀有补贴，不开刀没补贴，所以医生就倾向于给你开刀，什么道理啊？这是价格机制用错了地方。现在的舆论说医生黑心肠。我的看法，价格机制不全面起作用，光靠心肠挡不住的！
中国经济过去叫城乡两元，今天我看是另外一种两元：一块是以清楚界定的产权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经济；另一块是产权模模糊糊、价格机制不管用，或者不让它管用的经济。为什么不让价格管用？我研究多年的一个结论，是因为一旦让价格管用，我们的很多部门就不管用了。逻辑放在这里，如果不解决这个彼此替代的冲突，中国经济就会非常麻烦。甚至现在价格管用的那一元，其活力和生命力也会受到腐蚀和损害。
我们要当心，现在不单单是中国开放，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放。俄罗斯开放了，俄罗斯人的素质相当好，资源储备相当好，文化的相当有凝聚力；印度也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连朝鲜也考虑开放。他们各有各的竞争优势。所以不得不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靠渐进主义改革形成的新的两元经济，究竟能不能在追兵四起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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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周其仁教授讲演（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二
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今年迎来她的十周年生日。2004年9月16-18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庆祝自己十年走过的历程。18日下午中心教授周其仁做专题讲演。到会的易纲教授、梁能教授、黄海洲博士、杨壮教授也参加了讨论。分两期简报报道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
主持人卢锋教授：欢迎并感谢大家参加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今天下午的活动，是请中心资深教授周其仁先生作一场讲演。我知道大家迫不及待要听讲演，但还是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其仁教授的学术经历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周其仁教授早年下乡黑龙江，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其间悉心学习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观察经济现象，为他今后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打下一个基础。恢复高考后，其仁教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不久便一头扎进当时还是一个业余研究机构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活动，主要研究当时起步维艰的农村改革。1982到1989年，他在杜润生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农村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培养了他观察真实经济现象的持久兴趣。同时他很注重理论思考，学习经济学传统，通过把认识一般化的努力，力求达到理论层面的理解。他和同事们当年组织读书小组，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消化能获得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文献。他逐步认定，现代产权理论对解释中国的转型具有特殊的分析价值。
1989-1995年是周其仁教授的海外留学时期。先是访问游学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然后在加尼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博士。留学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加仔细地考察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理论思想武库所提供的十八般兵器，同时也使他有时间过滤以往的知识积淀，对亲身观察和经历的改革经验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审视和总结。1994年，他完成了长篇论文“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其中把广阔的观察视野、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精练的文字表达这三方面能力精彩地结合在一起，突出表现了他在运用产权理论观察和阐释转型经济大问题的出色能力。他当时写的读书笔记表明，他正在关注另一个方向的工作，就是将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结合起来，为一般化地分析公有制企业进行理论准备。这些工作，在现代产权的理论前沿和应用方面留下了一位大陆学者的思想痕迹。
1995年底，其仁教授决定回国来中心工作。他在北大上课可谓“棚棚爆满”，曾被同学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之一。1998年，他以“三网复合、数网竞争”一文，参与了当时电信开放政策的论战，对争论命题和实际政策演变产生了显著影响。他2000年完成“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一文，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对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的一般逻辑提供了独到的理论分析。同时，其仁教授还是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专栏作家。收录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等文集中文章，或长或短，或庄或谐，都是思想和文字俱佳的难得作品。
