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6年第18期（总第580期）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上）
发布日期：2006-04-11 10: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上）
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
2006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举行了一场别出新意的“两会”解读会，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讲演。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这一活动，本期简报报道前半部分内容。
“十一五”规划是一个综合性的纲领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辉煌成就。1980年讨论中国转型经济问题时，任何人都没有预计到中国在这30年里会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想200多年前工业革命时期，西方转型经济年增长速度一般在3.5％－4.5%之间，中国近30年发展速度高得多。
总得说来，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旨在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些人担心将来30年里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会不会不再保持9％的增长速度呢？中国该如何才能继续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呢？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正确地把握它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重要。“十一五”规划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引导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的行动纲领。世界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倡综合性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若想取得发展的辉煌成功，它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它不能拘泥于一两种政策，必须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和策略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模式很有特色，整个进程都是在政府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但是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发展计划和40年前计划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的计划特别详细，包括政府该如何做，每个部门该生产多少产品投入多少原料等等，而现在制定的是中国政府指导性规划。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是很有特点的，隐含的意思是说经济转型的模式有很多种而不仅仅只有一种，不同的转型模式带来不同特色的市场。当一个国家探讨市场经济甚至考虑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时，要注意“什么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此做选择时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价值观的特点做出最优的决策。
“十一五”规划强调“和谐发展”
“十一五”规划反复强调整个社会和谐发展，而不只单单强调GDP的增长。它强调“平衡发展”，比如强调限制城乡差距、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差距以及地区内贫富差距，还强调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仅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还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使整个国家可持续地发展。
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标准可以挑出最优的模式呢？我们将如何去衡量和评价政府的行为或者决策呢？“十一五”规划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再只注重GDP这一个指标，而是采用了一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衡量指标。第一个原因在于GDP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就拿美国来说，在过去五年里GDP一直在增长，增长率是2％、3％和4％等等，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公民却觉得自己生活水平在下降，不仅仅贫困人口在增加，而且中产阶级家庭实际年收入也下降了1500美元之多，因此美国在最近5年发展，如果只论其GDP它是成功的，但是论及人均收入它是失败的，甚至很多美国人担心美国这个富裕的国家却将要住满穷困的人民。
只关注GDP的做法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GDP不考虑折旧，如自然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恶化。拿美国来说，收入上升的同时环境越来越好，然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环境恶化的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好的衡量指标体系要包括环境指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它是度量人均收入和社会舒适程度的一个指标。
成功的市场经济立足于市场，但成功市场经济运转需要政府支持。讨论的焦点不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点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强调市场的缺陷，经济学说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亚当、斯密思想很精致，但最重要思想就是认为，市场象看不见的手一样调控着经济使之达到有效状态。对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阿罗、德布鲁在1950年代中期证明，完全自由放任市场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时才是有效的，后来我们主要研究不完全信息造成后果及其对市场意味着什么。研究结果可以概括为：斯密“看不见的手”本该通过个人与厂商利益最大化行动来促进社会福利，但很多时候它看不见其实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当信息与竞争不完全因而市场不完全时，市场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观察各个社会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源于政府干预太少或者干预太多，也就是说，政府有时候该做的没做而不该做的却做了。即使中国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太多，我们也要防止矫枉过正。
平衡经济中各个部门关系也不容忽视。农业是每个市场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无论在生产还是服务方面都是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政府需要重视五个方面，这也是“十一五”规划中所提到的，这五个方面包括：收入分配、创新、环境、宏观调控以及发挥市场作用。
“和谐”和“平衡”问题。中国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增长速度快而且还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平衡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市场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个问题涉及“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全球化和劳动力全球化。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不可以，政府认为对资本征高税的话，这些资本就会流到别的地方去，这就迫使政府对资本征税很轻；但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就差很多，政府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征税的话，劳动力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政府就把对资本的征税转移到对劳动力征税，使得劳动力税负很重。
工业发达国家在追求“贸易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发达国家对出口补贴，尤其是农业大量补贴。这个问题与中国有关。因为这些补贴太多。总的说来，发达国家农民50％收入来自政府，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而不是土地。发达国家这种做法是很成功的，补贴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在中国大家也在讨论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和如何发展农村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加入了WTO，农产品的价格会逐渐同国际价格保持一致，农产品价格会下降，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补贴会损害中国利益。
保持收入分配公平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它反映了市场失灵，中国向市场经济迈步的过程中同样会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收入差距是日本的3倍，在美国管理层的收入是普通员工收入的1000倍，这并不是意味着管理层比普通员工有效率1000倍。即使是完美的市场也不一定带来社会和谐，只是带来社会能接受的收入分配，因此政府要特别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十一五”规划强调“技术创新”
阿罗、德布鲁模型回答的最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市场会有效？这个模型没有讨论技术创新，即使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强项。标准德布鲁模型一个重要假设是“全球技术水平恒定不变”。有很多文献在讨论技术创新，讨论市场经济是否会带来最优技术投资和最优技术水平，其中有一篇很重要文献阐述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说在某些条件下市场是失灵的，即市场是非有效的或至少不是那么完全有效的。技术是一种公共品，而靠市场来提高公共品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距不在于自然资源的差距而在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如何鼓励技术创新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最近30年发展奇迹在于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来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强调“自主创新”，并且已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缩小差距还要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因此政府支持创办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尤其重要。
美国200多年前在宪法里规定了技术创新者拥有知识产权。但是知识产权体制并不总是完美的。首先，大多数关键技术的进步跟知识产权体制无关，比如诸如激光等基础性研究都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而知识产权体制只是在把这些基础技术成果转化成产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二，知识产权体制和别的产权体制存在很大差异，其它产权体制通过增加激励来提高效率，但是知识产权体制导致了垄断，而垄断破坏市场经济，要知道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竞争。德布鲁模型主要讨论竞争的作用，即使是不完全竞争也能带来比较令人满意结果。
理论上动态博弈有可能降低由垄断带来的对市场的扭曲，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是最优的知识产权体制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无论是静态博弈还是动态博弈都不可能降低这种扭曲。研发最重要投入是其它知识存量，但是知识产权体制使获得其它知识成本提高，因此提高了研发成本。19世纪怀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去申请专利，但是另外还有人也申请了专利，知识产权限制使得怀特兄弟没能如愿，而后果是飞机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飞机需求十分迫切，知识产权制度不得不让步后飞机技术才得以发展。这件事情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倘若当时知识产权制度不让步的话，今天飞机可能就不能在我们上空盘旋了。知识产权体制还会导致垄断，垄断降低投资研发的积极性，同时也限制其它公司研发活动。例如早在19世纪有人想申请制造汽车的专利，想用制造汽车思想建立卡特尔来保证汽车高价格，如果这个专利申请成功的话，福特就不可能发明现代汽车，也就不可能有现在汽车的普及。
WTO1994制定的TRIPs是一个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比如治病救人的药品），社会成本可能十分巨大。知识产权体制使受保护产品成本极高，让成千上万人（比如非洲国家的人）不能享用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尽管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知识产权体制仍然以制药公司等企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福利为出发点。
鼓励技术创新的方法很多，并且有些方法成本较小。知识产权就像征税一样，会使价格远高于边际生产成本，而且附加知识产权就像是只对生病的人征税，无论按照哪种社会福利计算标准，都不会说这样征税方式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在这样做。我们应该鼓励医药技术创新，但同时要保证产品生产出来了在市场上按照边际成本价格出售，保证产品市场上竞争让产品价格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技术研发合作来接触更多的技术创新项目，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技术创新而且还有利于减少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扭曲。
（周艺艺、卢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6年第18期（总第580期）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上）
发布日期：2006-04-11 10: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上）
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
2006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举行了一场别出新意的“两会”解读会，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讲演。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这一活动，本期简报报道前半部分内容。
“十一五”规划是一个综合性的纲领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辉煌成就。1980年讨论中国转型经济问题时，任何人都没有预计到中国在这30年里会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想200多年前工业革命时期，西方转型经济年增长速度一般在3.5％－4.5%之间，中国近30年发展速度高得多。
总得说来，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旨在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些人担心将来30年里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会不会不再保持9％的增长速度呢？中国该如何才能继续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呢？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正确地把握它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重要。“十一五”规划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引导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的行动纲领。世界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倡综合性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若想取得发展的辉煌成功，它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它不能拘泥于一两种政策，必须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和策略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模式很有特色，整个进程都是在政府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但是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发展计划和40年前计划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的计划特别详细，包括政府该如何做，每个部门该生产多少产品投入多少原料等等，而现在制定的是中国政府指导性规划。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是很有特点的，隐含的意思是说经济转型的模式有很多种而不仅仅只有一种，不同的转型模式带来不同特色的市场。当一个国家探讨市场经济甚至考虑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时，要注意“什么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此做选择时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价值观的特点做出最优的决策。
“十一五”规划强调“和谐发展”
“十一五”规划反复强调整个社会和谐发展，而不只单单强调GDP的增长。它强调“平衡发展”，比如强调限制城乡差距、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差距以及地区内贫富差距，还强调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仅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还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使整个国家可持续地发展。
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标准可以挑出最优的模式呢？我们将如何去衡量和评价政府的行为或者决策呢？“十一五”规划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再只注重GDP这一个指标，而是采用了一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衡量指标。第一个原因在于GDP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就拿美国来说，在过去五年里GDP一直在增长，增长率是2％、3％和4％等等，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公民却觉得自己生活水平在下降，不仅仅贫困人口在增加，而且中产阶级家庭实际年收入也下降了1500美元之多，因此美国在最近5年发展，如果只论其GDP它是成功的，但是论及人均收入它是失败的，甚至很多美国人担心美国这个富裕的国家却将要住满穷困的人民。