据我观察，其仁教授平时处事低调，不上电视，不接受记者的被动采访，从不写应景文字。但他最近回应郎咸平的长篇访谈，不但使经济观察报一时洛阳纸贵，也使他自己一不小心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不过，他今天要报告的是另外一个题目：《“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让我们欢迎周其仁教授讲演。
周其仁教授：中国是不是个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一个国际上被广泛关心的问题。从国内可以观察的现象来看，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市场经济的程度已经非常之高。一个四川农民，打个包袱，上了火车到全中国找工作。这个事情，印度可能就做不到。印度的劳动力市场远远没有像中国这样打通，语言不一样，种姓不一样，听说有各种各样的隔阂。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达与自由程度应该在世界上可数的。各种劳动合约，双方同意就订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在某些方面，比欧美、日本都要高。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以有今天这个竞争力，是跟这块相当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有关。
但我们这个经济里，还有一块是所谓“价格不管用”的。这里讲的“价格不管用”，有三个含义。第一是描述性的：有些资源不按价格机制配置，价格机制对这个资源的使用、消费、生产没有影响或基本没有影响。第二个含义有一点争论性。不少人认为，有些特殊资源是不应该由价格机制去管用，或者一旦价格机制管用，后果会极其严重。第三个含义是作为转型时期现象存在的：价格机制应该管用，也可以管用，但是现在还没有条件让它管用，改革就是创造条件让价格机制来管用。
什么地方“价格不管用”呢？第一，汇率到现在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我们官方的声明加了好多定语：有条件的、有管理的、以市场条件为基础的、单一的，实际上基本上还是一个固定汇率，就是以一个大体不变的比率盯住美元。汇率是货币与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究竟怎样是好，一直争论不休。我认为在讨论中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绞在一起：一个问题是币值要不要稳定；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比价要不要灵活。从1994年以后，中国的汇率机制与发钞机制基本一体化，这有很大好处，就是政府不能乱发钞。发展中经济、转型经济，社会矛盾压力很大，搞得不好政府会通过多发钞票去解决问题。很多转型经济，宏观稳定出现问题要害就在这个地方。
1994年以后，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从这个角度看非常好。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由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使得1994年定的1：8点几的汇率不能反映中国与美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这个汇率机制不调，就没有办法很好地配置资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不能动。难题是币值稳定和汇率灵活怎样分开处理。首当其冲的就是先要将汇率与美元的钩脱下来。但是无论怎么难，汇率没有足够的灵活性，压力总要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当前所谓过热，电力紧张，运输紧张，出口火暴，汇率误差是基本的。更大的麻烦是，汇率误差反过来影响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第二个是利率。说经济过热，吵来吵去，利率就是不能动。我不是说利率现在是否应当调，以及调多少，而是讨论利率是不是可以动的宏观经济调节工具。很多人认为利率在中国不管用。中国很特别，是公有制，是地方政府，借钱不还。问题是，如果中国人真能借钱都不还，银行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钱？实际上，还是有约束机制在起作用的。银行也做了很多改革，是还不到位。但是，既有不应该投放的钱投放出去的问题，也有该投放的钱不投放的问题。两类问题都存在，所以不可以笼统地说，由于中国有地方政府，存在公有经济，所有这个利率就失灵，唯一的出路只能靠窗口指导，靠行政干预。用这个办法来调控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大有疑问。从经验看，利率从来很管用，不但今天民营经济比例大的时候管用，十年前民营经济少的时候也管用。宋国青教授1998年有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是“利率至关重要”。现在还值得读，看看利率是否在实际上管用。利率本来是央行官员和专家操作的问题，现在变成一个公众讨论的问题，甚至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越讨论越不敢动，结果这个国民经济越不容易摆得顺。