只关注GDP的做法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GDP不考虑折旧，如自然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恶化。拿美国来说，收入上升的同时环境越来越好，然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环境恶化的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好的衡量指标体系要包括环境指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它是度量人均收入和社会舒适程度的一个指标。
成功的市场经济立足于市场，但成功市场经济运转需要政府支持。讨论的焦点不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点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强调市场的缺陷，经济学说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亚当、斯密思想很精致，但最重要思想就是认为，市场象看不见的手一样调控着经济使之达到有效状态。对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阿罗、德布鲁在1950年代中期证明，完全自由放任市场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时才是有效的，后来我们主要研究不完全信息造成后果及其对市场意味着什么。研究结果可以概括为：斯密“看不见的手”本该通过个人与厂商利益最大化行动来促进社会福利，但很多时候它看不见其实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当信息与竞争不完全因而市场不完全时，市场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观察各个社会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源于政府干预太少或者干预太多，也就是说，政府有时候该做的没做而不该做的却做了。即使中国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太多，我们也要防止矫枉过正。
平衡经济中各个部门关系也不容忽视。农业是每个市场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无论在生产还是服务方面都是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政府需要重视五个方面，这也是“十一五”规划中所提到的，这五个方面包括：收入分配、创新、环境、宏观调控以及发挥市场作用。
“和谐”和“平衡”问题。中国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增长速度快而且还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平衡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市场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个问题涉及“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全球化和劳动力全球化。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不可以，政府认为对资本征高税的话，这些资本就会流到别的地方去，这就迫使政府对资本征税很轻；但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就差很多，政府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征税的话，劳动力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政府就把对资本的征税转移到对劳动力征税，使得劳动力税负很重。
工业发达国家在追求“贸易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发达国家对出口补贴，尤其是农业大量补贴。这个问题与中国有关。因为这些补贴太多。总的说来，发达国家农民50％收入来自政府，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而不是土地。发达国家这种做法是很成功的，补贴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在中国大家也在讨论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和如何发展农村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加入了WTO，农产品的价格会逐渐同国际价格保持一致，农产品价格会下降，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补贴会损害中国利益。
保持收入分配公平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它反映了市场失灵，中国向市场经济迈步的过程中同样会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收入差距是日本的3倍，在美国管理层的收入是普通员工收入的1000倍，这并不是意味着管理层比普通员工有效率1000倍。即使是完美的市场也不一定带来社会和谐，只是带来社会能接受的收入分配，因此政府要特别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十一五”规划强调“技术创新”
阿罗、德布鲁模型回答的最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市场会有效？这个模型没有讨论技术创新，即使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强项。标准德布鲁模型一个重要假设是“全球技术水平恒定不变”。有很多文献在讨论技术创新，讨论市场经济是否会带来最优技术投资和最优技术水平，其中有一篇很重要文献阐述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说在某些条件下市场是失灵的，即市场是非有效的或至少不是那么完全有效的。技术是一种公共品，而靠市场来提高公共品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距不在于自然资源的差距而在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如何鼓励技术创新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最近30年发展奇迹在于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来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强调“自主创新”，并且已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缩小差距还要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因此政府支持创办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尤其重要。
美国200多年前在宪法里规定了技术创新者拥有知识产权。但是知识产权体制并不总是完美的。首先，大多数关键技术的进步跟知识产权体制无关，比如诸如激光等基础性研究都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而知识产权体制只是在把这些基础技术成果转化成产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二，知识产权体制和别的产权体制存在很大差异，其它产权体制通过增加激励来提高效率，但是知识产权体制导致了垄断，而垄断破坏市场经济，要知道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竞争。德布鲁模型主要讨论竞争的作用，即使是不完全竞争也能带来比较令人满意结果。
理论上动态博弈有可能降低由垄断带来的对市场的扭曲，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是最优的知识产权体制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无论是静态博弈还是动态博弈都不可能降低这种扭曲。研发最重要投入是其它知识存量，但是知识产权体制使获得其它知识成本提高，因此提高了研发成本。19世纪怀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去申请专利，但是另外还有人也申请了专利，知识产权限制使得怀特兄弟没能如愿，而后果是飞机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飞机需求十分迫切，知识产权制度不得不让步后飞机技术才得以发展。这件事情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倘若当时知识产权制度不让步的话，今天飞机可能就不能在我们上空盘旋了。知识产权体制还会导致垄断，垄断降低投资研发的积极性，同时也限制其它公司研发活动。例如早在19世纪有人想申请制造汽车的专利，想用制造汽车思想建立卡特尔来保证汽车高价格，如果这个专利申请成功的话，福特就不可能发明现代汽车，也就不可能有现在汽车的普及。
WTO1994制定的TRIPs是一个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比如治病救人的药品），社会成本可能十分巨大。知识产权体制使受保护产品成本极高，让成千上万人（比如非洲国家的人）不能享用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尽管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知识产权体制仍然以制药公司等企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福利为出发点。
鼓励技术创新的方法很多，并且有些方法成本较小。知识产权就像征税一样，会使价格远高于边际生产成本，而且附加知识产权就像是只对生病的人征税，无论按照哪种社会福利计算标准，都不会说这样征税方式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在这样做。我们应该鼓励医药技术创新，但同时要保证产品生产出来了在市场上按照边际成本价格出售，保证产品市场上竞争让产品价格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技术研发合作来接触更多的技术创新项目，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技术创新而且还有利于减少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扭曲。
（周艺艺、卢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