可见利率这个变量，至少在观察层面上，它还不是一个受价格机制作用的变量。很多人认为这里头有很大“道德风险”因素。就是说，有人敢冒风险，出高利率，然后借钱不还。其实说利息是贷款的价格，这个说法我看不大对。一百块钱贷款的“价格”，不是作为利息的那每年三块钱或五块钱，而是连本带利的一百零三块或一百零五块！，与其它商品不同的是，用一百零几块的代价购买一百块的“贷款商品”，先付一个零头（利息），到期再还本。所以，天下没有人只看利率高低就决定是不是放款。从我们自己老祖宗晋商票号开始，就没有。债权人总要估计还款的可靠性。在还款可靠性相等的情况下，才是“出价高者得”。借口道德风险就宣布价格机制在利率上不管用，理论上就有漏洞。现在这么大一个国民经济，除了国有部分，还有民营经济，还有居民消费部分，如果利率杠杆不能让央行的专家系统灵活地决定，而是受其他压力团体影响来操作，这个经济能不能有一个所谓稳定的宏观环境，我是怀疑的。
今天上午讨论到资源浪费和资源紧缺问题。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喊什么缺实际上什么就浪费得利害。什么道理呢？因为“价格不管用”。今年全中国缺电，怎么缺的？缺电是前几年投资周期里就有问题！你说当时所有人都看走了眼，都认为电力过剩，都不愿意做电力投资，我们也就服了。问题是当时很多人早就看到要投资电力啊，浙江省打过多少报告，江苏省打过多少报告要建发电厂？是中央计划部门不批。几年前不批，现在缺电；然后再说，由于缺电所以非加强管制，里外里，审啊批啊派工作组啊，忙得不得了！这么大的国民经济，你怎么知道这个项目要不要上。有人说能预测需求。但需求可不是一个可观察的变量！需求跟价格有关。这杯水如果十块钱，它是一个需求量，如果一块钱那就是另一个需求量，你怎么知道到时候全世界人要用多少钢，你怎么知道哪些钢厂开着，你怎么知道到那时候韩国、台湾的钢厂还能不能维持下去！不完全知道！市场经济的路线，就是遇到不完全知道的事情，就由个人、企业分头去猜嘛！你要让个人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决定什么投资。我们在投资上不让价格机制起作用，然后到了电力紧缺时还不让价格机制起作用，为了保证居民用电所以电价不能动，电力紧缺你不动电价怎么办？派干部说服老百姓节约用电，怎么说服得过来？
再讲到水，你看我们这个水价，低到不能再离奇啦！然后全中国喊水的问题，喊水的紧张。喊吧，行为背后有机制作用。1996年杜老让我和国青去山西做一个水项目的研究。山西太原说严重缺水，要花一百几十个亿投资从黄河引水。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先参考青岛。青岛当年也是修了个大管子从黄河引水，叫“引黄济青”。主管部门想，“引黄济青”的水肯定要贵一点，因为成本高，将来贵的水一来怎么与现在便宜的水衔接？于是就把青岛的水价提高了一点。结果这个价格一提上去，青岛不缺水了，而大管子还没修好呢！最后青岛的水价那才叫出奇，鼓励大家多用水，用得多就便宜。这里的教训是，如果水价不反映它的相对稀缺程度，整个投资项目和布局，甚至我们养成的消费习惯，都没法做到合理。
再看看我们的垄断行业。印度现在移动电信商牌子已经发了15张，私营公司全进去了。最近有一个朋友从新德里回来讲，印度电讯服务的质量、价格比中国好很多啊。我们的手机是普及了，电讯也有了革命性变化，这是竞争决定的，印度变化比我们快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舆论却说，六家竞争太残酷，应该合成四家；四家好象也太多，就搞两家吧！要合并起来进世界五百强。原来不改革全国就一家超级公司，就是进五百强又有什么用啊？靠行政垄断获取的超额利润，讲到底就是增加各行各业的成本，最后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没有变化和进步，但是相对地看，市场开放还是远远不够。你看这个电力，国家审计局审计出来的东西，不得了的黑洞！这种黑洞在经济上都有含义，它会摊到所有生产厂商和老百姓头上去，会影响中国的竞争力。有好多好听的口号，实际上损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我过去开会曾批评过，全世界比如美国说管制，都是因为它有垄断，怕垄断祸害小的顾客，所以防止它价格太高。中国的管制管什么？是营运商要价格降低，政府说不能降低，降低了国有资产就流失了。全世界非常特别的管制模式！我们民航、电讯好几年都是这个矛盾。新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在讲演中说，我们管制价格总不能跟老百姓为敌吧。我以为新的管制思路要来了。但没过两天，发改委与信产部联合发文，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电讯价格政策，不准随便降价。这就卡在那里了，这可是国民经济的大行业啊，所以不要认为这个部分也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我的看法，还差得远。
当然还包括其他很多部门，如文化、出版、医疗等。今年领导人说了，医生不准拿红包，那相应要把医生的质量价格调过来。医生的劳动很特别，他定你生了什么病。我只知道难受，为什么难受？要不要吃药？要不要开刀？要不要使劲开？我都不知道。医生服务里头是两个价，一个是他懂怎么开刀，第二价是他不骗你，也就是说你得付一个价啊，让他说真话。现在我们的医院制度，开刀有补贴，不开刀没补贴，所以医生就倾向于给你开刀，什么道理啊？这是价格机制用错了地方。现在的舆论说医生黑心肠。我的看法，价格机制不全面起作用，光靠心肠挡不住的！
中国经济过去叫城乡两元，今天我看是另外一种两元：一块是以清楚界定的产权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经济；另一块是产权模模糊糊、价格机制不管用，或者不让它管用的经济。为什么不让价格管用？我研究多年的一个结论，是因为一旦让价格管用，我们的很多部门就不管用了。逻辑放在这里，如果不解决这个彼此替代的冲突，中国经济就会非常麻烦。甚至现在价格管用的那一元，其活力和生命力也会受到腐蚀和损害。
我们要当心，现在不单单是中国开放，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放。俄罗斯开放了，俄罗斯人的素质相当好，资源储备相当好，文化的相当有凝聚力；印度也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连朝鲜也考虑开放。他们各有各的竞争优势。所以不得不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靠渐进主义改革形成的新的两元经济，究竟能不能在追兵四起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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